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批判方法：揭示政治经济学的实质

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不断展开，与此同时，他还在批评与他同时期的主流思想家（例如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在《哲学的贫困》中对蒲鲁东的抨击）。在这个时期，他沉浸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研究之中（例如他的《经济学手稿（1857—1858）》《政治经济学批判》），同时继续运用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例如撰写《法兰西内战》，以及新闻稿等等）。马克思用历史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敏锐性武装自己并运用批判方法，他发现常规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尤为故弄玄虚。^[15]那些诉诸超验的人性的解释以及/或者将资本主义视为抽象的普遍性的解释，将我们对物质关系、历史性阶级斗争的知识神秘化了，仅仅将它们当成偶然性的动因，同时还将资本家们如何把制度变为现实神秘化了。因此，在《资本论》中，马克思（1992b：669）用经验性的详细论证强调指出：“奴隶、农奴”是如何转变为“自由出卖劳动力的人”的，它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这种剥夺”的结果。

马克思（1992k：21）的历史敏锐性和辩证敏锐性相信“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16]这一制高点给出了批评传统进路的视角，传统视角不但将现代制度视为自然的和永恒的，而且也将他们的阶级偏见视为自然的和永恒的。^[17]此外，当马克思批评斯密和李嘉图（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看到的那样）看待“十八世纪的个人”“是在过去就已存在的理想……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性的观念，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实际上，马克思的这些评论提供了一个理解其批评的线索，他的批评所要追究的，乃是对第五层级和/或第六层级（作为人类的人类、作为动物的人类）的说明，也就是说，它们是采用一般性的第二层级（近代资本主义）和/或者第三层级（一般性资本主义）与第五层级（作为人类的人或一般性社会关系）相结合并对其加以说明的情况，还有/或者就是采用第一层级（受第二层级、第三层级和/或第四层级制约的具体人和具体地点）对其加以说明的情况。后一个问题常见于常规社会思想中，它们并不去考虑特定的历史制度。

马克思（1983c：354）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形容为一本“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对社会关系具有重大意义的观点”的著作。然而，马克思对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不满意，他发现对普通群众而言，这本书不够友好。《经济学手稿（1857—1858）》——这是该时期一本不曾发表的著作——则更好地表明了马克思方法论复杂性的发展（比如说，整理MC、SM、DM、HM和PE的相互关系，以及从一般性第五层级到第二层级的回溯式历史研究），以及在理解了自己的方法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前提下，马克思如何将其用于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相信，常规进路不能理解社会学的复杂性，而且还普遍倾向于将资本主义关系误认为是一般性的经济关系。将资本主义的特定剥削关系神秘化的观点，将带来意识形态的影响，然而，这些观点的问题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或是意识形态上的，同时也是方法论上的：

其中有些规定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有些）规定是从古至今都共有的。没有它们，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但是，如果说最发达的语言和最不发达的语言共同具有一些规律和规定，那么，构成语言发展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们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Marx 1973：85）

这一陈述告诉我们如何将批判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同政治经济学联系起来的某些事项。在研究历史性的社会结构时，人们会发现它们当中存在一些共同点，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识别出它们之间的差异。因此，马克思告诫说，不要建构出适合于一个制度的概念并将其普遍化到其他一切制度中去，这是一种外延上的错误。此外，他解释说，在提供因果解释方面，权衡同一性和差异性有多么重要。差异性有时是至关重要的。然而，传统政治经济学却往往根据当下的观察来建构概念，并将其回溯式地普遍化到先前的制度上去，以及/或者把它们置于一般社会的层面上去。这种形式的知识不仅是还原论的，而且是非辩证的、非历史的和非唯物主义的：

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地方，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它的）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即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因此，这个一定社会在科学上也决不是在把它当作这样一个社会来谈论的时候才开始存在的。（Marx 1973：104-106；原文着重）

从社会学本质上，马克思认为，一系列物质关系在资本主义中发展起来并走向成熟，其方式使得将它们更为一致地概念化变得可能。然而，即便从前的诸社会包含着表达成熟形式（例如货币）的要素——尽管这些要素还处在不成熟的形式上，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资本主义而言恰如其分的概念框架，也能以同等的说服力去分析和阐释过往制度中的事件（反之亦然）。所以，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的导言中，马克思解释了有助于他分析各种一般阶级制度与特殊制度资本主义的方法学原则。《资本论》则献出了他的成果。

