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知识论哲学主要是指从文艺复兴时期到19世纪上半叶的西方哲学。近代知识论哲学的创始人是培根和笛卡尔。培根发明了一种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的“新工具”，即科学归纳法。在他的全部哲学理论中，知识学方面的思想占了大部分，其著名的哲学学说大多属于知识学。与培根一样，笛卡尔对以往的哲学理论抱有深刻的怀疑。自1619年11月开始，笛卡尔就以数学为借鉴，设计方法论规则，并利用这些规则去研究各种科学问题。尽管在笛卡尔的全部哲学理论中，知识学思想所占比重不是很大，但其著名哲学学说多半属于知识学。在批判培根和笛卡尔哲学认识论的同时，康德和费尔巴哈构建了各自的认识论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真理观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启发。
1.英国经验论哲学先驱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的“四假相说”
针对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和神学贬损科学和知识，提倡蒙昧主义的荒谬主张，培根毕生大力倡导科学、推崇知识。培根认为，要发展自然科学，首先必须扫除科学发展道路上的障碍，而经院哲学就是这条道路上的一个最大障碍。经院哲学的典籍浩如烟海，但“实质上都没有新的内容”。[19]培根认为，造成这种现象有四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崇拜权威，迷信古人。培根指出，真理不是由权威产生的，而是由时代产生的，时代变了，旧时代的权威在新时代中就不再是权威了。其二，脱离自然，脱离实际。培根指出，迷信和宗教狂热是哲学和科学的敌人。其三，因循守旧，从众随俗。人们往往过高地估计以往知识，过低地估计自己的理智和能力，只在原有知识的范围里活动，不肯动脑筋创新。其四，烦琐论证，形式主义。经院哲学的研究方法是在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上争来吵去，根本不考虑论证的真凭实据。为了清除认识道路上的障碍，迎来科学的伟大复兴，培根分析了造成人们认识错误的根源，提出了著名的“四假相”说。所谓假相（又译偶像、幻像）是指阻碍人们如实地反映客观世界，获得真理性认识的主体心理障碍。他依据这些心理障碍的不同性质，把“假相”列为四种：（1）“种族假相”，是指人们在认识外部事物的过程中把人类的本性和万物的本性混杂在一起，导致歪曲事物的真相。培根指出，人们在观察事物、认识自然时，往往不是以宇宙（自然）的尺度为根据，而是以人的尺度为根据。如人在认识事物时常把人类特有的意志和感情，灌输到对事物的认识中，人的活动是有目的的，从而认为自然事物的活动也是有目的的，引出目的论，使事物人格化、拟人化。“种族假相’的基础就在于人的天性之中，就在于人类的种族之中。”因而是人们普遍具有的。（2）“洞穴假相”，是指个人所特有而非人类所共有的一种偏见。这种个人偏见或者来自个人的天性，或者因所受教育、所读书籍、所处环境的不同使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洞穴”，[20]从洞穴中观察外界事物犹如坐井观天，不能如实反映事物的全貌，特指个人认识的局限性和片面性。（3）“市场假相”，是指人们在交往中由于语言概念的不确定、不严格而产生的思维混乱。培根认为，这种假相最难排除。（4）“剧场假相”，是指因盲目崇拜某个学术权威，轻信某种流行的哲学体系或哲学教条，以及错误的证明法则，从而在人心中形成的假相。培根“四假相”说的矛头直指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因为经院哲学中主观性、片面性和盲目崇拜权威，任意臆造概念、术语的现象最为突出。培根从认识论角度，对错误认识产生的根源做了分析，提醒人们认识事物时不要被各种“假相”所迷惑。从方法论上讲，“假相”说是近代自然科学从自然界本身出发去认识自然的唯物主义方法。但是，培根把错误的根源说成是人类的不变“天性”，表明他不懂得认识对实践的依赖，不懂得错误认识产生的社会阶级和社会历史根源。
2.近代唯理论哲学的鼻祖法国著名哲学家勒内·笛卡尔（1596—1650）的唯理主义认识论
