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处理战俘方面，英国士兵也受到国内外的攻击，但这些攻击与前文提到的各种控诉一样，毫无根据、极其可耻。
在1899年10月21日的厄兰斯拉格战役中，布尔人第一次落入英军手中，沦为战犯。当天晚上，倾盆大雨不期而至。胜利的英军只能围着火堆烤火。据记载，几位目击记者称火堆旁最温暖的角落都被留给了布尔俘虏。有人曾不断称在厄兰斯拉格战役后，英军骑兵向一小撮布尔人发起进攻时毫不留情。批评这一说法的人则指出，这样的指责经常出现，但无法被证实。事实上，我认为这个传言来自画报中一张哗众取宠的图片。事情发生在深夜。当时光线昏暗。在疯狂和混乱的战斗中，英军很有可能将本来投降的人砍倒或骑马踏过，但骑兵带回二十名战俘，而布尔人的死伤人数低于这个数字，因此并未出现滥杀无辜的情况。我读了指挥本次进攻的骑兵指挥官的信。在信中，指挥官向一名同僚秘密讲述了整个战况。他谈到了战俘，但没有提到英军有何暴行。
从前线士兵的信中，威廉·斯特德摘录了许多谈到用刺刀刺死布尔人的内容。对于士兵的这些说法，人们应该谨慎判断，因为有的士兵在给家乡亲友的信中喜欢将自己描绘成战场上的凶恶之徒——只是觉得好玩而已。即使存在得到证实的个例，也只表明在激烈的战斗中，脾气火爆的士兵偶尔不会受到纪律的约束，也不会听从上司的劝诫。我确信，在所有战争中的所有军队都能找到同样的事例。但根据个别案例，有人就推断在战争中全部英军都残酷无情。如果外国人这样说，那这对英国是不公平的。而如果英国人这样说，那这种情况就太异常了。
对于所有这些指控，只有一个最终的完整答案，即我们现在手中有四万二千名男性布尔俘虏。布尔人认为，在两年的战争中，他们的死亡人数并不多。关于这一点，英国也不否认。一方面，布尔人死伤人数少，而我们手中有大量布尔俘虏；另一方面，人们指控英军在战斗中毫不留情。请问事实和传言如何匹配？我曾看到布尔人在被俘五分钟后，英国士兵与他们开玩笑，一起抽烟。因此，在我看来，这样的指控简直荒谬可笑。就算对于那些就此事抱有极大偏见的人，上述事实应该也具有足够的说服力。
当《海牙公约》在大范围执行时，我担心有些条款只能是完美的建议。在厄兰斯拉格战役、伯根达尔战役和其他战役中，英军经受住了自我克制和纪律的严峻考验。进攻时，英军既要保持克制，还要饶恕最后一秒才投降的对手。对英军来说，这个要求实在太高了。因此，进攻一方损失惨重：在激烈的战斗中，他们冲锋陷阵，失去了战友、上司。到了战斗的最后一刻，战争的始作俑者从藏身的岩石后毫发无伤地钻出来，投降自保。也只有在那一刻，英军士兵才真正看到自己的对手，才感到自己和对手处在公平的位置。英军士兵必须接受对手的投降。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对人性相当大的考验。
然而，如果那些位于防御据点的有组织部队适用这样的条款，那么独立狙击手呢？《海牙公约》从未给独立狙击手的立场明确定义，也从未发布他们的待遇规则。如果被狙击手困扰的军队抓住狙击手后，按自己的军法枪毙狙击手，那可不太美妙。
《海牙公约》第一条规定，交战者必须：一、由一个对部下负责的人指挥；二、有可以从一定距离加以识别的固定明显标志；三、公开携带武器。布尔狙击手躲在山丘上安全的藏身处，拿出毛瑟枪向英军射击。这显然不符合以上规定。因此，毫无疑问，依据《海牙公约》规定，狙击手被排除在战争规则之外。
狙击手也不符合《海牙公约》的战争精神。狙击手藏在岩石中，而他的对手根本无法分辨子弹来自何处。这样的狙击手与暗杀者没有什么分别。倒在狙击手枪下的受害者根本看不见狙击手，而在正常情况下，狙击手毫无危险可言。虽然我认为以下情况非常罕见，但如果士兵偶尔在没有向军官报告的情况下射杀这样的狙击手，难道说这是一种不可原谅的行为吗？或者说这也违反了严格的战争条款吗？
厄兰斯拉格战役前的布尔人
英军士兵与布尔人在厄兰斯拉格激战
在《洛桑公报》上，我看到一名归国的瑞士士兵。他叫亚历克西斯·帕什，曾同布尔人并肩作战。他曾目睹英军在攻陷一处阵地时损失惨重，之后却宽大处理自己遭受巨大损失的布尔人。他表示很惊讶。
亚历克西斯·帕什说：“在塔巴克斯堡战役中，我看到布尔人坚守阵地到最后一刻。在英军的最后一次攻击中，布尔人绝望地又打了一些子弹，随后扔掉步枪，举起手来，向自己刚刚近距离射击的英军求饶。英军饶了布尔人的命。这种仁慈之心使我震惊。换作我，我肯定杀了这些布尔人。”
关于战俘的问题，我们几乎不用再讨论了。英国人和外国所有人都有普遍共识——如果有机会形成共识的话，即战俘均得到人道和慷慨的对待。所有战役集中营的报告结论都一样，包括格林波恩特、圣赫勒拿、百慕大、锡兰、阿美纳伽。印度的阿美纳伽被选为战俘集中营所在地并且开始修建时，曾引发强烈抗议。人们断言这个集中营将成为疾病肆虐的地方。除了抗议这一决定过于草率，还有其他对政府的抨击。但事实表明，这些均为无稽之谈，因为集中营里的战俘健康状况良好。由于阿美纳伽集中营是唯一遭受严厉批评的集中营，1901年10月，杰西·科林斯先生访问阿美纳伽。他的结论能帮助我们了解该集中营的实际情况：(www.zuozong.com)