《资本论》是马克思结构研究和历史研究的巅峰，批判方法使得他的工作避免诸如观念论、先验思辨、还原论、非历史主义和错误的普遍化等这些错误，这一方法还是纠偏的方法。在《资本论》中，科学方法（即对照比较、数学、结构模型和因果关系模型）和辩证推理（即本质、矛盾、对立、否定和转化）设定了它的框架；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即历史—物质的力量及利益、阶级之间的斗争和形成实际的上层建筑）在其中生机勃勃；而共产主义规划则是《资本论》的一个未来的、制度性的延续（即剥夺剥夺者和为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国家的社会而奋斗的计划）。

不幸的是，虽然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曾对方法进行过思考（直到1973年才以英文出版），但它却未能被放入《资本论》的《序言》或者《跋》当中，这就没有能够给他的阐释者们留下关于其最重要作品的完整方法原则的记录。马克思最简洁而系统的、但却仍有失完整的方法论述，见于他对一位评论家针对《资本论》第一版所作评论的回复中，他认为这是对“辩证法”的恰当描述（Marx 1992a：28）。下面，我概述一下《资本论》1873年《跋》里面所引用的长文。

马克思的方法所关注的是“发现……那些现象的规律，不仅是在这些现象具有完成形式和处于一定历史时期内可见到的联系中的时候支配着它们的那种规律”。同时，他的方法还对“这些现象变化的规律，这些现象发展的规律，即它们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联系秩序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的规律”感兴趣。这一进路是由“通过准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一定的社会关系秩序的必然性，同时尽可能完善地指出那些作为他的出发点和根据的事实”所决定的。这里重要的是“把社会运动看作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因此，“作为这种研究的出发点的不能是观念，而只能是外在的现象。研究将不是把事实和观念比较对照，而是把一种事实同另一种事实比较对照”。在将历史性的关切引入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尤其重要的是，同样准确地把各种秩序的序列、把这些发展阶段所表现出来的联贯性和联系研究清楚”。因为“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由于各种机体的整个结构不同，它们的各个器官有差别，以及器官借以发生作用的条件不一样等等，同一个现象却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此外，“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生产关系的规律也就不同”。“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了支配着一定社会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Marx 1992c*：27-28）

所有这些考量都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归纳、历史分析与结构分析的综合、比较方法的运用、从制度关系中找寻规律性，还有就是变化规律、差异规律的最终结果——它们需要传统的科学工具。例如马克思（1992b：581）在政治经济学中考察了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常数（还可参见1992b：291，296）。事实上，在《资本论》的不同部分、不同章节甚至不同卷里面，都存在着一些变量，随着叙事的展开，这些变量的数量会相应地增加或减少。马克思（1973：108）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的导言里预告了这件事，也就是他更宏伟的规划将从“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它们或多或少地是从一切社会形式中得来”（一般性的第五层级）转移到“资产阶级社会内在结构”（第三层级）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上去，这其中包括阶级、所有制形式、城市和乡村、信用体系、国家、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还有世界市场及其危机（当然，马克思未能完成这部著作）。这就意味着，马克思希望能够在《资本论》的几卷里面，以历史—结构辩证的框架去贴近一个更大规模的、拓展了的实验模型。

重要的是得指出，尽管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的结论乃是其自身话语的层级，但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却共享着某些同样的关切。它们都考察了阶级关系、分配问题、国家、劳动的问题以及意识形态。正如马克思的辩证思想告诉我们的那样，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分析既在时间上做了回溯式的延伸，也做了前瞻性的延伸，尽管这两种延伸并不处于相同的时间程度或概念程度上。在不存在阶级制度的社会（即古代共产主义社会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范畴、阶级斗争范畴和国家范畴都失去了有效性，尽管不论是在前阶级社会和后阶级社会，基本物质条件之间关系的问题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冲突的问题可能仍然与这样的社会有关。与此同时，政治经济学分析则不再朝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延伸，但也确实前瞻性地延伸至资本主义解体之时。因此，我们不应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同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原理混为一谈，即在历史唯物主义服务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时候，它并未因为简单地逻辑外延和/或演绎外延至后者而被包含到后者之中。^[18](www.zuozong.com)