笛卡尔和培根一样，很重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他也把扫除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偏见，为科学发展开辟新的认识途径、提供新的认识方法，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培根在认识论上提出了唯物主义的经验论，而笛卡尔则提出其唯心主义的唯理论。在认识论上，笛卡尔否认正确的认识是对物质的真实反映，主张真实可靠的知识只能来自天赋的“理性”，是头脑所固有的。第一，笛卡尔极力贬低或否认感性认识在认识中的作用，抬高理性认识的作用。他片面夸大感觉的相对性，从而否认感性认识的真实可靠性。他说：“各种感官有时是会犯错误的，因而过分依赖曾经欺骗我们的事物，也是很鲁莽的。”[21]笛卡尔以蜡块受热而改变了性质和形状为例，说明人们不能凭借感官而认识这块蜡，“只有我的心灵才了解它。”[22]由此他错误地推断说：事物之被认识，并不是由于被看见或摸到了，而只是由于被思想所理解或了解了。第二，笛卡尔认为，认识的源泉在于人的理性本身中，人们由理性本身，即依靠“理性的直观”获得认识。在他看来，理性直观最根本最可靠，通过理性直观，可以获得一些简单明了具有真理性的观念，以此作为演绎推理的前提、出发点，而这样的观念乃是人生而具有的，是上帝赋予人心中的“天赋观念”。他把上帝的观念、数学公理和逻辑学的规则等都看作是“天赋观念”，它们是不证自明、清楚明白、头脑里固有的。人们凭“理性直观”获得“天赋观念”之后，就可以此作为进行演绎推理的前提，从而推演出一切真实可靠的知识，建立起全部知识的大厦。第三，关于认识真理性的标准，笛卡尔认为，“凡是我们十分明白、十分清楚地设想到的东西，都是真的。我可以把这条规则当作一般的规则。”[23]这就是说，凡是清楚明白地呈现于理性中的认识都是真的，否则就是假的。这种真理观以理性心灵的明白清晰作为真理标准，脱离社会实践，显然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在方法论上，笛卡尔主张从“天赋观念”出发，运用演绎法，引出一切可靠的知识来。他认为演绎推理必须前提可靠、推理严密、结论确实。而要实现上述要求，则必须遵守四项原则：第一条：“决不把任何我没有明确地认识其为真的东西当作真的加以接受，也就是说，小心避免仓促的判断和偏见，只把那些十分清楚明白地呈现在我的心智之前，使我根本无法怀疑的东西放进我的判断之中。”第二条：“把我所考察的每一个难题，都尽可能地分成细小的部分，直到可以而且适合于加以圆满解决的程度为止。”第三条：“按照次序引导我的思想，以便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一点一点逐步上升到对复杂的对象的认识，即便是那些彼此之间并没有自然的先后次序的对象，我也给它们设定一个次序。”第四条：“把一切情形尽量完全地列举出来，尽量普遍地加以审视，使我确信毫无遗漏。”[24]他要求对演绎推理系列中的各个环节进行全面列举和普遍审视，使各个环节之间具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而不要出现推理中的跳跃和中断。只有保持演绎推理的严密性，才能保证结论的确实性。总的说来，笛卡尔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同经院哲学宣扬的信仰主义、蒙昧主义尖锐对立的。他反对盲目迷信、顺从，要人们凭借理性，独立思考；他看到了感性认识的局限性，提倡运用理性演绎法，以取得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的知识，这对当时科学文化的发展和认识论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笛卡尔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也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他片面抬高理性认识的作用，而贬低感性认识的作用；他讲的理性认识，又是一个脱离感性经验的先验的领域，这就必然陷入认识论中的唯心论。他不懂得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靠不住的东西了。笛卡尔的唯理论哲学，对一切都诉诸理性的权威，不仅直接打击了盲目迷信和依据“权威”的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而且为人类思维提供了理性主义的认识方法和思维方法，并为后代的理性主义者康德、黑格尔所继承和发展。他的唯理论哲学还奠定了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基础，其心、物对立的二元论哲学突出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也促使人们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
3.德国古典哲学奠基者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的批判哲学认识论
