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院多建在山中,这是出世间理想的不得已的退让一步,因为山仍在世间,不能出,依理是应该有些遗憾的。至于身未出家的人,住在山林就可以算作已经远离红尘,因而也就可以毫无遗憾。这种向往山林的风气至晚起于六朝。有名的故事是宗少文(炳)的卧游。后来还有不少人效颦,或扩而充之,如宋朝吕祖谦,传世的《卧游录》据说就出于他之手。但这只是想而不是行。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人就山林,如司空图的入中条山王官谷。一种是使山林缩小,就人。这后者有等级之分:上者如宋徽宗,用君权让汴京城东北部生一个艮岳;中者如李格非《洛阳名园记》所记,在宅旁修建个或大或小的园林,旧时代的上层人物几乎都是这样;下者是建园林既无地又无力,那就可以想法弄一幅山水画,悬之壁间,或一块灵璧石,摆在案头,以幻想咫尺而有千里之势。还有比山水画和灵璧石更空灵的,是只称名而未必有实。一种是为居室起名,不管如何湫隘嚣尘,而名曰什么什么山房。另一种更多,是为人起别号,也是不管心在魏阙还是身在朱楼,而名曰什么什么山人。这风气大概始于唐朝,如隐士兼大官的李渤别号“少室山人”,诗人杜荀鹤别号“九华山人”。其后到明清就盛行而至于滥,几乎遍地都是“山人”,其中还有不少大名人,如明宗室朱载堉别号“句曲山人”,清诗人王士禛别号“渔洋山人”,等等。还有不满足于仅仅住山的,如清朝周金然,别号是“七十二峰主人”,那就把居室之外的整个山林都据为己有了。
其实,住在天街或住在陋巷,长年骂贼颂圣或柴米油盐,未免烦腻,想到山林换换空气,也是人之常情。常情,未必与禅有关。但也可能与禅有关,那就有如风助了火之力,于是就烧得特别旺起来。这旺的情况,见于史书隐逸传的,以及不见经传的,几乎有数不清的那样多。这里随便谈一些。如唐朝早年的田游岩,隐居嵩山,名声大,乃至惊动了高宗皇帝。皇帝过嵩山,屈尊去看他,他说了句山林气非常重的名言,是:“臣所谓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者。”这是喜好过甚而成为病态。其后的白居易,病轻一些,但不只晚年住香山;中年贬官,失意,还在庐山建草堂,过过山林瘾。宋朝的林逋,上面已经谈过,当然也是典型的一位。元朝可以举王冕为例,隐居九里山,也是决心做山林中人物。再其后,明清两朝,这样的人物也是屡见不鲜。且说另一种情况,是山林气,就算附庸风雅吧,总是更加无孔不入了。手头有一本明末文震亨作的《长物志》,作者是曾任东阁大学士(宰相职)的文震孟的老弟,官至中书舍人,所谓仕宦之家,可是书中所举“长物”(消闲中可喜而又可有可无之物)中有:山斋,佛堂,水石,英石,太湖石,短榻(置之佛堂书斋,可以习静坐禅),禅椅,佛厨佛桌,香炉,禅灯,钵,钟磬,坐团,番经,禅衣,这俨然是住在山林中的大和尚的气派了。可以想象,如果没有禅,上层士大夫大概不会这样心在朝市而貌在山林的。(www.zuoz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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