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藏历史：民国时期康区的藏人称谓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对康区藏人的称谓主要有以下四个系统：

1.承接历史传统的“番”和“西番”，并形成“番人”“番民”乃至“番族”等称谓。

2.在“康”及“西康”地域概念基础上形成的“康民”“康人”“康族”等称谓。

3.按藏语及藏人自称的“博”，实为藏人对自己的泛称。

4.与汉人相区分情景下的“夷”“土人”“边民”等称谓。

在以上四种称谓中，“夷”“土人”“边民”是汉人指称“非汉”人群的泛称，并无特定含义；“博”是藏人对自己的统称，并不特指康区藏人。唯有“番”“康”两种是民国时期对康区藏人的主流称谓，兹对两者之语境、内涵作一讨论。

先说“番”。尽管明清时期汉文文献亦将东北、南方以及台湾的非汉人群称作“番”，但汉文文献所称青藏高原地区的“番”却有着特定的来源与内涵。吐蕃灭亡以后，自宋代开始，汉文文献往往将青藏高原原吐蕃占领区域的人称作“吐蕃”“蕃之遗种”“吐番”等。到了元代，“蕃”这一名称已不太使用，而逐渐为“番”所替代。^[30]《元史》中将西藏称作“西番”，将西藏僧人称作“西番僧”。^[31]到明清时期，用“番”和“西番”来指称青藏高原以藏人为主体的人群逐渐趋于固定。^[32]到清代后期，由于作为地名的“藏”开始逐渐演变为对西藏人群的称谓^[33]，在此基础上也出现了“藏番”一词，“藏”是地名，“番”是族名，意指“西藏的番人”。在民国时期，“藏番”与“西番”往往同时被使用。任乃强《西康视察报告》记甘孜县：“甘孜县，跨雅龙江上游，当炉霍之西，与藏番接境。”^[34]因当时德格等地尚为藏军所占，故称甘孜“与藏番接境”。可见其时，“藏番”也成为指称西藏藏人的特定称谓。马长寿《中国西南民族分类》一文中，在“藏缅族系”之下把“西藏群”和“西番群”分为两个不同的群，很大程度正是缘于此背景的影响。

需要指出，明清以来“番”和“西番”虽主要指称以藏人为主的群体，但因在西南地区藏人多与其他民族交错比邻，故汉文文献亦多将与藏人比邻并与之有密切联系的民族如羌、纳西、怒族等也称作“番”。如《明史》记：嘉靖二十五年（1546）“四川白草番乱”^[35]万历十三年（1585），“四川松茂番作乱”^[36]。这里所言“白草番”“松茂番”均应指羌人。^[37]马长寿划分的“西番群”中，包括“西番”（康区及川西北藏人）、“么些”（纳西族）和“怒子”（怒族）三部分，正是承袭了汉文文献通常所称“西番”的人群范畴。由此可见，“番”和“西番”虽是承袭历史传统的称谓，但却存在明显的缺陷，即其内涵较为宽泛，外延也相对模糊。也就是说，民国时期的“番”和“西番”虽用以指称康区藏人，但其概念和所指范畴更大，并不仅限于康区藏人。

与“西番”相比较，民国时期出现的内涵固定并确切指称康区藏人的乃是“康人”这一称谓。

“康”作为与“藏”相对应的地域概念的强化主要始于清末赵尔丰经营川边。1904年，面对英军攻入拉萨带来的西藏危局，清政府派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经营康区，推行改土归流、兴学和兴办实业，揭开了康区社会近代化的序幕。赵氏康区经营的重要成果之一，是导致了“西康建省”思路的萌芽。这集中体现于傅嵩炑于1911年前后撰写的《西康建省记》一书。^[38]该书首次强调了“康”作为独立行政单元的地位及与“藏”的区分：