《纯粹理性批判》主要研究认识论问题。康德的认识论不是要探讨知识的来源，而是要考察科学知识之所以可能的条件。在他看来，真正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知识只能是先天综合判断，因此认识论的中心问题就是要回答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康德认为，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是和人的认识能力密切相关的。为此，他把人的认识能力（理性）区分为感性、知性和理性（狭义的）三个环节或阶段，并分别考察了这三种不同认识能力所提供的知识的先天形式，以及它们的使用条件、范围和界限。
第一，“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康德认为，一切知识都是以逻辑判断形式出现的。根据判断中主项和谓项的关系，他把判断分为“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两类。所谓分析判断，是指谓项的内容本已包含在主项概念中的判断，如“黄金是黄色的”，“三角形是有三个角的”。所谓综合判断，是指谓项的内容是从外面加到主项上去的判断，如“物体是有重量的”，“金属是能导电的”。根据判断的主项和谓项之间的联系是否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康德又把判断分为“先天的”和“后天的”两类。所谓先天判断，是指先于经验或不依赖于经验而做出的判断。所谓后天判断，即经验判断，是指以感觉经验为基础，通过对经验事实的归纳而做出的判断。康德认为，一切分析判断都是先天的，因为这类判断的谓项只要依据矛盾律便能先天地从主项中分析出来，而无须借助于经验，因此它的主项和谓项的联系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而一切综合判断都是后天的，因为这类判断的谓项来自经验，而从经验中来的东西总是个别的、偶然的，所以它的主项和谓项的联系不具普遍性和必然性。康德认为，先天分析判断虽具有普遍必然性，但没有增加新内容，后天综合判断虽增加了新内容，但又不具有普遍必然，因此二者都不是真正的知识。在他看来，真正的知识应当是既具有普遍必然性，又增加了新内容的知识，而这种知识的逻辑形式只能是“先天综合判断”。所谓先天综合判断，是指谓项不是从主项分析得来的，但又必然地和主项联结着的判断。也就是既增加了新内容，又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判断。康德断言，先天综合判断是存在的，一切真正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知识都是由先天综合判断构成的。康德认为，科学知识即先天综合判断之所以可能，其条件就在理性自身之中。因此，他提出在认识之前，先要去考察我们的认识能力，即对理性自身进行批判。通过对理性的批判考察，康德认为，认识必须以心灵为必要条件，心灵是认识的主体，没有心灵我们无法思维，而且心灵必须有接受能力或感受性，即能通过感官获得对象，否则我们就没有思维的对象。所以，知识或先天综合判断所以可能必须依靠两个条件：其一，认识的主体，即心灵，它为我们提供知识的“形式”，知识的形式是先天的，即先于经验而为我们的理性本身所具有。其二，认识的对象，即现象，它为我们提供知识的“质料”，知识的质料不是先天的，而是外物作用于我们的感官而产生的表象。正是主体本身所具有的先天的认识形式，为知识提供了普遍性和必然性。所以，在康德看来，一切知识的确都来源于经验，但是，无论经验还是知识唯有通过理性的认识形式才是可能的。康德自称，他对“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这一问题的提出和解答，是哲学中的“哥白尼式的转变”。他认为，传统哲学在探讨知识的真理性问题时，总是按照“客观性原则”，强调一切知识都必须与对象一致，然而这样做不可能解决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问题。因此，康德提出新思路，即假定对象应当与我们的知识一致。他认为，这样的假定确能解决问题，因为这使我们能够在对象尚未授予我们之前就对于对象有所规定，以先天地具有关于对象的知识。所谓“哥白尼式的转变”，其实就是知识与对象之间关系的倒转。康德认为，不是知识必须符合对象，而应是对象必须符合知识，这样才能解决知识的先天性即普遍必然性问题。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理性的先天的认识形式，我们才能获得关于对象的真理性知识。所以，在康德看来，理性所提供的认识形式是科学知识即先天综合判断之所以可能的条件或根据。
