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引发欧美国家逆全球化的原因和表现

2016年6月，英国通过全民公投，正式开始脱离欧盟。2016年11月，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随后开启了一系列“退群”行动，相继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最近，美国又宣布退出万国邮政联盟。2016年12月5日，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总理伦齐辞职。

相关资料显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上采取贸易保护措施的国家越来越多，保护性措施也在不断增长。同时，世界贸易增长幅度在2008年之后几乎陷于停滞，“逆全球化”的趋势在不断加强。

1.“逆全球化”的原因：资本主义国家陷入危机

冷战结束后，人们一度认为“冷战的胜利=资本主义的胜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胜利”，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政治经济的走向却并没有按照发达国家设计的剧本进行，一些没有料想到的结果成为发达国家不愿意看到的结局，有违发达国家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初衷，从而发达国家开始转向反全球化。

跨国公司之所以跨出国界，发达国家之所以推动全球化，目的不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走出贫困，而是在于其本国经济监管体制不断完善，工人意识不断觉醒，福利支出不断提高，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社会责任不断提升，从而其成本在大幅度提升，利润在大幅度削减，这是有违资本追求利润的要求的。因此，为了实现更高额的利润，发达国家将高能耗、低附加、高污染、低环保、高排放、低技术的产业向后发国家转移，并且通过设立高额的专利转让费获得超额的收益。这种方式支持了当今发达国家的产业升级经济飞速发展，其本质依然是“剪刀差”。

但是随着数十年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原本研发、管理、技术等部门也逐渐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就导致了发达国家经济实体的进一步缺失。留在发达国家内部的只剩下了虚拟的金融经济和各种金融工具及衍生品。当这种金融空转造出的泡沫不够那么大时，一切都还可以平稳运行，但是泡沫终究是泡沫，失去实体经济支撑的金融泡沫无法靠其自身支撑一个庞大的虚拟数字，金融危机的到来只是时间问题。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必然的，在2008年爆发则是偶然的，其结果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结束，发达国家高福利失去基础，高失业率随之到来，高税收无以为继，造成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占领华尔街”便是在这种情形下发生的。

与此同时，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加速崛起。从1991年到2016年的25年间，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G7）在世界GDP中的份额从2/3下降到不足1/2，而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则从7%左右上升到23%左右。^[5]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曾经的全球化积极推动者欧美国家为了维护其本国的短期利益，纷纷调转枪头，开始采取“逆全球化”的策略。尤其是特朗普上任以来，其传统的地产商人的思维方式，导致他更乐意采取贸易保护的策略来解决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负面影响，其背后是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和巨额财政赤字带来的压力。

首先，美国感到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地位相对下降。自20世纪80年代里根执政以来，新自由主义伴随经济全球化大行其道，最终酿成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金融危机造成美国经济增长几乎停滞，尽管实施多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刺激，但2007年至2016年年均增长速度仅2.8%，剔除价格因素后仅为1.3%，远远低于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美国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也一路下滑，从2000年的30%跌至2015年的24.5%。^[6]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12年发布题为“全球趋势2030：可能的世界”的报告，承认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地位将被中国超越，超级大国一家独大将成为过眼云烟，预测到2030年美国霸权将会终结。

其次，美国认为现有贸易体系对其不利。特朗普在首次国会演讲强调，“《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获得批准以来，我们的制造业失去了1/4以上的工作岗位，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们有6万家工厂倒闭”。美国认为世贸组织框架内以自由为特征的多边贸易体制对其不利，必须加以改变，按照“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签署更为有利的双边贸易协定。即使面临爆发贸易战的风险，美国认定其他国家会因为损失更大而屈服于美国的要求。2018年在德国举行的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由于美国强硬反对，会议公报首次未承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第三，巨额贸易赤字威胁美国安全。美国贸易逆差已经维持了41年，2016年贸易逆差高达5023亿美元，创最近4年来新高。美国的贸易赤字很长时间被认为是“没有泪水的赤字”。但俗话说，物极必反，巨额贸易赤字开始令美国感到不安，美国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在《华尔街日报》刊文认为，减少贸易逆差和吸引美国企业回流本土将促进美国经济增长，贸易逆差会导致外国利用贸易顺差的美元购买美国的重要资产，出现“通过并购而实现的征服”。美国认为，要消除巨额贸易赤字必须改变现行不利于美国的经济全球化规则。

冷战后，美国过度扩张损害了美国国力，拖累了国内经济。冷战结束后，美国本应转变冷战思维，顺应和平发展时代潮流，集中精力搞国内建设，但美国并没有这么做，反以“超级大国不退休”的姿态，以“反恐”为名对外多次动武，仅阿富汗和伊拉克两次战争就靡费6万亿美元。不仅如此，美国还大搞“亚太再平衡”战略，在亚太地区频频进行联合军演，强化冷战时期军事同盟。讽刺的是，特朗普一方面痛陈，“我们在海外花费数万亿美元，而我们的基础设施如此老旧”；另一方面却誓言推动国会通过新的预算案，让国防开支实现美国历史上最大一次增长。