布尔军官说：“我代表军官和士兵表示我们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作为战俘，我们得到最好的对待。J.L.迪肯森少校[3]对我们非常亲切，考虑周到。”
描述百慕大集中营时，美国人使用了耸人听闻的措词，但据一家报纸的调查显示，百慕大集中营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问题。
约翰·J.奥罗克先生写信给《纽约时报》称“鉴于关于百慕大集中营的布尔战俘待遇有诸多失实报道”，他最近从一位记者那里获得可靠的消息。这名记者是穆森·温莱特。约翰·J.奥罗克先生称他为“岛上有影响力的居民之一”。穆森·温莱特说：“百慕大集中营的布尔人比纽约的许多居民生活得还好。他们有大量的牛肉、面包。所有物资都供应充足，除了自由。百慕大集中营有好医院和好医生。确实有些布尔人缺少衣服，但这种情况少之又少。政府正在给他们发放衣物。总而言之，与大多数国家相比，英国给布尔人的待遇要好得多。”
我们再看看英军战俘的待遇。在比勒陀利亚附近的沃特瓦，英军战俘承受无数痛苦。有些痛苦并不应该由他们承受。患有肠道疾病的士兵被弃之不理，而对待南非的英国移民时，布尔人就更加野蛮。南非的英国移民被关在牢房中。理由居然是他们为英国而战。对阿非利卡人来说，他们是叛徒。
在一场持续二十六个月的战争中，被处决的布尔人少之又少，与被处决的开普叛军人数相差很大。根据我的调查，被处决的布尔人包括：1900年8月24日，在比勒陀利亚，汉斯·科尔杜阿因共谋罪和违反假释条令被执行枪决；在纳塔尔，一人或两人因毒死马被枪毙；1900年10月27日，在弗雷德里克斯塔附近的战斗结束后，英军枪毙三名男子。他们曾放下武器投降，得到宽恕后，又拿起枪从后面向英国士兵开枪。毫无疑问，也许还有其他案例散落在广阔的战场上，但我找不到其他处决布尔人的记录。即使这种案例存在，数量也肯定少之又少。自1901年年初以来，德兰士瓦共有四人被枪决；比勒陀利亚有三人因间谍罪和违反假释条令被枪毙；在约翰内斯堡，有一人因煽动布尔人进行抵抗、破坏中立而被执行死刑。
在战争开始时，开普殖民地北部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加入侵略者的行列。在布尔人被驱逐后，这些人大部分投降了。英国政府意识到他们被迫参战，处境较困难，因而除了剥夺他们几年的投票权外，并没有再施加任何惩罚。少数人像道格拉斯叛军[4]一样，在战场上被抓获，并被判处一年至五年不等的监禁。
这些事都发生在1900年。1901年，布尔人入侵开普殖民地。这次入侵与之前的入侵完全不同。在第一次入侵时，布尔部队实际占领了开普殖民地，直接向当地居民施压。在第二次入侵时，布尔人分成小股，只是穿过开普殖民地多个地方，并没有占领。第一次加入布尔人入侵部队的英国人可能是被强迫的，但第二次加入布尔人入侵部队的人则必然是出于自愿。
布尔人的突袭小分队流动性很强，只有处于绝对优势才出击。他们渗透到开普殖民地的所有角落，诱使英国人背叛英国。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突袭小哨所或让民用火车和军用火车脱轨。为掩盖踪迹，他们经常杀死可能泄露情报的土著。布尔人的出现使开普殖民地陷入一片混乱，也威胁英国部队之间的联络。
如果打个比方，欧洲读者可能更容易了解英军在南非遇到的情况。假设有一支奥地利军队入侵德国，深入德国腹地时，遇到小股德裔奥地利人不断破坏铁路，还干扰他们的通讯联络。在这种情况下，入侵的奥地利人是否会饶恕这些人，尤其是他们除了叛国还冷酷地杀害奥地利人。奥地利人能饶恕他们吗？
然而，英国人饱受磨难。几百名叛军落入英军手中。大多数人既没有被罚款，也没有坐牢。只有叛军头目和犯了死罪的人被处死。我列出了1901年的处决名单。其中包括已经提到的被处决人员。内容基本属实。
续 表
如果1901年10月12日塔卡斯塔德处决的“若干”人是三人，那么处决人数总共三十四人。但布尔人杀害无辜土著，尤其是儿童的行为还在继续，应严加惩处，以儆效尤。因此，未来处决人数肯定还会增加。在这份处决名单中，有四个破坏火车肇事者[5]，一个间谍，四个土著谋杀犯，一个从开普警局偷走二十匹马的逃兵，其余二十三名均为英国人，他们因武装对抗自己的国家而获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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