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僧人与旅行者：西行求法

汉魏时期传入中国的佛教经典不仅数量有限，而且极不完备，加之多由西域僧人翻译，他们或对佛典理解不一，或转译失真，难尽其本意。因此，自西晋以来，许多中国僧徒为了探求佛学真谛，踏上了西行求法之路。史籍记载的第一个西行求法僧人是曹魏时颍川（今许昌）人朱士行。公元260年，朱士行西涉流沙至于阗，得梵文正本般若经九十章，并于282年派弟子送至洛阳。朱士行是有史可证的第一个出家为僧的汉人。据统计，魏晋南北朝时期，西行求法的僧人达140余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竺法护、法显、宋云等人。

竺法护，先祖为月氏人，后移居敦煌，曾随其师遍游西域诸国，精通36国文字。公元266年，竺法护携梵本经典，自敦煌经长安至洛阳，在中原译经传教40余年，翻译佛经165部，时人尊其为“敦煌菩萨”。他所翻译的《法华经》对中国大乘佛教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法显是我国东晋时期著名高僧，他3岁受度为沙弥（童僧），20岁受大戒，常叹佛教经律不全，缺漏百出，立意西行求法，礼拜佛迹。其西行求法的目的地乃是佛教发源之所——印度。在他之前，也有僧侣西行求法，但最远只及西域，无人真正到达印度。因此，法显西行的成功可谓是中西交通史上的一次创举。

公元399年，法显从长安出发，沿着绿洲丝绸之路西行，经张掖至敦煌，由此向西南穿越白龙堆沙漠。据《法显传》记载，沿途“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渡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经过艰难跋涉抵达鄯善，逗留一个月后，行至焉耆，然后由焉耆向西南，斜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在沙漠中行走30余日终于抵达于阗。于阗当时是丝绸之路南道的咽喉要地，大乘佛教非常流行，法显在于阗停留了三个月，专门等待参观当地流行的行像仪式。参观结束后，法显继续西行，翻越葱岭，向西南过兴都库什山，进入北印度。

法显游历了北印度诸国，但是，北印度这些国家的经律“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他只得继续向印度腹地前进，经蒱那河进入中印度。当时的中印度处于笈多王朝月护二世（超日王）统治之下，法律宽松，宗教上政策开明，虽然统治阶级信仰印度教，但是对佛教徒并未采取歧视政策，佛教徒还受到了礼遇，佛教事业和寺院经济的发展受到了国家的重视和保护。因此，法显不仅访问了如舍卫城、巴连弗邑等大城市和僧伽施国、沙祇大国等国家，而且还参观瞻仰了佛教遗迹、当地的寺院和僧人聚居的精舍等，详细记录了与佛教有关的故事。由于在巴连弗邑得到大量经律，法显于是在此居住三年，学习梵语，抄录佛教经卷，其间还曾去释迦牟尼的诞生地迦毗罗卫（今尼泊尔南部）巡礼。此后，又向东行到了多摩梨帝国（在今印度西孟加拉邦西南之坦姆拉克），在那里写经画像两年。409年，法显乘船到了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在那里住了两年继续寻找经律，并在此得到了四部经律，至此西行使命完成。

411年，法显搭乘商船由海路回国，于412年7月在长广郡牢山（今崂山）登岸。法显此行前后达13年之久，途经大小国家34个。回国第二年，法显到刘宋首都建康，在道场寺主持佛经翻译，先后译出《大般泥洹经》《僧祗尼戒律》等经律，又将其旅行见闻写成《佛国记》（亦称《法显传》）一书，内容涉及所经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地理、宗教文化、风土人情等方面，是研究当时中印水陆交通及南亚、东南亚史地的重要资料。

有文献记载的人物中，法显确是我国历史上通过丝绸之路到达中印度、斯里兰卡及印度尼西亚的“第一人”。尤其在斯里兰卡，最能象征中斯人民传统友谊的，就是与法显有联系的古迹。斯里兰卡政府于公元1981年已对有关法显的文物古迹进行修复，把他当年居住的村子命名为“法显石村”（距科伦坡约50英里），村中有法显庙，斯里兰卡总理亲自竖了一块纪念碑。法显住过的石洞叫法显洞。公元1981年6月法显石村又加立一碑，上面用中斯两国文字刻写“斯里兰卡——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村”。

