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藏历史：探索白利土司宗教态度

综上所述，对于白利土司顿月杰的宗教态度及固始汗消灭白利土司这一历史事件，我们大致可得出以下认识：

（一）白利土司被消灭的主要原因是与格鲁派的交恶。这正是固始汗进兵康区的理由。双方的交恶，就白利一方来说，乃是因为格鲁派“没有能保证蒙古人不进攻康区”，遂与之积怨；就格鲁派方面来说，则主要是顿月杰与反格鲁派的却图汗结盟，共同阻断“汉藏黄金桥”并在境内毁坏格鲁派寺院、迫害其僧人。因此，白利土司被消灭主要并非宗教原因，而是政治的原因，是由当时卫藏地区藏巴汗与格鲁派两大势力角逐及由此所牵涉的藏、蒙之间以及青海、康区之地缘政治格局所决定。

（二）白利土司顿月杰并不是一个“敬奉苯教，仇恨一切佛教”的宗教极端者。事实上，白利土司顿月杰在其执政的大部分时期尤其是执政前期，在宗教上均采取了兼容并包政策，并与噶玛噶举、萨迦、主巴噶举、宁玛甚至包括属于格鲁派的昌都帕巴拉三世等各教派高僧均维持着良好的关系。即便是1639年固始汗进攻康区前夕，顿月杰在写给藏巴汗的信中仍说要：“一同供养卫藏和康区的佛教徒和苯教信徒。”其实，顿月杰之所以获得“敬奉苯教，仇恨一切佛教”的坏名声，主要由两点造成。其一，是在固始汗进攻康区过程中拘禁藏传佛教各教派高僧。但此事发生在固始汗进攻康区过程中，据记载，固始汗进攻康区后，顿月杰及其属下“逃至边远稳固之处”^[48]。从各教派高僧是在顿月杰被俘后才获得释放看，他们显然一直被顿月杰带在身边。所以，将这些高僧扣为人质很可能是顿月杰面对固始汗进攻以图自保的一个临时性举措，不代表其一贯的宗教态度与做法，并不能以此得出顿月杰“仇恨一切佛教”的结论。其二，与《五世达赖喇嘛传》的记载颇有关系。五世达赖喇嘛是格鲁派同白利土司交恶的亲历者，对顿月杰因怨恨格鲁派“没有能保证蒙古人不进攻康区”而在其境内大肆毁坏格鲁派寺院、迫害其僧人的行为^[49]，五世达赖喇嘛极端憎恨与厌恶，称：“这个白利土司十恶不赦，他是应该进行诛灭的主要对象。”^[50]又说：“白利土司顿悦多吉专宏苯教而对遍智·甘蔗氏之追随者多加迫害。”^[51]因1642年后格鲁派甘丹颇章政权在西藏取得统治地位，这使五世达赖喇嘛言论及观点对后世影响巨大。我们不难发现一个事实，称顿月杰“仇恨一切佛教”的大多出自格鲁派高僧撰写的史籍。如《土观宗派源流》记：“康地中部有白利土司仇视佛法，崇信苯教。”^[52]《松巴佛教史》记：“当时康区的白利土司顿月杰敬奉苯教，仇恨一切佛教。”^[53]由此看来，藏文史籍对顿月杰的宗教态度的记载明显受到了其与格鲁派交恶所带来的教派因素的影响。

综上所述，白利土司顿月杰被藏文史籍记载为“敬奉苯教，仇恨一切佛教”当有复杂的背景和政治原因，其中显然包含格鲁派与之交恶所致的主观“塑造”之成分。因过去学界对此问题未作深入探讨，一些学者往往依据藏文史籍记载，简单把白利土司顿月杰描述为崇奉苯教、仇恨一切佛教的宗教极端者，导致我们对顿月杰和固始汗消灭白利土司事件近乎图式的概念化理解与认识。而事实上，白利土司顿月杰与格鲁派交恶的真正原因并非宗教，而是政治因素。在此事件中，青海固始汗、格鲁派和白利土司三方利益诉求各不相同。固始汗作为受格鲁派招引的蒙古势力，目标是要进兵西藏图谋更大利益，但因白利土司与藏巴汗联盟，其入藏可能腹背受敌，加之康区辽阔，物产丰富，亦为其所垂涎，故先取康区，再进军西藏，遂成为其必然之选。^[54]就格鲁派而言，作为迅速崛起的新兴教派势力和政治力量，一直受到藏巴汗政权的排挤和打压，又因白利土司阻断“汉藏黄金桥”和在境内迫害格鲁派寺院和僧人，故为了教派利益，其选择默认固始汗进兵康区消灭异己乃势所必然。就白利土司而言，其观念中可能一直存在藏人理当维护藏人利益，故一再把阻止蒙古人进兵康区的希望寄托于格鲁派^[55]，遂致双方结怨和交恶。但有一点十分清楚，白利土司对格鲁派的仇恨并非缘于宗教异见与教派歧视，而是因为格鲁派“没有能保证蒙古人不进攻康区”。

