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人大量迁入是明清至民国时期藏彝走廊中民族流动的重要特点。尽管秦汉以来已有汉人进入岷江上游、大渡河中下游和雅砻江下游一带[57]，但到明代以前，汉人在藏彝走廊的活动主要限于大渡河以东地区。这种局面在明清时期开始发生改变。明中叶以后，从东向西穿越藏彝走廊的川藏路开始成为联结中央与西藏地方的交通要道。[58] 1720年、1727年清朝两度经四川向西藏进兵，使川藏线的地位和重要性得到进一步凸显。为了保障川藏线畅通，清康熙时期开始在川藏线沿途及重要隘口设置塘汛和粮台，并派四川绿营汉兵进行驻守。这带来了两个重要结果：一、驻扎于川藏沿线的汉人官兵逐渐开店经商、垦荒耕种，并与当地藏民通婚，相当一部分开始向移民转化；[59]二、随着汉人官兵驻防带来安全保障，内地的汉商、官员及其随从、夫役、船工、内地流民、矿工、土司雇募的汉人文书、通事等各类身份的汉人也纷至沓来，汉人开始呈点线状分布于川藏线沿途，其中尤以汉商居多。从乾隆到嘉庆时期，受川省人口膨胀与土地压力的影响，也有相当数量的汉人进入当地从事垦殖与开矿。[60]故清代以绿营驻军入驻川藏沿线为先导，开启了汉人向藏彝走廊地区大规模移民的浪潮。
清末、民国时期汉人进入藏彝走廊的数量、规模进一步扩大。1904年英军入侵拉萨，为应对严峻的边疆危机，清朝加强川边经营，派赵尔丰在川边地区改土归流，大力推行办学、屯垦、练兵、开矿与通商等新政措施，以各种优惠措施吸引内地汉人前往垦殖，导致大量汉人迁入。据载当时“移民开垦，裹粮出关者以万计”[61]。进入民国时期，从1912年尹昌衡率陆军五千西征，到1930年“大白事件”及之后刘文辉24军进驻康区，由于其时川藏纠纷和局部战事不断，陆续调戍的汉人军队普遍分布于康定、巴塘、理塘、甘孜、昌都等各主要城镇，他们中许多人后来均在当地落籍。据统计，仅民国之初的10年间，进入川西藏区的汉人就达七八万之多。[62]其后，抗日战争爆发、西康建省和汉藏商贸复苏等因素，再次推动了汉人向藏彝走廊地区迁移浪潮。此时进入的汉人其身份类型也更趋多元，包括采药夫、各类工匠、政府官员及杂役人员、背夫、无业流民、各类考察人员等，其中又以垦民、矿工与商贾为主。据周太玄《西康通志》载：“康定人口自抗战以来已年有增加。据最近调查，实已超过二万。其中汉人约占十分之六七。”[63]
需要指出，清代、民国时期大量迁入藏彝走廊北部的汉人，在当地并未或者说主要未作为独立民族存在，而是迅速同藏族发生密切交融。交融的主要途径是通婚。由于清代、民国时期进入的汉人主要为官兵、商人、垦民和各类工匠，均为单身男性，加之边地遥远、环境艰苦，故汉藏通婚往往成为迁入汉人的普遍选择。《西康之种族》对当时康地汉藏通婚情形曾有如下描述：“官商兵卒，在西康各地，安家落业，娶夷为妻者，尤指不胜计，近今三十年，西康之歧种人（指汉藏通婚所生后代，当地藏语称“扯格娃”，即“半藏半汉”之谓），已遍布于城市村镇各地，真正夷族，则须深山内地，始能寻觅矣。盖清末之数万边军，及各地垦民，无不在西康娶妻生子，川陕各地商民，在村镇经营商业者，亦多娶夷女辅助。”[64]足见汉藏通婚之广泛程度。[65]汉藏通婚不但使大批汉人落籍于当地，同时也带来汉、藏民族的深刻交融。由于当地为高原，迁入汉人不得不选择藏族的生活方式以适应高原环境，加之汉藏通婚，所以汉藏通婚家庭中的汉人在两三代以后，无论其本人还是后裔的生活方式均逐渐趋于藏化，几与当地藏族无别。所以，清代、民国时期大量汉人迁入藏彝走廊北部所带来的汉、藏互动，其结果主要表现为“汉”向“藏”的融入。对此，民国时期长期驻防理塘的曾言枢曾作了这样的阐释：“汉人每每存意同化康人，入康久居，娶妻生子，亦自不觉间，装、靴、带、剑、语言、皮肤，俱康化矣。入其环境，有其环境之需要，所以理想不胜事实，固有其必然性在。”[66]不过，这种融合实际上是双向的，一方面，因为汉藏通婚和适应环境的需要，落籍当地的汉人几代之后大多融入藏族之中；另一方面，这些汉人又把汉文化因素带入当地的藏文化之中，形成当地人所说的“倒藏不汉”“汉人不纯，藏人不藏”[67]即汉、藏杂糅的文化状态，这大幅度提升了当地藏族在藏、汉文化之间的兼容性与中间性，也增添了藏彝走廊作为“汉藏边界”在汉、藏之间的连接性与纽带作用。(www.zuozong.com)
清代、民国时期汉人大量迁入所造成的大规模汉、藏互动与文化交融是近代藏彝走廊地区最令人瞩目的民族现象，不仅导致该区域中汉、藏文化在广度与深度上的进一步糅合、交融，也使藏彝走廊在东西方向上同时成为汉、藏民族交流互动的通道以及学者们所称的“汉藏民族走廊”。[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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