宋云，敦煌人，生活于北魏时期，这一时期佛教兴盛，我国著名的佛教石窟即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和麦积山石窟即开凿于北魏时期。北魏孝明帝时，胡太后总揽大权，她从小受佛教影响很深，执政期间更是大力提倡佛教。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对佛教经律的研究也随之加强。由于佛教派别众多，西来僧侣也带来各种新说，于是众教派各取所需，而且各说都以正统自居，莫衷一是，这就需要到佛教的发源地求“真经”。此外，这种求真经的活动也是一桩博取佛教徒拥戴的盛事，更是确立自己在佛教界正统地位的重要举措。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胡太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选中了宋云等人前往印度求法。

胡太后派宋云等去印度求法，也有宣扬国威、结好友邦的目的。北魏前期，国势雄厚，曾多次派使臣前往西域各地，西方许多国家、地区的使臣也经常到洛阳。但北魏后期，政治腐败，国势衰微，西方来的使臣也大为减少。因此，向各国宣扬胡太后的声威，更多地招徕外国使臣来洛阳，向国内外显示她的德政和人心所向，也就成了她派遣宋云等人西行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宋云等西行时，“皇太后敕付五色百尺幡千口，锦绣袋五百枚，王公卿土幡二千口”，向沿途各地赠送，并且还带有皇太后给各国的公文，其中包括给丝路沿途的乌苌国王、乾陀罗国王等的“诏书”。由此可见，宋云的西行与法显等人的西行是有着根本区别的。

宋云于518年从长安出发，奉命西行，本可经河西走廊西行，但当时因为这一地区发生叛乱，北魏失去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传统的经过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断绝，宋云等只好通过丝绸之路的吐谷浑道经青海西行到达于阗，然后向西南越兴都库什山，沿着与法显所经大致相同的路线进入印度。宋云完成使命后，仍沿原路回国，522年至洛阳，携回佛经170部，多为大乘佛教经典。

隋唐时期，佛教在华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又有大批中国僧人西去印度求法。据统计，唐朝西行求法的僧人多达52人，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玄奘。此外，唐朝曾派王玄策三次出使印度，密切了中印关系，使唐代中印文化交流达到高潮。唐代翻译的佛经，大多出自精通梵文的中国僧人之手。在佛教理论方面，中国僧侣已形成自己独创的见解，不再照搬印度成说，由此奠定了佛教中国化的基础。

玄奘（602—664）俗姓陈，名炜，河南人。他自幼诵习佛经，曾游历四川、陕西、河北等地，访求名师指点，熟稔大、小乘佛教教义。因感国内佛经歧义丛生，无所适从，遂于公元629年（贞观三年）从长安出发，踏上西行求法的征程。玄奘先后经秦州（今天水）、金城（今兰州）、凉州（今武威），西出玉门关，孑然一身，孤游沙漠，然后沿丝绸之路北道，经伊吾（今哈密）到达高昌（今吐鲁番），高昌王麴文泰是个佛教信徒，早就从内地回来的商人口中得知玄奘法师的大名，对玄奘殷勤接待，并硬要他留在高昌弘传佛法。玄奖为了表示西去求法决心，竟四日不食，高昌王最后不得不放行。临行时高昌王送他黄金百两，银钱3万，绫绢500匹，马30匹和随从25人，又给沿途各地修书，请他们派人护送，还约了许多商人与玄奘同行。玄类在高昌王的帮助下，经焉耆、龟兹、跋录迦（今阿克苏），从凌山进入天山北麓。凌山是西域丝路中道越过天山的重要孔道，这里长年冰天雪地、山路崎岖，玄奘一行在山里艰难地走了七天才得出山。这时，高昌王所派护送他的人，已有三分之一冻死或饿死。过了山，他们到了大清池，即现在的伊塞克湖，循伊塞克湖西至碎叶，当时此地是西突厥统叶护可汗所住的地方，玄奘在这里也受到很好的接待。玄奖临行时，统叶护可汗选派懂汉语的人护送，并赠绢50匹。当时西突厥控制着中亚许多地方，因为有西突厥可汗的人护送，玄奘的旅行就顺利了许多。玄奘从素叶城出发后，沿丝路大道过塔拉斯城，再经撒马尔罕抵铁门（今乌兹别克斯坦杰尔宾特西13公里处），由此南渡阿姆河，越兴都库什山，进入北印度犍陀罗国。