譬之藏为川滇之毛，康为川滇之皮，藏为川滇之唇，康为川滇之齿，且为川滇之咽喉也，岂第藏为藩篱而康为门户已哉！政府及川滇人士于藏固不可忽，于康尤当念念不忘，乃何以竟不知有康……光绪三十二年秋，政府知番地之不可不经营也，创设边务大臣驻适中之巴塘，即驻康也。康地在川滇之边，故名曰督办川滇边务大臣，而未以驻康名者，政府之误也。然亦误于光绪三十一年，川督锡良奏派赵尔丰往办巴塘军务，不曰西康军务，而曰炉边军务，一误再误。无识者更称康为藏，恐数千里之康地将于无形中消灭焉。(www.zuozong.com)

康与藏不分，康必将不利，恐继英藏条约而起者，不待立英康条约也，康藏界限乌得不亟早分之……故凡炉关以西只能谓之西康，丹达山以西乃可谓之西藏，以定名称而正疆域。^[39]

上述观点和思路，不但强化了“康”的概念，也成为日后西康建省之滥殇。

民国时期，使“康”的概念强化并日渐与“藏”相区分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1912年至1940年康、藏之间发生的三次军事冲突与对峙。因三次军事冲突均涉及康、藏之间地理分界问题，在此背景下，不仅“康”和“藏”的区分进一步强化，“康”作为独立行政区域也进一步得到强化。这在三次康藏纠纷档案中得到清楚的反映。民国20年（1931）蒙藏委员会呈行政院的报告中称：“案查康藏纠纷一案，自藏军占据甘瞻两县，捕去地方官吏后，经本会电达达赖严加诘问，康委员径向藏军妥为交涉，要求分别撤退、释回，均不见效，且涉及康藏界限问题。”^[40]刘文辉于1937年给南京的电文中也云：“……扎萨在边一日，康、藏亲善一日……赖中央德威远播，使渡江藏军撤回，不至影响康、藏现状。”^[41]其时，康、藏之间地界明显，且区分甚明。1932年国民政府女密使刘曼卿途经康区赴拉萨，从巴安（今巴塘县）向西行即称“出康”。^[42]

民国时期，使“康”概念得到强化的另一个因素则是西康建省。尽管民国初年傅嵩炑在《西康建省记》中已提出“西康建省”主张，但直到1939年西康方得以正式建省。尽管西康建省后所辖地理范围包括了“康属”“宁属”“雅属”三个部分，但“西康省”的建立及其名称，无疑大大强化了“康”之地理区域及以此为基础的“康人”概念。在西康省的公文、函件中，普遍将康区藏人称作“康族”。“康族”和“倮族”也成为西康省对康属、宁属土著族群的通行称谓。西康省训团有关教育的议案中即写道：

康族、倮族各有其语言文字，国语国文并不通行，故推行社教，首宜避免或减少用国语国文……先能用（或参夹用）其本有之语文来施教更佳，最好施教者中有他们本族的份子，更应避免批评康族之宗教及正面攻击其风俗习惯，以免引起反感。^[43]

在西康省训团第四期学员简历册上载有460名学员的基本信息，其中2名康区藏人学员即被明确标注为“康族”。^[44]

西康省建立后，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还意欲在“康人”基础上构建省际认同和跨民族的“康民”概念，其在1943年对干部训练班的讲话中谈道：

有一个观念，必须附带纠正。这个观念是什么？就是“康民”或“康人”这个名词。过去所称“康民”或“康人”，其意义是指“康族之人民”而言；今日所为“康民”或“康人”，应该是指“西康省之人民”而言……到今天还是有以康民或康人代表康族者，这本是一个很小的错误，因为建省甫成，旧观念一时还未打破。我不过举出这个例证，希望大家随时培养对新西康的一切新观念。^[45]

刘文辉显然试图以强调省际认同的“康民”概念来消弥和整合西康省境内的不同民族，以达到增进西康省各民族团结之愿望。因这只是一种政治上的提倡，故西康省时期涵盖“康族”“倮族”和汉族的所谓“康民”一词并未成为一个通行概念。在人们日常的观念及语境中，“康人”“康民”仍主要用以指称康区藏人。但在西康省建立后，由于官方公文、函件中开始普遍使用“康族”一词来指称康区藏人，所以，在对康区藏人的称谓上，“康族”一名不但在西康建省后得到极大强化，也成为民国时期对康区藏人最准确和最具特点的称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