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朔县出土的五铢钱，西汉通行法币

朱　华

1983年，平朔露天煤矿建设北旺庄生活区时，曾配合基建进行过考古发掘，5年清理汉墓近1500座，出土文物万余件，其中有不少罕见品，为研究我国北方汉代文化艺术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经初步整理，在402座墓葬中出土古钱币共1654枚，有贝币、布币、刀币、秦汉半两钱、王莽钱以及唐、宋、金各代钱币。这些古钱币中不乏稀世珍品，如小型“宋子”三孔布为我国建国几十年来首次发现，填补了我国货币史近百年之缺。五铢钱是此次出土数量最多的，共有1347枚，占出土古钱币总数80%以上。

五铢钱自西汉武帝元狩五年始铸，至东汉末310多年间为两汉通行法定货币，其形皆圆形方孔，钱文横书，穿右五字，穿左铢字，均篆文，属纪重币，都是模铸。钱面有周郭，无内郭，周郭有宽有窄，背面内外郭俱有。钱面有多种纹饰，主要有穿上横画、穿下半星、穿四角决纹三种，背皆无纹饰。另外还发现有传形钱、无文钱以及一枚吉语钱，还有少量剪边钱。这些钱的精确年代难以判定，按其特征大致可分为六个时期：

一、《汉书·武帝纪》：“元狩五年罢半两钱，行五铢钱。”此语简明地记述了五铢钱始铸于西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

《史记·平准书》中有三段对五铢钱作了较详细的记载：

“有司言三铢钱轻，易奸诈，乃更请诸郡国铸五铢钱，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焉。”

“郡国多奸铸钱，钱多轻，而公卿请令京师铸钟官赤侧，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侧不得行。”

“赤侧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于是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今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所前铸钱皆废销之，输其铜三官。”

武帝自元狩五年至无鼎四年（公元前113年），五年内就三易其五铢钱，汉书中所说罢半两钱，行五铢钱，实际上就是行用郡国五铢钱。后因郡国多劣钱，旋即由京师钟官铸一当五赤侧钱。又因高额虚币的赤侧钱贬值，更铸上林三官五铢钱。至此，西汉的铸钱权方正式集于中央上林三官，五铢钱遂成为汉代通行法币。三官钱铸量大，行用期长，所以遗存至今的皆多于前二种钱。

武帝虽然悉禁郡国无铸钱，甚至将郡国所铸的钱皆熔化成铜输给上林三官，但是皇帝的御言往往也不能彻底执行，至今仍遗留有相当数量的郡国五铢钱，如已发现的河北省满城中山王刘胜及其妻窦绾二墓共出土近4000枚多品类的郡国五铢钱，江苏省徐州市小龟山西汉墓也出土800余枚。若以1967年洛阳市王城公园出土河南郡郡国五铢钱范相证，钱文五字中间交叉二笔皆呈斜直，或微有弯曲，铢字金字头有三角形的尖形三角状的特征，不仅满城和徐州的极相似，朔县出土的也十分雷同。面文五铢二字较宽，五字中间二交笔斜直或间有微曲形，有的几乎成为两直钱，铢字金旁上端三角形较小，有的作尖而修长，有作尖而短，有作尖而较宽且有向右倾斜之势。金字四点有稍圆或稍长，朱旁上笔均为方折，下为圆折。钱径2.5厘米者（标本号：GM116、4M70、4M33），2.6厘米的（标本号：6M29）。重3.2克的（标本号：4M70），3.5克的（标本号：6M29、GM116），3.6克的（标本号：4M33）。钱面穿四角决纹，此种纹饰钱，在满城汉墓中亦有之，四角决纹之制当肇始于武帝之时。此型钱当属于武帝早期郡国所铸的所谓郡国五铢。(www.zuozong.com)

二、朔县出土的第二类型五铢钱与前者有较明显区别，如五字中间交叉二笔微有弧曲，与上下二横画相接之处略内拢，五字上下二横画也往往较长，略向外伸展。铢字金旁上端三角较小，较尖，金字四点稍长，朱字上笔亦为方折。钱径2.5厘米的，2.6厘米的。重3.5克，3.6的，4.2克的（标本号：均采自4M70）。第二类钱则是武帝第三次更铸的上林三官五铢钱。

三、武帝之后的昭帝是否续铸五铢钱，史志未有明文记载，但是罗振玉、陈直先生在《古器物范图录》《关中秦汉陶录第四卷陶钱范纪年著录表》中却收有昭帝元凤四年和六年的铸钱范，可能昭帝时鼓铸无重大变更，因而史志则略其小而未载。以钱对范，昭帝五铢钱文字形较小而短，较窄而狭，介于武帝于宣帝之间。如五字中间二笔缓曲，甚至变曲度较大，上下二横画较长，与中间交笔相接处多向外伸出。铢字金字头三角多尖而窄。在此型钱中发现有少量剪边钱。

