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四种“进军战略”并存，布雷德利和巴顿曾一度坦诚己见，但他俩与艾森豪威尔同属美国将领，并为上下级服从关系，所以虽可慷慨陈词，终难构成对等争论。从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军事建制和指挥系统来看，艾、蒙二人应属上下级关系。艾森豪威尔是最高统帅，马歇尔的爱将，美国在欧洲战场对德作战的象征，他负责全面指挥，肩负最大责任，似乎具有最高权威；蒙哥马利开始是诺曼底登陆战的地面作战总指挥，后来是第21集团军群司令，无疑是艾森豪威尔的下级。但实际上，蒙哥马利是丘吉尔首相和阿兰·布鲁克（Alan Brooke）帝国参谋总长的爱将、英国在第二战场军事将领中的代表人物，是英国对德作战的一面旗帜。英美两国在欧洲第二战场是联盟作战，两国盟军的作战指挥在名义上或一般说来是“统一”的，但实际上或很大程度上却是“协同”的，重大问题和主要高级将领的人事任免由英美参谋长联合委员会协商决定。简单说，艾、蒙二帅之间是一种特殊而有限的上下级关系，前者对后者的任免撤换只有建议权而无决定权。由此就可理解“一路突击”和“宽大正面”争论的激烈复杂和特殊意义了。
梳理一下艾、蒙二帅的战略之争，有三个关键点值得关注。
第一，军事目标不同。艾森豪威尔在战后的作战报告中总结说，英美参谋长联合委员会给盟军最高统帅的指令中规定西线盟军的任务是：“攻入欧洲大陆，并与其他盟国合作，采取以攻入德国心脏并摧毁其武装力量为目标的军事行动。”[7]据此，他认为“攻入德国心脏”和“摧毁敌人武装力量”就是盟军未来战略的指导原则。艾森豪威尔和史密斯参谋长认为，“德国有两个心脏。柏林作为纳粹堡垒首都，是政治心脏和最终目标。但对德国更为重要的是鲁尔，它是工业心脏。那里的城市、工厂生产着钢铁、枪炮和燃料，关系着德国战争贩子的生死存亡。我们能够肯定，他们会集中大量军队守卫它”。[8]由此，盟军向东挺进的军事目标依次是：在北线占领安特卫普港、阿纳姆桥头堡，跨越莱茵河，从北面围攻鲁尔；中路进攻部队占领法兰克福走廊、萨尔工业区，再掉头北上，从南面围攻鲁尔。他们设想，盟军将集结重兵与敌决战，消灭德军主力，然后再进军柏林。它以全线推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特征。
在蒙哥马利的进军路线中，纳粹首都柏林不言而喻是德国的心脏，是盟军打击的首要目标。一旦柏林被盟军占领，就会使德国残余的武装力量失去信心而瓦解投降，从而尽早结束战争。因此，他主张盟军派一位得力将领，率领精锐部队，一路突击，似尖刀穿插，经北线直捣柏林。这种主张得到了丘吉尔首相和布鲁克参谋总长的大力支持。蒙哥马利在战后还深信，如果当初能授权他一路突袭柏林，那么德国在1944年就投降了。
第二，向不同目标进军的路线不同。“宽大正面”战略在进攻路线上是“穿过中央的要害地区，占领侧翼的战略地区，全力以赴，协调一致作战”。[9]对此，艾森豪威尔1944年10月5日向到访的阿兰·布鲁克解释他的“三步走战略”（three-step strategy）是:“第一，开辟安特卫普港；第二，向莱茵河发起攻势，扫清敌军，沿南北两路包围鲁尔；第三，以德弗斯第6集团军群威胁慕尼黑作为掩护计划，最后通过鲁尔或法兰克福向柏林挺进。”[10]这就是三个集团军群组成三路大军，蒙哥马利的第21集团军群在北，布雷德利的第12集团军群居中，德弗斯的第6集团军群在南，全面摆开向前推进的“宽大正面”战略。
蒙哥马利极力反对全线挺进、全面出击的“宽大正面”战略。他认为，分兵出击违背集中优势兵力的原则，会削弱盟军的力量，使挺进不会有力，使战争旷日持久。而正确的战略应以柏林为首要目标，将盟军约40个师的兵力结成一个强大兵团，由他自己指挥，经北线直捣柏林。为此，盟军的一切运输工具和给养都要全部用于像尖刀插向柏林的这一攻势，其余部队均可就此停止前进以做掩护，或者根据余留物资努力以赴。
艾森豪威尔认为，一路突击的长蛇阵，势必暴露侧翼，可能被敌人拦腰截断。如果要分兵对付敌军袭击和保护自己的侧翼，又势必削弱一路突击的力量，到进入德国时成为强弩之末，难免攻而不克，战而不胜。因此，无论在哪条路线发动一路进攻都是不可取的。艾森豪威尔觉得北路的作战对整个盟军战线至关重要。比如摧毁德军导弹发射场，夺取和建立比利时飞机场，以及开辟安特卫普港等，对第二战场的战事发展举足轻重。基于这些考虑，他把进攻的重点首先放在北路，给蒙哥马利以物资供应的优先权，并命令中路的美国第1集团军予以积极支援。这些安排在客观上是对蒙哥马利的让步和安慰。
第三，地面作战指挥权之争。蒙哥马利特别强调，对地面部队实行单一的领导和指挥是成功的关键，诺曼底战役就是在他——蒙哥马利单独指挥地面部队的情况下获得的，今后，也唯有如此方能获胜。因此，他建议，艾森豪威尔应总揽陆海空三军的宏观设计和指挥，地面部队的作战指挥可专设地面部队总司令一职，由他自己兼任或其他某位将领担（兼）任均可。(www.zuozong.com)