巨额贸易赤字根子也在美国。美国贸易赤字的根源是美元霸权造成的。只要美元是全球贸易的硬通货，国际贸易不断增长，美国就必须通过贸易逆差以输出美元，来满足国际贸易的结算需求。20世纪80年代，美国曾经为贸易赤字和日本爆发贸易战，要求日本开放汽车等产业的市场，并强迫日元升值，结果并未改变美国贸易逆差趋势。贸易逆差只不过从日本转移到了墨西哥、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而已。美国要维护美元霸权，就不得不保持贸易逆差；而要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就必须放弃美元霸权，二者不可得兼。

美国制造业就业机会消失，主要原因在于技术进步。波士顿咨询公司报告指出，美国减少的500万个制造业机会中，近80%是因为自动技术的广泛应用和生产效率的提高所造成的。奥巴马在总统告别演说中，也承认这一点。英国《金融时报》认为，美国“逆全球化”而动，迫使工业生产回流，很可能会给美国的机器人而不是工人创造机会。

新自由主义是美国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的罪魁祸首。新自由主义主张彻底私有化、极端自由化、全面市场化。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为了更好地赚快钱，美国金融业的限制不断拆除，缺乏监管的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品层出不穷，金融和房地产泡沫不断膨胀，最终破裂酿成国际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沉重地打击了美国中产阶级，失去住房的家庭超过800万个，还有400万个家庭面临失去住房的危险。金融危机后，全职就业岗位大量消失，从而造成美国贫困人口飙升。据统计，每7个美国人就有1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至少4500万贫困人口生活困难。^[7](www.zuozong.com)

国际红十字会创始人杜楠说过：“真正的敌人不是我们的邻国，而是饥饿、贫穷、无知、迷信和偏见。”美国应该更多检讨自身的内外政策，而不要为转移民众视线而盲目指责别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大势所趋，不是洪水猛兽。美国简单地将国内问题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根本拯救不了美国国内经济失衡和社会撕裂的危机，反而会丧失许多国际合作共赢的历史机遇，这是任何明智的政治家所不应该作出的选择。

那么，面对这一“逆全球化”的思潮，中国应当何去何从呢？

2.“逆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选择

事实证明，用保守思维应对开放的世界注定是违背历史潮流的。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体系出现新变化，其主要特点就是全球价值链模式下中间产品贸易增多，全球生产由跨国投资驱动，服务贸易对生产网络的运转发挥重要作用，使其早已成为全球化发展的核心驱动力量。当前，国际分工越来越表现为相同产业不同产品之间和相同产品内不同工序、不同增殖环节之间的多层次分工。国际分工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逐渐由产业间分工发展为产业内分工，进而演进为以产品内部分工为基础的中间投入品贸易，称之为“产品内贸易”，从而形成“全球价值链分工”。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时代，全球经济体系与其说是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区分，不如说是以“全球生产者”和“消费者”来划分。全球生产和贸易模式正从“最终品贸易”转向“价值链贸易”。在新的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模式下，产品流动尤其是中间产品的跨境流动，实质上是参与全球生产的一个过程和流转环节。全球价值链革命造成中间品贸易在国际贸易中迅猛增长，这意味着与传统意义上的所谓“外需”已截然不同，在这种新价值链模式下，产品生产已具有“世界制造”的意义。“世界制造”正取代“美国制造”“德国制造”成为新的大趋势。

各国产业结构的关联性和依存度大大提高，一国产业结构必须在与其他国家产业结构互联互动中进行，在互利共赢中实现动态调整和升级，也因此才能获得资源整合、要素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全球共同发展的红利。中国作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环节，以及全球最大的中间品贸易大国，对全球贸易存在巨大的贸易创造效应。这意味着中国不但没有压缩，反而给其他经济体创造了更多的贸易机会。中国既是贸易自由化与投资便利化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更是贸易全球化的直接推动者。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数据，从2009年至2015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每年都在25%以上，且中国出口占全球的份额已上升至13.8%。

近年来，中国积极推进包括全面开放战略和“一带一路”“亚太自贸区”等在内的全球化进程。与之相反，2008年之后，一方面，美国举起保护主义大旗（数据显示，2015年美国实施贸易保护措施624项，为2009年的9倍。其中，美国采取90项贸易歧视措施，位居各国之首，成为限制贸易自由化最激进的国家）；另一方面，美国大力实施“本土化制造”，但美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依旧徘徊不前（根据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数据，2008年以来，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速滑落到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美国劳工部的数据也显示，其非农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自2015年四季度以来已连续三个季度下滑。2007年至2014年，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仅为0.5%，远远落后于1995年至2007年间1.4%的水平，这意味着“回归本土”战略对提升经济产出和要素效率并未产生实质性影响）^[8]。