四、一种制作精好，钱文严谨端庄清晰，钱体较大的五铢钱，是朔县出土五铢钱中较好的品类。钱文笔画多较纤细，周郭阔缘者多，个别钱的外郭呈内倾斜式。面文有狭长式与宽肥式两种。五字中间二交笔弯曲，与上下二横笔相接处向内微收，成垂直状，铢字金旁多低于朱字，金字头三角多尖而狭，朱字上笔方折而较短。这种屈曲式五字形五铢钱，在存世汉宣帝的本始、地节、元康、神爵、五凤、甘露六纪年钱范中屡见之。以钱对范或以范证钱，二者兼用，较为准确。此型钱应为汉宣帝之五铢无疑。

五、在有关史志中未见有宣帝之后的元、成、哀、平四帝铸钱的记载，仅在《汉书·王嘉传》中载有孝元帝时都内，水衡、少府共蓄积八十三万万钱，也未言及铸钱之事。而一些谱录中却收集有元帝永光五年、建昭五年以及成帝永始三年和刘玄更始二年的纪年五铢钱范（如罗振玉：《古器物范图录》《小校经阁金文卷》，陈直：《关中秦汉陶录》，郑家相：《五铢钱之研究》），朔县出土的五铢钱与这些纪年钱范钱文相似的如两品，五字中间二交笔呈屈曲而垂直，铢字金字头三角尖而狭，金字头为等腰形三角，朱字头上笔已趋向圆折。这种字形的钱与武、昭时期不同，与宣帝时亦异，当属宣帝以后之元、成帝乃至西汉末之物。钱径2.6厘米的（标本号：4M110），2.7厘米的（标本号：4M67、1M26）。重3.1克的（标本号：4M26），3.5克的（标本号：4M116），4.7克的（标本号：4M67），此钱背面内郭有走铜与锈点，故稍重。

六、《后汉书·光武帝纪》中说：“建武十六年。初，王莽乱后，货币杂用布、帛、金、粟，是岁，始行五铢钱。”《晋书·食货志》亦载：“光武中兴除莽货泉，宜如旧铸五铢钱，帝从之，于是复铸五铢钱，天下以为便。”光武帝刘秀结束了王莽乱政，同时也终止了王莽的货泉，依旧复行久享声誉的五铢钱。以今存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三月丙申的铜钱范钱文与朔县出土此类型之五铢对证是相符的。铸工较精，铜质亦好，钱体大，多阔缘，文字宽阔，笔画粗壮豪放，钱面钱幕多无纹饰。面文五字中间二交笔甚弯曲，铢字金字头呈等腰形三角，也较大，金字四点长而方，朱字上笔皆为圆折。一般地讲，大凡朱字上笔圆折者均属东汉五铢，但是，早在16年前西汉末刘玄更始二年（公元24年）的五铢钱范中已有之，所谓圆折朱字应始于西汉末，朔县出土的这类五铢钱实属东汉初的复行钱，即惯称的建武五铢。朔县出土的五铢钱中未见有东汉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春二月所铸的四出纹五铢（《后汉书·灵帝纪》：“……又铸四出文钱”。），所以朔县出土的五铢钱下限不会晚于恒、灵帝之际。钱径均为2.6厘米，重皆3.8克（标本号皆采自9M115）。

此外，朔县出土的五铢钱中还发现有传形五铢钱二枚，无字钱一枚，吉语钱一枚。无文钱重3.8克。6M78号墓中出土的一枚吉语钱，钱形亦为方孔圆形，但略小于一般的五铢钱，上端铸一圆环，与钱体连结，大概是便于佩戴。钱两面铸文，一曰“日入千金”，一曰“长毋相忘”，皆四字，字间有柱纹四。丁福保《古钱大辞典》上编补遗第378图亦相似。钱径2.3厘米，环径1.9厘米，环宽0.3厘米。重5.9克。此墓出土五铢钱74枚，按其钱文书法特征均属武、昭、宣帝时期之币，因此这枚吉语钱的时代不会晚于宣帝时，是我国目前经科学发掘所得最早的一种厌胜钱，距今已有2000余年。

五铢钱自西汉武帝元狩五年创铸，至东汉末的近四个世纪中，为法定流通货币，铸造量大，行用期长，其信用始终不变，对当时社会经济发展起到相当稳定的作用。正如陈直先生在《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一书中所说：“就是割据西蜀的公孙述，也是以鼓铸五铢钱相号召，东汉末期的董卓，急欲代替汉代的政权，对于改铸五铢，只敢形模缩小，不敢放弃名称。至后代铸造的货币，仅加称某某五铢，仍然要利用这块老招牌，这种制度，到唐初才完全消失。”可见五铢二字在民众中有着长期的卓著信用。

本文简略介绍了朔县出土五铢钱的概况，由于才疏学浅，尚请专家学者斧正。

（原载《文物季刊》1992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