共产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探索人类社会发展之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发展方向所做的科学的推断和预测。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人们对未来社会的探讨既没有科学的方法作为必要途径，也没有必然的客观规律作为支撑，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人们预见未来社会的双眼中，一方面充斥着幻想，一方面填满了猜测。他们往往从人的本性出发，从道德谴责的层面批判资本主义，并建立共产主义理论。普列汉诺夫[9]曾在其著作《论空想社会主义》中指出，乌托邦思想家们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建立在人的天性上，认为人应该遵循自己的本性，理性地追求快乐和幸福。
恩格斯认为，上述站在道德和法的制高点上的做法，并不能促使我们在人类社会科学发展的道路上前进，因为即便是再入情入理的愤怒，只要是站在道义的立场上，就顶多只能作为象征而存在，经济科学就坚决不会将其视为证据[10]。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始终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想无产阶级之所想，并运用科学方法深刻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探索人类社会，实现了特殊（阐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与普遍（得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辩证统一，指出人类社会是以现实的生产力即人类社会发展水平为基础，社会形态逐渐由低级走向高级的历史进程。
对于马克思的学说的科学性，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指出，马克思的学说之所以能够被最革命阶级视为精神的武器，是因为他的学说有全面坚固的知识基础、缜密深刻的研究论证和对以往学说的继承批判，从而得出毫无偏见和限制的科学结论。
2.共产主义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历史运动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异化”劳动的角度出发，对共产主义进行设定，他借助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现象加以揭示。通过对一系列“异化”现象的分析，“私有财产”这一概念得以产生，认为“私有财产”既是“异化”劳动的手段，也是其必然结果。而此时他也是从“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关系角度对共产主义加以论述，他指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的全面否定，因而也是对人的“异化”状态的全面克服，在此意义上它是人向其自身的自觉的、完全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11]，因而是对所有矛盾和多重斗争的真正意义上的解决。
在标志唯物史观正式形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产主义思想的发展因为有了唯物史观的保驾护航而挣脱了纯哲学的束缚，获得了科学的形态。马克思深刻批判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认为他们把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意识与具体的历史条件割裂开来，并用“德国哲学”这个绝对的意识对之加以衡量，因此他们意识不到社会意识来源于社会存在，其理论也因此丧失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以此为基，马克思对共产主义有了较之以前的革命性理解，他立足于资本主义的现实基础，认为共产主义脱胎于资本主义之中，共产主义的产生与资本主义社会力量的作用密不可分。从其关于共产主义的相关论述可知，共产主义并不是在遥远的未来，而是在当下的现实的消灭资本主义现存状况的运动中，“共产主义对于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12]，而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主体——共产主义者来说，所有问题的解决都在于通过自己的具体行动反对并改变现存事物，使现存世界革命化。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和批判集中体现在其花费毕生精力完成的巨著《资本论》中，他认为共产主义之所以具有现实性，就在于它是现实世界的现实的运动，而不是对未来社会进行教条地分析，他对新世界的合理探索与科学预期是以他对旧世界的全面分析和深刻批判为基础的。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止步于发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弊端，而是进一步揭示造成这些弊端的根源，从而发现资本主义发展中所内蕴的自我否定力量，以及其中所孕育出的新社会因素，在此之上预见未来社会。可见，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结论中，既有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又有对政治经济学的借鉴；既包含对旧世界的分析与批判，又有着对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建构。
3.共产主义是崇高的社会理想
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发展的生产力本身必然地内蕴着摧毁和瓦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力量，这就意味着共产主义社会的诞生决不是马克思教条地预设出来的，而是人类历史演进和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文中，马克思在阐述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时辩证地提出了“两个决不会”思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3]。这一思想既是对社会形态更替的探讨，也是对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的探讨。
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在每一阶段的前进和发展，都与生产力的空前发展息息相关，这是因为：首先，如果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将会重新面临贫穷甚至极端贫困的境遇，在这种生存状态之下，人们必然要去争夺满足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生活材料，如此一来，已经消逝的那些陈腐之物将会趁势而生。其次，人们的普遍交往必须建立在生产力普遍发展的基础上，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他民族的变革紧密相关。最后，作为结果，普遍的、世界历史性的个人将会代替地域性的个人。因此，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在生产力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给予充分肯定，他认为资产阶级在短期内所创造出来的丰裕的物质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14]。由此可知，在马克思看来，那种不能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发现隐藏着建立无产阶级社会之基础的物质条件，却武断地想要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都摧毁的做法，是荒唐透顶的。可见，离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共产主义就只能成为地域性的、小范围之内的存在，人类的普遍交往也将成为无稽之谈，因此，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实现“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15]。(www.zuozong.com)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其中低级阶段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指的是刚刚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社会，因而，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笼罩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子。而高级阶段则是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保留了前一阶段的积极成果并且克服了其中的旧社会的痕迹，因此可以说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社会。（参见材料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多的是从总体的方向和基本的特征出发展望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而从不描绘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细节和情形。例如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被强迫和局限在一个指定的活动范围之内，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在不同的部门内发展自身；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6]的“自由人联合体”；在《1857—1858年手稿》中，他指出人类社会在经历前两个发展形态之后，将会进入第三个“自由个性”的阶段。对此，列宁极为认同，并曾经指出，我们有绝对的理由去相信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将会得到空前的发展，但其具体的发展速度、发展方式、发展时间，我们现在却不得而知。因此，“我们只能谈国家消亡的必然性，同时着重指出这个过程是长期的，指出它的长短将取决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发展速度，而把消亡的日期或消亡的具体形式问题作为悬案，因为现在还没有可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材料。”[17]