玄奘至印度以后，先是瞻仰了佛教六大圣地，随后来到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这是印度最大、最壮丽的寺院，在这里玄奘向戒贤法师学习佛经，深得瑜伽精义。玄奘在那烂陀寺住了5年多，然后遍游东、南、西印度各国。在中印度，玄奘受到戒日王（606—647年）的盛情款待，并向他介绍了中国的情况。为了弘扬佛法，戒日王于公元642年在都城曲女城召开第六次无遮大会（佛教的一种传教盛会），就佛教教义展开辩论，入会僧侣有6000余人，玄奘应邀担任论主（主讲）。玄奘以精辟的见解阐释了大乘佛教的思想，在会议举行的18天里，无人能够驳倒玄奘的论点，玄奘由此名震印度，备受当地僧侣拥戴。

玄奘在印度已经度过了十多年，求法的目的已经达到。公元643年春，玄奘谢绝了戒日王和众僧友的一再挽留，从印度东北部出发，踏上了归途。他越过兴都库什山，经阿富汗从南缘进入葱岭，越过葱岭后进入疏勒、于阗。由于出国时未得到唐朝政府的批准，玄奘到了于阗后，即向唐太宗写信，信中说：他为了“访学，无顾身命”，“冒越宪章，私往天竺，践流沙之浩浩，陟雪岭之巍巍”，“经五万余里”，“虽风俗千别，艰危万重，而凭恃天威，所至无鲠”^[1]，他派人将信送往长安。唐太宗接信后，立即派人传手谕说：“闻师访道殊域，今得归还，欢喜无量”，并告诉玄奘说，他已命令于阗等沿途各国派夫役马匹，护送法师，并命鄯善官员在且末迎接，命敦煌官员在流沙迎候。唐太宗的回函，使玄奘得到极大的安慰和鼓舞。公元645年，玄奘从西域南道，经河西走廊回到长安。他此行长达15年，携回657部佛经。唐太宗将玄奘安置于太子李治修建的慈恩寺，后唐高宗时在该寺内建佛塔一座，收藏玄奘携回的佛经，这就是著名的大雁塔。

玄奘回国后，立即夜以继日地投身佛经翻译事业，前后译经19年，共译佛经75部，1335卷，1300多万字。他以直译为主配合意译，开创了翻译史上的一代新风，堪称我国最伟大的翻译家。此外，他还将《道德经》和印度失传的《起信论》译成梵文，增进了中印文化交流。尤为重要的是，公元646年，玄奘根据唐太宗旨意，由他口授、弟子辩机记录整理而成的《大唐西域记》一书问世。该书分12卷，对玄奘亲历和传闻的100余国的历史地理、风俗民情一一载录，是研究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尼泊尔等国古代历史地理及考古的重要文献，也弥补了我国西北边疆民族历史地理文献之不足。自19世纪以来，《大唐西域记》已被译成英、法、德、日等多种文字。外国考古学家曾据该书有关记载，发掘出古代印度的王舍城、鹿野苑寺等遗址。1300多年来，玄奘的名字已成为中印文化交流的象征。(www.zuozong.com)

悟空，本名车奉朝，唐玄宗时任左卫泾州四门府别将，是史籍记载的唐代最后一位西行求法僧人。公元750年，罽宾国（喀布尔河流域）遣使唐朝，次年，唐玄宗派中使张韬光和悟空等40余人随使臣回访，经龟兹、疏勒等地，于753年至犍陀罗国。其他使者完成使命后回国，悟空因病留居犍陀罗。病愈后，悟空决定出家为僧，接着便随舍利越魔三藏出家，当时27岁，法号达摩驮都，唐名法界。29岁时，他到了克什米尔，在蒙鞑寺学习根本律仪。当时的北天竺都在学习根本说一切有部。悟空在克什米尔进行了四年研究后，再次返回犍陀罗，住在加罗洒王寺，在这里巡礼、研究两年之后，于764年巡礼了中天竺各地的佛迹。此后，他在那烂陀寺学经三年。

