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往事：七届二中全会摄影师程默的难忘拍摄任务

时间：2002年12月29日

地点：北京程默家中

被采访人：程默

人物简介：程默（1916—2014），新闻纪录电影摄影师。江苏丹徒人，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西柏坡时期担任华北军区电影队摄影师兼制作股股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中国影协第四届理事、书记处书记，中国电影电视学会副理事长。拍摄的纪录片有《太原战役》《济南战役》等。《红旗漫卷西风》于1950年获第五届捷克斯洛伐克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荣誉奖状。2014年5月27日病逝，享年98岁。

笔者和程默（右）及夫人（中）在北京家中合影

1949年3月初，中央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时，华北军区政治部特别重视这次重要会议。政治部蔡树藩主任非常关心这件大事，专门要电影队汪洋队长派一支强有力的摄影队去完成任务。汪洋得到指示后，通过支部决定，立即派我和我的助手韩生义和苏河清及两个助手去西柏坡拍摄，共同担当此项重任。

我当时担任华北军区电影队的摄影师、影片制作股股长。2月份我与张一克一起，刚刚完成“太原外围”战役摄影任务胜利返回石家庄时，汪洋队长找我和苏河清同志谈话，要我们3月初迅速赶到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参加大会报道，但并未告诉我们大会的具体内容。

我们随即背着行李、照相器材等设备，顶着刺骨的寒风，坐着一辆骡子车，在坑坑洼洼的乡间小路上，经过一天半的颠簸后，终于到达了会议地点西柏坡。

大会办公室负责同志为我们安排了住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说，会议内容暂时还不能公开。

为了完成这次拍摄任务，我设计了一套工作方案，决定在当晚，立即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请示汇报。

杨尚昆同志听说我来找他汇报，非常高兴，他马上同意接见我。因为我和他在延安时一起工作过，他曾经是我的直接领导，包括在延安电影团拍摄中央首长的各种活动等，都是他亲自对这些工作批示。由于工作关系，彼此之间都很熟悉，关系很好。

这次来到西柏坡，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走进了那个简陋的小院子，到了杨尚昆的办公室，他微笑地站起来，握着我的手说：“我们好久未见面了，你身体好吗？爱人好吗？……”

我们这对儿久别重逢的老战友，互相亲切问候之后，我向他汇报说：“我已调到华北军区电影队工作了。”他听完后高兴地连声说：“好哇！好哇！”让我坐在他对面，随即将这次大会的主要精神及任务，如何拍摄好这次会议的具体情况作了详细介绍。此时我才知道这次召开的是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

杨尚昆同志还介绍了会议的具体情况，例如都是哪些领导参加这次会议，领导人是什么时间来，具体活动怎么安排，等等。最后还指示说：“除了大会活动外，如果你需要拍摄领导人的个人活动的情况，要提前与我打个招呼，我可以安排时间，以免你的拍摄计划扑空。”临走时，他再三叮嘱我：“如果工作上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及时告诉我，千万不要客气。”

回到宿舍，已经是深夜，西柏坡三月份的天气依然寒冷，但我的心里却感到无比的温暖，尤其听到这次是为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会议拍摄，全身的热血都沸腾了，心里有说不出的温暖和高兴。高兴的是，我又能见到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周副主席以及刘少奇、董必武我最熟悉的领导人，又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了。特别是跟随毛泽东主席和周副主席转战南北，在延安时的工作情景，又在我眼前浮现。

夜已经很深了，躺在西柏坡土炕上的我，久久难以入眠，一遍又一遍地回想着与杨尚昆同志见面时谈话的情景，追忆着那些逝去的历历往事，心情异常激动。那一夜，劳累了一天的我竟然失眠了。

由于得到了杨尚昆同志的大力支持，我计划安排的拍摄会议镜头以及首长个人活动等镜头，都得以顺利完成。记得我当时用的是一个“埃姆”小型摄影机和一个从苏联买来的基也夫照相机，拍摄时交替使用。

虽然当时的摄影器材及设备十分陈旧，条件很差，特别是那些过了期的胶片，感光度很低。我费尽心思，想尽一切办法尽量克服，在拍摄技术上，采取通过摄影机降格拍摄方法，使拍摄出来的照片既明亮又清晰，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大会开始后，我和我的助手走进了那个只有80多平方米的非常简陋的会议室，拍下了两张大会会场和一张毛主席在台上讲话的照片。

从拍摄的画面看，三张照片反映出的主席台会场是有差异的。(www.zuozong.com)