第二，关于“感性”。康德的感性学说，即关于感性直观知识的理论。康德认为，感性直观是全部知识的基础，感性直观的形成离不开人的感性。他把“感性”规定为“通过我们被对象所刺激的方式来接受表象的能力”。[25]这里所谓的“对象”，指的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自在之物。康德认为，当对象刺激我们的感官时，对象在表象能力方面所引起的结果就是感觉。他把感觉看作是知识的起点，并认为，没有作为感官对象的外物的刺激，就不可能产生感觉。这是康德认识论中的唯物主义因素。但是，康德又指出，感觉并不等于感性知识。因为，在他看来，对象刺激感官所产生的感觉，并非事物性质的反映，而只是一种主观的心理状态或心理感受。例如，色、声、热的感觉就仅属于我们视、听、触的感性方式的主观结构。康德认为，我们只能把感觉当作主体里的变化，而不能把它真正当作事物的性质。所以，从感觉自身不会产生任何关于对象的知识。什么是感性知识呢？康德认为，感性知识就是感性直观，即“直接和对象发生关系的知识”。在他看来，感性知识是由两个因素构成的：一个是后天的感觉材料，一个是先天的直观形式，即空间和时间。对象刺激我们的感官所产生的只是一些零乱杂多的感觉材料，只有把杂乱的感觉材料纳入一个形式中，即用先天的直观形式对后天的感觉材料进行整理安排，才能构成具有普遍必然性的感性知识。康德由此得出结论，感性知识是后天感觉材料和先天直观形式的统一；其中，后天感性材料是消极被动的，先天直观形式是积极能动的；先天的直观形式，即空间和时间是感性直观知识成立的逻辑前提和必要条件。
第三，关于“知性”。康德认为，感性是我们的心灵在被刺激时接受表象的能力，“知性”则是“心灵从其自身产生表象的能力”。感性的缺点是不能思维，因此必须进到知性。康德所谓的知性，是指心灵凭借先天的概念、范畴思维对象的能力，即把杂乱而无联系的感觉材料综合统一，以形成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科学知识的一种先天的认识能力。由此可见，在康德看来，构成知性知识即自然科学知识的要素有两个：一是感性直观，二是知性思维。前者提供杂多的表象即感觉材料，后者通过概念对感觉材料进行思维，以构成知识。直观和概念是构成一切知识的两个基本要素，也可以说是知识的两个源泉。康德指出：“如果没有感性，对象就不会被给予我们，如果没有知性，就不能思维对象。思维无内容是空的，直观无概念是盲的。”[26]康德认为，感性和知性各司其职，各有各的功能，感性能直观而不能思维，知性能思维而不能直观。因此，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构成既包含经验内容，又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识。康德认为，唯理论和经验论各执一端，都是片面的，因此他强调必须把感性和知性、直观和思维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产生真正的科学知识。应当说，康德的观点较之唯理论和经验论，确实是认识史上的一大进步。(www.zuozong.com)
第四，关于“理性”。康德认为，我们的一切知识都从感官开始，从那里进到知性，而以理性结束。康德所谓的理性（狭义的），是指人的心灵中所具有的一种要求把握绝对的、完备的、无条件的知识，即超越现象而把握自在之物的最高的认识能力。在康德看来，感性和知性所获得的都是现象界的知识，都是相对的、不完整的、有条件的，然而，人类理性有一种“自然的倾向”，即不满足于相对的、无条件的东西，而要求把握绝对的、无条件的最高统一的整体。理性所要把握的最高的统一整体就是“理念”。所谓理念，即“纯粹理性概念”，“是指其对象不能在任何经验中表现出来的那些必然的概念”。[27]康德认为，理性要超越现象认识本体，而它本身又没有认识工具，只能借助知性范畴，但是，知性范畴只对现象界有效，而不能用来规定本体即自在之物。如果用知性范畴去规定本体，去追求全部经验的完整统一，那就是用有限的概念去规定无限的整体，就会陷入矛盾和谬误的推论之中。他认为，旧形而上学之所以是伪科学、假知识，其原因就在于此。康德指出，由于理念是先验的，只能存在于理性的活动中，因此可以从理性的推理功能中找到理念的来源。
通过对旧形而上学的分析、批判，康德论证了知性范畴只适用于现象界而不适用于本体界，因此，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自在之物是不可知的。但是，康德认为，实践理性高于纯粹理性，在认识论即在纯粹理性的范围内不能解决的问题，可以在道德实践的领域里得到解决，因为人不仅是认识的主体，也是实践的主体。自在之物，例如“上帝”虽然不是知识的对象，但在道德领域里却有着实践的意义。于是，关于纯粹理性的批判就合乎逻辑地过渡到实践理性批判。
4.德国人本学唯物主义哲学家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08—1872）唯物主义的反映论
在认识论上，费尔巴哈批判了康德割裂本质和现象，否定思维和存在同一性的不可知论；同时也批判了黑格尔把思维和存在统一于“绝对观念”的唯心主义可知论。坚持了唯物主义反映论和可知论的观点。