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中研究它（第二层级和第三层级回溯式地外延至第四层级），根据资本主义自己的方式研究它（一般性的第三层级），根据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研究它（通过第三层级而了解到的第二层级）。^[19]为了从一切阶级制度的历史中抽象出资本主义，马克思（1992b：209）组织起一个对照比较：“使各种经济的社会形态例如奴隶社会和雇佣劳动的社会区别开来的，只是从直接生产者身上、劳动者身上，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形式。”马克思将能够证明资本主义乃是一种独特阶级制度的东西剥离出来进行研究——即将资本主义占有财富的独特方式（其中包括所有制关系）剥离出来，这样，他就能更好地定位和描述它的基本结构了。然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却是先描述了这一占有方式的独特性，然后才解释自己是如何以及为何将其剥离出来。了解马克思何以如此是很重要的：

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Marx 1992a：28）

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的原则中所宣称的那样，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规律是长期研究的产物，而不是先入为主的演绎理论的产物。在《资本论》各卷中，马克思均引入了这些规律和实证的示例。

在第1卷中，马克思（1992b：163）阐明了资本的基本逻辑——比方说，M-C-M’……M’-C-M”……无穷——然后解释了存在于“资本公式中的矛盾”：

我们那位还只是资本家幼虫的货币所有者，必须按商品的价值购买商品，按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但他在过程终了时必须取出比他投入的价值更大的价值。他变为蝴蝶，必须在流通领域中，又必须不在流通领域中。这就是问题的条件。

资本家将货币投入生产，并出售商品以获取利润，他们又将其中的一部分利润重新投资到生产当中以取得更多的商品。这种制度的逻辑假设了无限的扩大化。然而，马克思（1992b：500）将资本的总体抽象为各部分，发现“不论它后来在利润、利息、地租等等哪种特殊形式上结晶起来，实质上都是无酬劳动时间的物化”。这种基于无限扩大化的制度是一个矛盾的制度——它本身依靠雇佣制从工人阶级那获取剩余价值，但资本家却又依赖这同一个群体来实现购买。^[20]如果资本家的总体在要求越来越多的购买者的同时，还要求增加财富的集中度，那么，他们是没有办法无限度地实现这一扩大化的。在结合了资本有机构成的增加（Marx 1992b：289-291）时，就出现了利润率下降的趋势（Marx 1971a：211-231），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矛盾（Marx 1971a：241-266）——历史唯物主义已经宣告了这一点。正是在这一矛盾的基础上，马克思建立了他的经济危机理论。

在《剩余价值理论》的第2册，马克思（1968b：534）对危机的把握使他回到了整体—部分的问题上去：“资产阶级生产的一切矛盾，在普遍的世界市场危机中集中地暴露出来，而在局部的（按内容和范围来说是局部的）危机中只是分散地、孤立地、片面地暴露出来。”在《资本论》第3卷，由于马克思的分析扩大了变量的数量，并表明它们之间是如何具有“相互抵消的趋势”的，也因此，他的那些归诸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就变得温和一些了，这些变量有：剥削程度的强化、将工资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降低不变资本的成本、相对人口过剩以及对外贸易——这些变量都能够抵消利润率趋于下降的一般规律（Marx 1971a：232-240）。一旦额外的变量被认定为是偶然性变量——在它们当中，一些是结构性的变量，一些是历史性的变量，还有一些则是二者相结合的变量——那么，马克思的规律就从来都不是绝对真理。

在介绍资本的通用公式和对资本的危机趋势进行思考的间隙，马克思（1992b：145）探讨了这一制度的历史根源：

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近代生活史。^[21]

他得出结论说：“在欧洲以外直接靠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而夺得的财富，源源不断流入宗主国，在这里转化为资本。第一个充分发展了殖民体系的荷兰，在1648年就已达到了它的商业繁荣的顶点。”（Marx 1992b：705）^[22]为了反对个人主义的还原论，马克思将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与政治经济学分析统一起来，这一做法将具体历史事实和结构性要素进行定位并彼此联系起来，也就是将先决条件和前提预设进行定位并彼此联系。在发现资本主义的基本结构并定位了资本主义崛起过程中的历史力量以后，马克思主张：资本主义根据潜能向前发展，并以此表明自己的政治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