毋庸置疑，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新调整期，其间发生的冲突与博弈正是这一变化的突出表现。从根本上说，商品、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是全球化繁荣的基础，一切阻碍这种要素自由流动的行为都无异于是对全球化的巨大挑战。因此，当特朗普逐步兑现他在竞选时宣扬的“修筑边墙”“撕毁贸易条约”“大幅提高关税”等“承诺”，并高举贸易保护主义大旗时，注定全球范围内的摩擦、冲突、碰撞将前所未有。

这对于积极倡导“全球化”、主张构建“包容性”发展的中国而言，无疑是一次重大挑战，但更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性机遇。中国需要推动新一轮全球化，以全球价值链重塑为契机，全面提升国家的产业结构竞争力，也需要更好地贡献治理理念和治理规则这样的公共产品，来创造新的全球化净收益。从这点来讲，“逆全球化”冲击既是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但也可能为全球带来一次重大变革机遇。在全球结构和秩序重构过程中，那些真正符合未来发展趋势的潮流和规则以及价值主张，才是最有生命力的。（参见材料二）

围绕“经济全球化”有很多讨论，支持者有之，质疑者亦有之。总体而言，“经济全球化”符合经济规律，符合各方利益。同时，“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为全球发展提供强劲动能，也带来一些新情况、新挑战，需要认真面对。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孕育兴起，国际分工体系加速演变，“全球价值链”深度重塑，这些都给“经济全球化”赋予新的内涵。在全球化的问题上，我们将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之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将继续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我们将加大放宽外商投资准入，提高便利化程度，促进公平开放竞争，全力营造优良营商环境。同时，我们将加快同有关国家商签自由贸易协定和投资协定，推进国内高标准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在有序开展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开放国内资本市场的同时，我们将继续推动人民币走出去，提高金融业国际化水平”。^[9]

“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为新的全球化时代开出的一剂良方。“一带一路”建设以“互联互通”和“产能合作”打通生产要素全球流动渠道，是中国引导“经济全球化”走向的实际行动。它努力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推动更加均衡、包容和普惠的“经济全球化”，为“经济全球化”打开新局面。其作用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提出了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应秉持的核心理念和实施路径。“一带一路”建设提出了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应秉持的核心理念：“合作共赢”。它植根于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则，合作共赢是其最鲜明的特色。它提出了“三个共同体”的新意识，即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三个共同体”的新意识植根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和波澜壮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以“责任共担、利益共享”为基本原则，契合世界各国人民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要进步的真诚愿望和崇高追求。它提出了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实施路径，促进各国实现联动增长、走向共同繁荣，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五通”成为21世纪联系亚非欧及世界各国的开放共赢的新合作模式。“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理念、“命运共同体”意识和“五通”实施路径，有助于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让它更好惠及各个国家、各类人群。

第二，破解全球发展不平衡和不平等问题。“经济全球化”遇到波折，最直接的触发因素就是发展的不平衡和分配的不平等。“一带一路”建设基于所有参与国家和地区的互利互惠，创造有效供给来催生新的需求，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和利益分配更公平，推动“经济全球化”持续健康发展。中国的优势产能和高端装备制造走出去，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需求形成互补，不仅有利于创造有效供给，还能带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技术进步，推动世界经济实现新的平衡。过去，一些发展中国家因为缺乏科技、运输等条件没有被纳入全球价值链，成为“被遗忘的角落”。“一带一路”建设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使这些发展中国家有机会搭上经济全球化的“列车”，参与到世界经济分工中来，提高工业化水平，并推动形成更高效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从而提升发展的公平性、有效性、协同性。“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参与国家和地区在基础设施、制造业、服务业、能源资源等多个领域开展广泛合作，形成多种形式的经济合作圈，实施多种形式的自由贸易政策，逐步形成自由贸易区网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为提振区域经济和世界经济、实现发展空间更平衡和收入分配更平等注入新的动力。

第三，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当今世界，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全球产业布局正在深刻调整，全球金融市场仍存在较大的风险隐患，但全球治理体系、贸易投资规则以及全球金融治理机制变革明显滞后，机制封闭化、规则碎片化的问题十分突出，难以适应新需求、解决新问题。这严重阻碍了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作用在减弱，而“一带一路”建设在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中的作用不断上升。“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对现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补充与完善，致力于推动沿线国家和地区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发展政策充分沟通，促进贸易投资、市场准入、海关监管等方面的制度相互兼容，从而实现优势互补，提升产能合作的效率，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一带一路”建设让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更多机会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中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继续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一带一路”建设坚持多边主义，维护多边体制权威性和有效性，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通过支持强劲的国际贸易和投资，促进世界经济重新焕发活力，推动经济全球化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