第一，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费尔巴哈认为，哲学的“中心点”亦是认识论的“中心点”，应该是思维与存在同一的问题。人和自然界是统一的，在这个统一体中，人是主体，自然界是客体。在人身上思维与存在的统一表现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没有客体就没有主体；人反映自然，客体怎样，主体也就怎样；无主体就无思维形式，无客体就无思维内容，二者缺其一就构不成认识；只有把主体和客体结合起来，才能真正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费尔巴哈从思维和存在同一性出发，认为认识是外界事物作用于人的感官的结果，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他承认世界是可知的。
第二，感觉是认识的起点和基础。费尔巴哈强调感觉在认识中的作用，把感觉看成是认识的起点和基础。他认为，客观事物作用于我们的感官引起的感觉，是我们认识的唯一源泉、基础和出发点；只有感觉的、经验的东西才具有直接现实性，因为它不需要任何中介而直接地反映客观世界。他说：“我跟那些闭目静思的哲学家是天差地别的；为了进行思维，我需要感官，首先就是眼睛，我把我的思想建筑在只有借助感官活动才能经常不断地获得的材料上面。”[28]这就是说，感觉是先于思维的，人必须从最简单的最可靠的和最明晰的感觉出发然后走到抽象的思维去；哲学只有以感觉直观经验而不是以精神、自我为开端，才永远有思维的材料，才能无限地发展，否则将由于缺乏经验基础而趋于枯竭。费尔巴哈对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的论述是正确的，只是有时他又过分强调了这种作用，甚至把它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这显然是不恰当的。费尔巴哈同时也承认抽象思维的存在，在强调感觉对认识的作用的同时也重视理性在认识中的作用。他认为没有思维的感觉，只能是感知对象而不能理解对象。
第三，真理的客观性及其标准。费尔巴哈承认客观真理的存在或真理的客观性。在他看来，真理性、现实性、感性的意义都是相同的。强调人的知识是对事物的反映，要按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事物。“在感觉里面，尤其在日常的感觉里面，隐藏了最高深的真理”[29]在真理的标准问题上，他主张真理的唯一标准乃是直观；只有那通过感性直观而确定自身、修正自身的思维，才是真实的、反映客观的思维。有时他又主张，“类”是真理之最终尺度；同“类本质”相一致的就是真理，不一致的就不是真理。他认为，仅仅按照个体性的尺度来思想，那就是与别人无关的主观的想法；如果在“类”的尺度中来思想，就是大家都能够想到的，就是真理。可见，“类”是真理的尺度，无非就是说人们共同一致的认识就是真理。他说：“理论所不能解决的那些疑难，实践会给你解决。”但是，费尔巴哈所说的实践，有时是指感性直观，有时是指经验事实，而更多的是指人满足生理需要或“利己主义本能”的活动，如吃、喝、爱以及人们之间的日常交往等，而不是指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社会实践。也正是由于他不了解实践的科学内容，所以在真理的标准问题上陷入了混乱甚至于走向怀疑。
总之，费尔巴哈在认识论问题上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有成效地批判了康德的不可知论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可知论，为发展唯物主义认识论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但是，由于他的认识论是从其人本主义的立场出发，离开科学的实践观和辩证法去谈认识世界，因而只是把自然界看成是单纯的客体，不了解它首先是实践的对象、改造的对象，把人对客观世界的反映看成是直观的、消极的、被动的反映。这种缺陷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30]
总的来看，近代哲学的特征主要是怀疑精神和经验方法，普遍的怀疑精神是近代几乎所有哲学家和科学家的基本原则。培根代表着实验科学的哲学，笛卡尔代表着自我意识的哲学，从培根和笛卡尔开始，哲学才把重心转移到认识论问题上。认识论问题说到底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就是主观精神如何实现对客观世界的认识问题，因此17世纪至18世纪西欧哲学的主要兴趣表现为对认识的来源、过程及其真理性等问题的探讨，最终竟形成了经验论哲学和唯理论哲学的尖锐对立。无论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其初衷都是试图说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尤其是试图建立起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但都没有形成科学的真理观，这一历史任务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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