悟空离开故土已30余年，大概由于思念父母及亲属，他苦闷至极，遂向师傅越魔三藏请求回国。最初，三藏未予同意，但由于悟空再三请求，三藏终于同意他回国，并亲手赠他以《梵本十地经》《回向轮经》以及《十力经》和佛舍利，嘱咐他要将这些东西作为信物奉献给皇帝。他开始原想经由南海归国，但担心出洋航行有危险，便决定取道北路归国。先后至龟兹、疏勒、北庭等地，于公元789年回到长安。圆照所撰《大唐贞元新译十地等经记》载录了悟空的事迹。悟空之后，西行求法渐告中断。

岑参是唐朝著名的大诗人，生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出生时家道已经衰落，少年时又丧父，从兄读书，后走上仕途，但官不过八九品，位卑职微，在仕途上很失意。岑参生活的开元、天宝年间从军出塞是士人进身的主要途径之一。所以，岑参西行出塞的动机之一就是追求功名富贵，重振家业，当然也有与重文轻武、畏难怕苦的封建传统思想对立的因素，表现出以身许国、志在四方、为国安边的抱负。

岑参曾先后两次沿丝绸之路到达西域，第一次是在公元749—754年，以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中的书记判官的身份在西域多年，第二次是以北庭都护伊西节度瀚海军使封常清的判官和节度副使的身份到达西域，其时间大约在公元755年。他的行迹遍及西域境内丝绸之路沿线的许多地方。从他的诗中看，他是从大震关越陇山，经秦安、兰州，沿河西走廊西行的。唐时由河西出西域，仍有南北两道，北道出玉门关，南道出阳关。岑参赴安西走的是阳关道，因为他在赴安西的途中写的《过酒泉议杜陵别业》等诗中都提到阳关，而且《敦煌太守后庭歌》又表明是过敦煌而行的。当时玉门关远在敦煌东北晋昌县附近，既然走敦煌和阳关，就不必再远绕玉门关了。出阳关后的行迹，据沿途所写《经火山》《银山碛西馆》《题铁门关楼》等诗篇考查，应是过敦煌西的白龙堆沙碛，经蒲昌海（今罗布泊）北行，至西州（今吐鲁番），然后由西州西南经银山碛（今吐鲁番西南库木什附近），再过铁门关（今焉耆西）到达安西（今新疆库车）。

作为诗人，岑参对他在丝绸之路所经各地，做了生动、形象、逼真的描述。例如，他曾将去西域沿途所见严整的驿站与丝路畅通的情景记录在诗中：“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流星。……前月发安西，路上无停留，都护犹未到，来时在西州。”（《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他还在《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一诗中提到：“塞驿远如点，边烽互相望。”这些诗歌非常可贵，验证了史书关于唐代从伊州直至碎叶的丝路上设有驿站与烽燧系统的史实，也印证了“天山南北葱岭内外，烽戍逻卒，万里相继”的记载。这使我们了解到丝路上的驿站十分繁忙，而且由于驿站的设立，大大便利了交通，行走的速度也较前大为提高。

南宋末年和元朝初期，由于蒙古的西征，草原丝绸之路更加畅通起来。元代丝绸之路上的几位著名旅行者就是通过这条道路来往于中原和西域地区的。这里主要介绍的是道士长春真人。

长春真人是金朝末年的一个道士，名叫邱处机，号长春子，以后因成吉思汗称他为真人，所以后人又称他为长春真人。长春真人是金朝末年往来于丝绸之路，并存记载的一个重要人物。

长春真人去西域是与成吉思汗的政策分不开的。成吉思汗对各种宗教实行一视同仁的政策，对享有较高声望的全真道龙门派的创始人邱处机，当然是十分重视的，而且此人曾多次拒绝金、宋的邀请，如果使他能站到蒙古人一边，就会对当时的汉人产生很大的政治影响。此外，成吉思汗周围的一些人，在成吉思汗面前宣扬真人“行年三百，存保养长生之秘术”，已值暮年的成吉思汗对他当然很感兴趣，因此向真人连发两份邀请诏。而长春真人能以74岁高龄踏上丝路远行，一方面是他看到蒙古势力强大，有一统天下的趋势，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他拯救世人的心愿，同时也因真人的大弟子尹志平大师，极力劝他“开化度人，今其时矣”。因此，真人终于于1219年，万里迢迢去向成吉思汗陈说止杀爱民的道理。