一张照片的画面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大会主席台的党旗中间，悬挂的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像。党旗上除印有镰刀斧头外，还印有“中国共产党”的字样。

一张照片的画面中，党旗中间，却悬挂的是马、恩、列、斯的像，而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像，是分别挂在马、恩、列、斯相片左右两旁的。

另一张照片的画面中，我们看到的党旗上，上面只有镰刀和斧头，并没有“中国共产党”字样。

三张照片，之所以存在不同之处的原因是：一张照片是我在3月5日大会开始前拍下的，据说当时的会场是中央招待所所长陈心良布置的。3月5日大会开始后，毛主席走进会场，便对会场的布置提出了批评意见，他再三强调说：“开会不要挂我们的相片，这样不好，应该挂马、恩、列、斯相片”。由于大家意见不统一，所以第二天在挂上了四位国际伟人像的同时，又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像分挂在四位国际伟人像的左右两旁了。另一张照片画面上的党旗为何去掉“中国共产党”字样，是因为觉得有“中国共产党”字样不合适，所以才将党旗上的“中国共产党”字样去掉了。我拍下的这张毛主席讲话照片是毛主席在大会上做结论时的照片。

我记得在大会召开的第二天上午，当时担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同志接见了我。陆定一同志在1947年延安保卫战中，是“前线”作战部领导成员之一，也曾经是我们电影工作的上级领导。早在1948年时，周副主席就非常关心电影事业，曾提出过电影事业今后的发展与设想。因为形势发展太快，中央指示，西北局习仲勋和贺龙同志要在西北局、晋绥两地区组成西北工学队，派人去东北电影制片厂进行学习培训。经研究决定，这件事由钟敬元、凌子风和我三人负责，从西北局和晋绥两地区抽调30多人的精干队伍到东北电影制片厂，完成这次学习培训任务。因在1948年时，华北军区电影队急需摄影干部和电影制作专业人员，华北军区电影队长汪洋同志报告请示，晋察冀中央分局批准，让我留在华北军区电影队工作。

这次我来西柏坡参加大会拍摄，陆定一同志对此十分关心，并指示说：“一定要把这次会议拍好，尤其是毛主席和其他首长活动要全部记录下来。”

根据陆定一同志的指示精神，我拍下了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许多领导人讲话时的照片，还拍下了他们走进会场及会议期间的许多照片。

会议期间，我还到陆定一同志家里，为他的家人，拍下了许多照片。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去少奇同志家里拍摄。那天我去少奇同志家时，少奇同志正在吃饭，他的警卫员热情地给我倒了杯茶水，让我坐下休息。时间不长，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就吃完了。当他们看见我来了之后，少奇同志关心地问我：“你吃饭了吗？何时来这里的？生活上习惯吗？”

我一一回答后，少奇同志拍着我的肩膀说：“你们太辛苦了，要注意身体呀！”

这时，光美同志也热情地迎上来问候说：“你是从石家庄来的吗？来几天了？”

我们像老朋友似的亲切交谈之后，我为少奇和光美同志以及他们的孩子，拍下了许多生活照片。临走时，少奇和光美同志客气地与我握手告别。

记得是会议期间的一个上午，我见到了董必武同志。说起我与董必武同志相识，这里面还有一段特别的故事。

那是董必武同志在南京工作时候的事了。记得有一次，我去上海购买摄影器材，路过南京时，偶然听说，中共办事处在南京的住宿很难找。原因是，由于受国民党的干涉和威胁，当地老百姓都不敢把房子租给中共办事处。董必武同志感到很为难。我听说此事后，通过在南京居住的一位本家的七爷爷，历经几次周折，终于在梅园新村为中共办事处找了合适的房子。就为此事，董必武同志对我一直心存感激。

董必武同志知道我来西柏坡之后，热情地邀请我去他家做客，在我去他家做客的同时，我为他拍下了十几张生活照片，还为他的女儿拍下了一张骑自行车的照片。

在会议期间，我和我的助手来到朱总司令家里时，正巧赶上陈毅、贺龙、彭德怀、聂荣臻在他家的客厅里讨论军事问题，于是我赶紧拿起照相机，拍下了他们的照片。记得林彪当时也参加了他们的会议。

此外，我不但拍下了这次会议的全过程，还分别给每个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以及列席参加会议的大多数领导人拍下了单人照片、集体照片、会外活动的照片。

大会3月5日开始，13日结束。之后，我又参加了解放北平以及开国大典的拍摄等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