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王莽时曾规定学官教授《孝经》，又规定官吏是否能诵《孝经》记录于官簿，作为选官举吏的依据。这不禁使我联想到其他的儒经是否也曾如此？此外，我们也不难注意到一个事实，即《为吏之道》、《为吏治官及黔首》这类简篇迄今全出自秦或汉初的墓葬，不见西汉中晚期以后的，也不见于居延、敦煌等边塞。西汉中晚期以后，边塞出土了《论语》、《孝经》、《诗经》、《春秋》、《尚书》、《易经》等残简（详下文）。虽然目前还无法断言这些儒经是否取代了《为吏之道》这类教材，但这个现象无疑十分值得注意。
居延、敦煌边塞遗简的时代多属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明帝以前，迄今刊布的简篇，除了有较多的《苍颉》、《急就》，也有日书、风占、医方、九九、兵书、相刀剑、相马等，更有提到“吴起”（居40.29）[29]、“力墨（牧）”（敦2103）[30]、“晏子”（新EPT51.390、额99ES18SH1：1）、“田章”（敦2289或大庭730）[31]、“田开彊、公孙挟”（新EPT57.54）、“樗里子”（居135.31）等疑与《吴子》、《力牧》、《晏子春秋》等先秦诸子，甚至与《史记·滑稽列传》淳于髡记事相关的古籍残文。[32]这些典籍简可以说共同构成了汉代边塞吏卒思想精神面貌的重要侧面。它们出现在边塞，反映了边塞吏卒的文化素养，也反映了中华文化在帝国边缘，尤其是在河西地带的扩张。(www.zuozong.com)
这个问题，牵涉甚广。以下特别要谈的仅限于与儒教相关的经典残文。[33]汉武帝以后，儒家经典渐形重要。官吏想要升迁至较高的职位，通常需要学习儒经，更全面地接受儒家治术和道德伦理的熏陶。《急就》篇说“宦学讽《诗》、《孝经》、《论》、《春秋》、《尚书》、律令文”，点出了西汉中期以后宦学的内容，也反映《急就》编成的西汉元帝以后，汉吏在精神素养上逐渐受到儒教的濡染。目前在居延和敦煌边塞简中能找到的儒经残文并不算太多，它们是否曾在军中传授，成为精神教育的教材；是否像王莽时的“诵《孝经》”能成为考课或升黜的依据；并不清楚。无论如何儒经残简毕竟在边塞中出现，必曾为边塞之人所拥有和阅读，代表了一种文化素养，其具有的意义不容忽视。以下略举相关残简之可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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