（原载《中国藏学》2016年第3期，与李志英合撰）

【注释】

[1]过去汉文论著常译为“顿月多吉”（）。但藏文史籍主要称“”（顿月杰），如《拉热教法史》《教法惊奇海》及《拉托王统记》等均记为“”（顿月杰），并无“”一称。偶尔也称其为“”（乌杰），《西藏王臣记》及《青海史》等格鲁派史籍中则称其为“”或简称其为“。“”（顿月多吉）一名尚不知源于何处。为忠实藏文原文，本文使用“”（顿月杰）这一名称。

[2]参见恰白·次旦平措、诺章·务坚、平措·次仁著，陈庆英等译《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599页；格勒《康巴史话》，四川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第148页。

[3]参见［德］史卫国（Peter Schwieger）著，才旺南加译《清代白利土司顿月多吉小传》，《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藏文出自《》，该书由噶玛丹培撰写于土火龙年（1629）其圆寂后3年（1640），米旁洛追（）著书记述了其1629年—1637年最后8年的活动，该书于1985年整理出版。该书由TBRC中心于2003年在纽约扫描成书（编号为：W22202—1）。其书名与史卫国所提供的书名稍有不同，在前面加上了“朵康巴”三字，但内容及页码与史卫国所提及的版本完全一致。藏文原文为：

[4]诚如德国学者史卫国认为：“早在1620年，顿月多吉就已经是主巴噶举的一位大施主，他下令用金汁和银汁写了两部甘珠尔经。”参看［德］史卫国著，才旺南加译《清代白利土司顿月多吉小传》，《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5]噶玛丹培：《朵康巴噶玛丹培》（藏文），第169页。藏文原文为：

[6]噶玛丹培1569年出生于蔡仁青岗（），父母为牧民，13岁时在类乌齐出家，之后到卫藏各地游学，并拜当时著名的主巴噶举喇嘛拉孜巴阿旺赞波（，1546—1615）为师，学习佛教经典、历算等方面的知识。返回康区后，因为和主巴噶举的密切关系，他与类乌齐寺决裂，被类乌齐寺驱逐后，开始在类乌齐各地传法。见洛桑喜饶《昌都文献宝积》（藏文），德里出版，笔者在TBRC上得到该资料，编号：W23745-1，第421页。

[7]贡嘎·罗追著，王玉平译：《萨迦世袭史续编》，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页。

[8]阿旺贡嘎索朗：《写给白利的信件》（藏文）及《写给打朵萨噶恰寺庙僧侣们的一封信》（藏文），《阿旺贡嘎索朗文集》（第1辑），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46页。藏文原文为:

[9]同上。

[10]白日吉美旺嘉：《白利王权势兴衰简论》（藏文），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Eastern Tibet，edited by Wim Van Spengen and Lama Jbb，2009，IITBS GmbH，p40。藏文原文为：

[11]释迦拉旺：《尊者噶举不共教法史》（藏文），西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页。

[12]同上。

[13]同上。

[14]饶然·阿旺登贝坚赞：《智者颈饰——王统宗教源流晶鉴》（藏文），《西藏史籍五部》，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83页。

[15]［德］史卫国著，才旺南加译《：清代白利土司顿月多吉小传》，《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第10页。

[16]参见周华《藏族历史中的白利及白利王研究》，《中国藏学》（藏文）2012年第2期。

[17]参见白日吉美旺嘉《白利王权势兴衰简论》（藏文），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Eastern Tibet，edited by Wim Van Spengen and Lama Jbb，2009，IITBS GmbH，p.41。

[18]同上。

[19]五世达赖喇嘛著，刘立千译：《西藏王臣记》，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27页。

[20]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著，陈庆英、马连龙译：《五世达赖喇嘛传》（上），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6页。

[21]白日吉美旺嘉：《白利王权势兴衰简论》（藏文版），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Eastern Tibet，edited by Wim Van Spengen and Lama Jbb，2009，IITBS GmbH，pp.20-54。

[22]年羹尧在描述明后期康区情况时云：“查陕西之甘州、凉州、庄浪、西宁、河州，四川之松潘、打箭炉、里塘、巴塘，云南之中甸等处，皆系西番人等居住牧养之地。自明以来，失其抚治之道，或为喇嘛耕地，或为青海属人，交纳租税，惟知有蒙古，而不知有厅、卫、营伍官员。”见季永海、李盘盛、谢志宁翻译点校：《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23]《明神宗实录》卷37，“万历三年四月甲戌”条，页二下三上。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第52册，第0858页。

[24]参见周华《藏族历史上的白日及白利土司考辨》，《中国藏学》（藏文）2012年第2期。

[25]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著，吴均、毛继祖、马世林译：《安多政教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238页。日本学者若松宽指出： “这里的达木（指丹科）是指从结古（即玉树）到纳哈署的达木地区。如此说来，达木柯就是相当于从金沙江畔的玉树到德格之间的邓柯地区了。”［日］若松宽：《明末内蒙古人向青海地区的扩张——火落赤诺彦的事迹》，《蒙古资料与情报》1989年第1期。(www.zuozong.com)