对于指挥权问题，艾森豪威尔坚决维护自己的指挥权威。他坚定表示，战场已从瑞士扩大到北海，分成若干个区域，一个集团军群司令不能指挥另一个集团军群司令，要由最高统帅实行全面的监督和指挥。艾森豪威尔还柔中带刚地希望蒙哥马利尽职责努力完成自己的任务，“如果你觉得我的方针和命令如此危及作战的胜利，我们的职责就是把问题提交给更高当局，由他们做出裁决”。蒙哥马利只好暂时表示，关于指挥权问题，“就此告一结束”。[11]
如何看待“一路突击”与“宽大正面”的分歧呢？
首先，从两国不同的传统军事思想来看。美国陆军的传统军事思想是：“通过消灭敌人进行战争的能力，尤其是他的武装部队来赢得战争。……消灭敌人的武装部队，将通过直接同敌军主力的正面交锋，以优势力量压倒敌人来实现。”[12]这种思想渊源于美国内战。美国内战在军事上的重要特点是格兰特指挥占压倒优势的北方军队在整个战线上全面进攻，迫使南方军队穷于应付不能相互支援，得以战而胜之。南方的李将军从劣势力量出发，采取调动敌人、攻敌侧翼、打其尾部的战略。格兰特战略的基础是有强大的物质力量做后盾。随着美国国力越来越强大，格兰特战略就日渐盛行起来。美国陆军军事院校普遍讲授消灭敌军主力和正面全线进攻的军事理论，艾森豪威尔先后进入西点军校、陆军指挥参谋学院、陆军军事学院学习过，他就是在这一战略理论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内战形成了美国陆军以全线范围作战为特征的作战方针，它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指挥具有极大影响”。[13]第二战场开辟前的正面突破战略和第二战场开辟后的“宽大正面”战略，都体现了正面直接进攻的特点。
英国的传统战略思想以“间接路线”“边缘迂回”为特征。无论是第二战场开辟前的“地中海战略”，还是第二战场开辟后的“一路突击”战略，都具有这种特征。利德尔·哈特是研究战略问题的一代大师，也是继承英国传统战略思想的典型代表人物。他说：“避免向坚固的阵地作正面的突击，尽量从侧翼采取迂回行动以猛击最要害的地点，这就是采取间接路线。”而“战略的历史也就是间接路线的使用和演变的纪录”。[14]英国的战略家和军事将领对边缘战略也是津津乐道奉为信条的。“一路突击”战略就是走北路，绕边缘，朝德国的心脏柏林“打一个惊人的左钩手拳”。[15]而“地中海战略”就是从南线迂回，经“下腹部”打向德国心脏的“右钩手拳”。当艾、蒙二帅争论正酣之时，布鲁克在他的日记中如此评点，“显而易见，艾克对战略一窍不通”。[16]
其次，从英美两国不同的国家利益来看。第二战场开辟之时，英国的经济和财政已到疲惫枯竭的地步。英国本身的人力物力经不起打全线推进的大仗，也不可能由英国将领统帅第二战场的所有盟军作战。最高统帅一职，就是因为英国人在力量上自叹弗如而对美国人屈尊俯就甘居下风的。尽管如此，英国人还试图以美国的人力物力，按照英国的“一路突击”战略，让艾森豪威尔的最高统帅有名无实大权旁落。把盟军实际上置于英国将领指挥下作战，实现英国的政治利益。蒙哥马利就说，战争是政治的工具，一旦胜利在握，就得从政治考虑出发，决定下一步的进程。令他着急的是，“美国人不明白，如果我们在政治上输了一着，则在战略上赢得战争没有多大意义”。[17]“一路突击”战略就是要抢占柏林，守住中欧，阻止苏联的势力向西扩展，以维持英国在欧洲的霸权。英国人“越来越深信不疑，美国和俄国人打算使我们在这场战争中成为第三流的国家”。[18]为战后地位计，英国总想在欧洲战争中一路领先，打出声势，壮大国威。蒙哥马利的“一路突击”战略正是这一要求的产物，从而得到丘吉尔和布鲁克的大力支持。
美国在大战中极大地扩充了自己的经济军事实力。它的工业生产、对外贸易、资本输出、黄金储备、武装部队都占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首位。美国派兵赴欧作战，是为了追求美国的利益，而不是为英帝国火中取栗。美国坚持谁出的兵多，就该谁发号施令。它想利用人力物力的优势，从正面全线进攻，与敌军主力决战，打出美国的军威和国威，以便在战后安排欧洲和平时处于有利地位。美国的大批精兵良将潮水般涌向欧洲大陆，“宽大正面”战略的几路出击自然会使英国的努力和作用相形见绌。史密斯说：“我们计划的目标总是消灭德国进行战争的军事力量。……一旦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就能自由地在欧洲去想要去的地方。”[19]史密斯是针对军事问题而言的。如果我们将其延伸到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来看待美国把战时的贡献作为对战后世界施加影响的筹码，也是恰到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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