由于当时陕西、甘肃还在金和西夏的统治下，所以邱处机所行道路是草原丝绸之路。他横越蒙古高原，绕道金山（即阿尔泰山），到达中亚等地。在兴都库什山北坡塔里寒觐见成吉思汗。后来成吉思汗又多次召见邱处机，听他宣讲道教玄理。成吉思汗由兴都库什山北还时，邱处机一直陪行，过锡尔河到达塔什干东边乞尔乞克河川时，经邱处机多次要求，成吉思汗始准其由此返回。邱处机离开成吉思汗后，出伊塞克湖西边，过塔拉斯河、楚河，向东过伊犁河，再基本沿原路返回。邱处机自公元1221年由中亚起行，又经三年，于公元1223年返回燕京。他回到中原后，成吉思汗特给他金虎头牌，委托他管理所有的道士、道观。

长春真人于1227年逝世，享年80岁。其死后葬于白云观，在北京西便门外，至今仍为全国规模宏大的第一道观，内有真人及随他西游的十八弟子塑像。

长春真人邱处机死后，随他一起旅行的一个叫李志常的门徒，追记真人此行，编纂成《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这部书对真人邱处机经过的地区做了许多记叙。

基督教修士拉本·扫马（巴梭马）和马尔可两人皆系维吾尔族，为中国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即景教）修士。公元1275年，经两人之恳请，元世祖忽必烈圣旨批准，允许他们赴西亚耶路撒冷参访基督教圣地。拉本·扫马从其出生地元大都（北京）出发，先至马尔可出生地东胜（今内蒙古托克托旗），两人结伴西行，穿过河西走廊，沿西域南道至于阗，再至喀什噶尔，翻越葱岭，经中亚、呼罗珊，沿“伊朗北道”西行至阿塞拜疆。公元1280年，在大不里士两人得伊利汗国虔信基督教的托古思可敦（旭烈兀之妃）全力支持，马尔可被任命为“中国教区主教”，次年升任“东方大主教”；拉本·扫马被任命为“总视察”。后两人南下两河平原抵达巴格达（这里就是他们传教的大本营）。马尔可自公元l281年至1317年在巴格达执掌景教达36年，终卒于任内。公元1287年，拉本·扫马受伊利汗阿鲁浑（旭烈兀子）派遣，作为伊利汗国景教大使出访欧洲。他自巴格达启程，西北行经小亚细亚至黑海，乘船至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在这里他拜见了拜占庭帝国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二世。离开君士坦丁堡后，乘船南下，过黑海海峡到地中海，船行至南部意大利，由那不勒斯登陆，陆行北上抵罗马。时值罗马教皇洪诺利尔四世新逝两月，由红衣大主教哲罗姆接见了拉本·扫马。此后，拉本·扫马从意大利北上，经托斯卡尼、热那亚，越阿尔卑斯山，于公元1287年9月抵达巴黎。在巴黎受到法国国王腓力四世的接见。值得一提的是，拉本·扫马在旅法期间曾由巴黎出发，从北向南纵穿法国，来到西南部的加斯科尼地区，在英王驻加斯科尼行宫受到华德华一世的接见。公元1288年，他返回罗马，觐见新教皇尼古拉四世。该教皇即第一次在罗马接见他们的哲罗姆红衣大主教，在拉本·扫马旅法期间已当选为教皇。拜谒教皇后，拉本·扫马带着法王、教皇的信札和礼品，顺原路返回伊利汗国复命。公元1294年拉本·扫马在巴格达去世。

拉本·扫马出使欧洲受到高规格接待的主要原因是，罗马教廷发动的十字军东征已近尾声，失败命运业已注定，他们企图联合西征的蒙古人，东西夹击埃及的马木路克王朝和西亚的穆斯林。有此背景，拉本·扫马才能较好地完成自己的外交使命，成为元代沿丝路西段走得最远的中国人。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出访西欧的使者，拉本·扫马会见了西部世界教俗界的最高领导人，如教皇、法王、英王和拜占庭皇帝。他的出访，使伊利汗国乃至元朝的蒙古统治者更加了解了欧洲的情况，增强了蒙古社会的开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