[26]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著，陈庆英、马连龙译：《五世达赖喇嘛传》（上），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

[27]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著，吴均、毛继祖、马世林译：《安多政教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39页。文中“察哈尔人”系指蒙古察哈尔部，察哈尔部林丹汗曾受藏巴汗的招引南下，但1634年林丹汗在南下青海途中因出痘而死，这使得藏巴汗企图借助林丹汗和却图汗进藏打击格鲁派势力的计划落空。

[28]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著，陈庆英、马连龙译：《五世达赖喇嘛传》（上），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页。

[29]白日吉美旺嘉：《白利王权势兴衰简论》（藏文），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Eastern Tibet，edited by Wim Van Spengen and Lama Jbb，2009，IITBS GmbH，pp.19-54。

[30]笔者在TBRC上得到了该版本，全书分为两册，为藏文横条式编纂，《昌都文献宝积》则根据原有的藏文手写本将其录出，与1992年版本的藏文在个别字词上存异，以［］标注之。藏文原文为：

[31]却图汗派其子阿尔斯兰率军入藏配合藏巴汗攻打格鲁派，但阿尔斯兰入藏后因教派信仰并无定见，又不满于藏巴汗的怠慢，不但未攻打格鲁派，反与藏巴汗的军队发生了冲突，其撤回青海途中又在康区白利土司顿月杰地界大肆抢劫，并与白利土司顿月杰发生了冲突，最终被却图汗密令杀掉。

[32]饶然·阿旺登贝坚赞：《智者颈饰——王统宗教源流晶鉴》（藏文），《西藏史籍五部》，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80页。藏文原文为：

[33]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著，陈庆英、马连龙译：《五世达赖喇嘛传》（上），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页。

[34]周华：《藏族历史上的白日及白利土司考辨》，《中国藏学》（藏文）2012年第2期，第47—65页。

[35]［德］史卫国著，才旺南加译《：清代白利土司顿月多吉小传》，《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36]因缺乏史料记载，我们不知道噶玛丹培派往拉萨和固始汗处信使交涉的结果。

[37]［德］史卫国著，才旺南加译：《清代白利土司顿月多吉小传》，《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藏文参看噶玛丹培《朵康巴噶玛丹培传》（藏文），第279—280页。

[38]同上。

[39]同上。

[40]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著，陈庆英、马连龙译：《五世达赖喇嘛传》（上），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页。

[41]同上书，第109页。

[42]拉巴平措、陈庆英等主编：《西藏通史》（清代卷上），中国藏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7页。

[43]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著，陈庆英、马连龙译：《五世达赖喇嘛传》（上），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页。

[44]参见五世达赖喇嘛著，刘立千译《西藏王臣记》，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27页。

[45]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著，陈庆英、马连龙译：《五世达赖喇嘛传》（上），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4页。

[46]［德］史卫国著，才旺南加译《：清代白利土司顿月多吉小传》，《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47]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著，陈庆英、马连龙译：《五世达赖喇嘛传》（上），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页。

[48]五世达赖喇嘛著，刘立千译：《西藏王臣记》，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27页。

[49]第悉桑杰嘉措：《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宝鉴》，西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7页。

[50]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著，陈庆英、马连龙译：《五世达赖喇嘛传》（上），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页。

[51]五世达赖喇嘛著，刘立千译：《西藏王臣记》，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27页。

[52]土观·罗桑却吉尼玛著，刘立千译注：《土观宗派源流》，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232页。

[53]松巴堪布·益西班觉著，蒲文成、才让译：《松巴佛教史》，甘肃民族出版社2013年版，第535页。此外，由格鲁派高僧所撰的《青海史》《木里政教史》《安多政教史》等也均将顿月杰描述为崇奉苯教，大肆破坏佛教寺院、迫害佛教僧人的形象。

[54]新近出版的《西藏通史》（清代卷上）在谈到该事件时称：“固始汗以康区白利土司崇信苯教、迫害佛教僧人为由，从青海进兵康区。”也就是说，“白利土司崇信苯教、迫害佛教僧人”乃是固始汗进攻康区的一个借口，这一表述是十分准确的。参见拉巴平措、陈庆英等主编《西藏通史》（清代卷上），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

[55]因缺少材料，对顿月杰一再将阻止蒙古人进兵康区的希望寄予格鲁派的具体原因不详。《汉蒙藏史略》提及固始汗进兵康区曾云：“对此事宁玛曾预言道：彼时抗御霍尔蒙古兵，汉藏紧闭门户为守护设法中断金字道，守护之法要着力。”宁玛派的立场明显是站在白利土司一边。从《五世达赖喇嘛传》来看，当时藏人内部也普遍存在把蒙古人当作外来者加以戒备和防范的恐慌情绪。参见阿芒·贡却群派著，贡巴才让译《汉蒙藏史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8页；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著，陈庆英、马连龙译：《五世达赖喇嘛传》（上），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1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