4.共产主义是全新的社会形态
首先，从社会状况方面看，共产主义社会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社会。马克思认为，有怎样的生产力，就会有怎样的生产关系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社会形态，也就是说，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不同的社会形态，因为不同的生产力条件下，人们的生产方式也将变得不同，从而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化，人们所身处其中的所有的社会关系也将不同于从前。在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中产生了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交换的关系，人通过主观能动的实践活动对自然进行利用和改造，在此过程中“现实的个人”的活动能力得以形成，这种活动能力就是“生产力”；在生产活动中，人们的分工协助与合作催生出了具体的交往形式，即“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影响和制约着其他关系，但生产关系本身又是由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力作为一种物质力量，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和实践的历史性产物，它奠定了人类历史的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在此意义上，生产力是一种既得的存在，人类无法对它做出自由的选择[18]。
马克思在《资本论》“商品”一章中不仅提出了“自由人联合体”，还论述了实现这一设想的社会物质条件。他指出，当人们可以自主地进行社会物质生产活动时，人们就可以揭开现阶段笼罩在这一生产活动之上的神秘面纱了。而这种自主的活动只有在“自由人联合体”中才能存在，它的实现，需要获得丰富发展的充裕的社会物质基础，这一物质条件的获得只能是历史长期的、痛苦发展的产物。从中可以看出“自由人联合体”实现的一系列物质条件是长期发展的、历史积累的产物，马克思认为应该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充裕的物质条件，以此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物质基础，只有这样，在即将到来的新的社会中，现实的个人才不会过分奔波于生活资料的获得，社会中才不会存在阶级的划分，人们也才能真正论及他们的自由人格和自由生活[19]。
第二，从制度方面来讲，共产主义社会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马克思指出，只有推翻资本家的个人所有制，并代之以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资本主义才有可能得以消灭，在此基础之上他详细论述了废除私有制的主要结果（参见材料二）。可见，共产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私有制已被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以往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之上的资本对人的统治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问题将会得到有效解决。因为只有整个社会占有了全部的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商品生产才有可能被连根拔起，这样一来“物”对“人”的淹没和统治也将分崩离析。由此，人们不再会为了生存而无休无止地斗争，人将摆脱动物的世界而真正进入人的世界，无序的社会状态也将不复存在。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公有制终结了资本的统治，劳动从强制性的谋生劳动提升为自主活动，并由此而成为人的本质需要。马克思并没有对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具体形式作出具体的规划和详细的说明，但他指出，要把现阶段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转变成为具有自由性质和联合性质的劳动工具，使之服务于新的社会形态，使重建个人所有制成为现实。
第三，从社会关系方面看，共产主义社会是高度和谐的社会。在资本主义阶段，随着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为了缓解这些对立面之间的矛盾，为了将他们之间的冲突保持在适当的范围之中，就需要一种强制的力量出现，由此，表面上代表普遍利益、实际上维护资产阶级特殊利益的资本主义政治国家应运而生。恩格斯曾经指出：“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20]
在《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王国和社会改革〉》中，马克思就曾指出，只有消灭国家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社会生活与私人生活之间的矛盾，因为国家本身就是建立在这些矛盾的基础之上的。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他们与虚幻的资本主义国家处于直接的对立之中，因此，他们只有推翻作为虚幻共同体的资本主义国家，才能为自己自由个性的实现清理“地基”。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由于阶级必然地会消失，因此建立在阶级对立基础之上的国家的消亡也具有历史必然性。所以，在未来的“自由人联合体”中，那些全部的对个人进行统治和压榨的国家机器，将会和那些过时的生产工具一起，被人们置放在博物馆中去[21]。随着阶级的消灭和政治国家的被推翻，阶级斗争和阶级利益冲突也将不复存在，所有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趋近一致，真正的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将得以实现，一种平等、自由、和谐的社会关系将逐渐生成。
第四，从人的生存状况看，共产主义社会是每个人自由发展和全面解放的社会。与资产阶级旧社会的阶级对立不同的是，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每个人都将获得全面自由发展，而且只有实现每个人自由发展，才能让整个社会所有人都得到自由发展。马克思揭示了“现实的个人”的现实的活动和生活过程，以此为基础展开了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的探究。其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提出和论证一套全面的科学体系，更在于以此为根据，引导形成实现共产主义崇高目标的现实的变革运动，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将自己的理论视为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以期作为“物质武器”的无产阶级能在不断的人类解放的伟大事业中实现自己。马克思对人的自由发展和全面解放的探索并不是贴在其表面的标签，而是全面而深刻的融入其整个理论体系之中。他对资本主义对“现实的个人”的奴役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同时对其有利于“现实的个人”的积极方面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把“现实的个人”的现实解放归结为其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即变革现存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以期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22]。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人的自由发展和全面解放不仅仅是他追求的一种理想目标，更是建立在现实物质基础、客观历史发展规律基础上的必然性，不仅是对资本主义奴役人、压迫人的意识形态的批判，更是一种打破资本主义制度、推翻其现存物质基础的现实革命运动。“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23]而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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