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戏曲艺术：孔尚任的《桃花扇》

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堂，别号岸堂，自署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孔子第64代孙。

《桃花扇》的内容是借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来反映南明弘光王朝覆亡的历史。侯方域题诗宫扇赠李香君，一见钟情。魏忠贤余孽马士英、阮大铖欲与侯结交，得知此事后，通过画家杨文表示愿代出资成全二人婚事。李香君怒斥马、阮，侯在李的激励下，也对此事加以拒绝。阮大铖因此怀恨在心。这时武昌总兵左良玉移兵南京，侯方域修书劝阻，阮大铖反诬侯是左良玉的内应，侯方域被迫投奔在扬州督师的史可法。李自成攻陷北京，阮大铖等人迎立福王，并对复社文人进行迫害，准备强逼李香君嫁给漕抚田仰为妾，李香君坚决不从，矢志守楼，倒地撞头时，血溅侯方域所赠宫扇，杨文在宫扇血痕上画成桃花图，李香君遂将桃花扇寄与侯方域。清兵南下，攻破南京，李香君、侯方域先后避难于栖霞山，二人在祭坛相遇，张道士以国恨、家恨之言点醒他们，二人双双入道，全剧在一派悲歌声中结束。

孔尚任截取南明王朝从建立到覆亡这段历史作为创作题材，描写朝政得失，文人聚散，借男女主人公的悲欢离合，写国家的兴亡。《桃花扇》的思想意义在于，明朝灭亡以后，孔尚任第一个以戏曲的形式，展现了明末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评价了南明的历史，艺术地总结了这一段历史的教训。作者暴露了南明小朝廷的昏庸和腐败，揭露了上层统治阶级及各军事首领间的矛盾，刻划了阮大铖、马士英等迫害清议派和无辜百姓的投降主义者的丑恶面目。对于史可法的矢志抗清，李香君的关心国家危亡、疾恶如仇，以及柳敬亭等民间艺人不做顺民的气节，作者都持肯定和赞扬的态度。对男主角侯方域，作者则既同情他的遭遇，又写出他性格中软弱的一面，对复社文人“调嘴文章，当不得厮杀”，以及留恋征歌舞等亦颇有微讽。当然，从孔尚任的出身和曾经为官一时的经历看，他是正统的封建文人，所以，虽然他没有站在农民革命的对立面，去歪曲、丑化农民起义军，但当剧情触及到明朝覆亡的历史背景时，他忍不住要大骂李自成是“流贼”、“豺虎”，并对崇祯的自缢大唱挽歌。这是他的思想局限性所在。

从《桃花扇》的戏剧结构看，孔尚任巧妙地以侯李爱情为贯穿全剧的主要线索，细针密线，联环生发。以侯方域为由头，可牵出史可法、江北四镇、及左良玉；以香君为由头，则可牵出以南京为中心的诸色人等和诸种事件。在环环相扣的情节发展中，一柄宫扇又是一个绾合全剧主要情节的道具，从侯方域赠扇订盟开始，到张道士裂扇掷地止，它包含着不平凡的意义，喻示着主人公的悲欢离合。正象孔尚任在《桃花扇小识》中所说的：“桃花扇何奇乎?其不奇而奇者，扇面之桃花也；桃花者，美人之血痕也。血痕者，守贞待字，碎首淋漓不肯辱于权奸者也；权奸者，魏阉之余孽也；余孽者，进声色，罗货利，结党复仇，隳三百年之帝基者也。”这把扇子不仅绾合着主要情节，也将层层深入的主题意蕴一点点展开了。这正是孔尚任的匠心所在。(www.zuozong.com)

在这样一个紧凑的结构中，作者塑造了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妓女艺人的不下二、三十个人物形象，这些人物有主有次，有褒有贬，但在孔尚任笔下，其性格却各不相同。比如，同是奸党，马士英有权有势，喜爱别人奉承，贪鄙而无才略；阮大铖则狡诈阴险，善于出谋划策。对不同的人物，作者也采用了不同的表现手法，有的点染成趣，有的进行平实的白描，有的则采用夸张的手法，不同表现手法的运用，对于人物的个性化是很有益处的。

《桃花扇》的语言既有戏剧的表演性又有文采，作者写了许多强烈抒情和个性化的曲词，其宾白也严肃详备，这在古代传奇作品中是罕有的。《桃花扇》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使它成为明清传奇的压卷之作。

由于这出演义南明兴亡故事的传奇出现在明亡后仅仅50年的戏曲舞台上，观众中不乏明朝的故臣遗老，《桃花扇》很能唤起他们的亡国之痛，再加上作者有着进步的历史观和圆熟的艺术手法，使这个戏曲脱稿后，即风行一时。但由于《桃花扇》表现的民族意识过于强烈、直接，随清廷对文化专制统治的加强，此剧便很少演出了。在昆曲传统剧目中，仅存《访翠》、《眠香》二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