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与新乡贤文化研究：乡村权威与治理模式

“权威”一词来源于西方社会，中国古代的儒家、法家等思想中也有关于权威的内容。马克斯·韦伯是权威理论的奠基人，他曾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首次指出：权威是一种“合法性的支配形式”。从这个角度上看，权威区别于权力，它是一种自愿的服从和内心的认同，不具有强制性。这和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对于中国社会权力的说法不谋而合，他指出：中国社会的权力可以分为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前者是指权力的拥有者发号施令，强制被支配者的行动；而后者是指一般民众共同授予并承认的权力。此外，马克斯·韦伯根据人类社会合法性统治的形式将权威分为三种类型，即传统型、魅力型和法理型。关于权威的价值和作用，恩格斯曾指出，“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动”，因此权威的存在能够推动集体活动的开展，能够引导民众向着集体的目标一致前进。

（一）新乡贤是乡村权威

我国古代的乡村治理多依赖于乡绅，因而形成了乡贤治村的基层自治模式。这种治理模式虽然也会产生支配行为，但是它并不具有暴力性、强制性。古代乡绅、乡贤的权力更多来自民众的授予，属于一种同意权力，也就是说乡贤是乡村中的权威，由村民选定。被选出的乡贤往往德高望重，在乡村中有较大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对于乡贤作出的决策，村民一般会赞同并自愿地服从。当前，随着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乡贤群体的范围不断扩大，新乡贤陆续出场；乡贤文化也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演变成为新乡贤文化。我国学者将权威理论应用于乡村社会治理的研究之中，那么新乡贤作为传统乡贤的延续和发展，实质上也成为一种乡村权威或者说民间权威。加之乡贤治村的历史悠久，村民在潜移默化之中已经形成习惯，新乡贤的出现便能唤醒村民的集体记忆，触发作用机制。因此新乡贤也拥有了同意权力，从而能够在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等方面发挥自己的优势和价值，带领村民共同参与乡村振兴。

（二）权威善治的可能性

何谓善治？从字面意义上理解，善治应当是良好的治理，国家或组织通过善治使公共利益最大化。学者俞可平指出“善治实际上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同时他认为善治包含六个基本要素，即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与有效性。其中，合法性和有效性越高，善治的水平就越好。^[1]而乡村权威也强调合法性、有效性。新乡贤作为乡村权威，在参与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的过程中，其身份需要得到村民的认可和肯定，新乡贤可能是由村民自下而上选拔出来的，也可能是由政府自上而下评选出来并授予合法身份的。在有效性层面，新乡贤参与乡村建设和治理的实践成果会成为政府和村民判断其价值的指标，这是新乡贤善治的最高的衡量标准。此外，善治强调国家和社会公民的共同参与、合作管理，而对于乡村来说，村民的公民意识尚未完全激活，因此实现乡村善治需要借力乡村权威。在乡村领域内，乡村权威既是善治的先行者，也是公民意识的激活者，他通过积极参与乡村治理来维持乡村社会秩序，同时唤醒村民的主体意识，带动其参与到乡村治理之中。

在权威理论的视角下，新乡贤化身为一种乡村权威。龚丽兰和郑永君两位学者由此出发，引入了嵌入性和公共性，并进行分析：乡村权威的嵌入性包括人际嵌入性、体制嵌入性和文化嵌入性，它影响着新乡贤的治理能力；乡村权威的公共性分为实践公共性、言论公共性和价值公共性三个方面，它影响了新乡贤的治理意愿，治理能力和治理意愿最终会影响乡村治理的效果。^[2]

（三）乡村权威的嵌入性(www.zuozong.com)

在分析经济与社会两者的关系时，卡尔·波兰尼提出了嵌入性这一概念。嵌入性理论是新经济社会学中的一个核心理论，是指经济制度深嵌于社会关系中。后来马克·格兰诺维特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社会嵌入性的框架，他认为“任何个人都不是孤立的，都是嵌入在特定社会结构和关系网络中”^[3]。换言之，个体的发展已经和社会紧密相连，必须依赖一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网络来获取发展资源、赢得社会支持。对应地，乡村权威的嵌入性是指乡村权威深嵌于乡村社会的发展中，这是一种理想的发展模式。此外，上文提到乡村权威的三个维度：首先是人际嵌入性，指的是新乡贤要和乡村民众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这种良好的互动关系能够增加两者之间的黏性，促进村民对新乡贤的认同和支持，从而有利于新乡贤乡村工作的展开。其次是体制嵌入性，即新乡贤需要和村两委保持较高的关联度。在这种情况下，新乡贤或本身是村两委的主要成员，或被纳入村两委的组织架构中，或与村两委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通过这种体制的嵌入，新乡贤能够获得更多的发展资源和政策支持。最后是文化嵌入性，它要求新乡贤要和乡村之间保持较强的情感联系、文化认同，新乡贤文化本身来源于乡村，是对各地新乡贤文化发展的提炼和概括，它与乡村已经产生了密切的关系。

（四）乡村权威的公共性

公共性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价值取向与实现路径。区别于个人性、排他性，公共性要求人们肯定并尊重共在他者、关心并维护公共利益^[4]，而乡村权威的公共性是指乡村权威对于集体利益、乡村和村民的关心程度。它也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实践公共性，参与社会治理的人要通过实践来获得自身发展，它要求新乡贤要积极参与乡村公共事务、为集体谋取公共利益；第二，言论公共性，是指对公共利益的表达，这种表达一般属于公权力的拥有

者，而新乡贤正是乡村公共利益表达的代表者，新乡贤需要反映村民的难题和要求；第三，价值公共性，指公共精神的传递，新乡贤作为乡村权威、乡村榜样，其言行要受到规范和制约，要具备社会公德意识和勇担责任、无私奉献的精神，并在与村民的互动中展现出来。

综上所述，新乡贤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乡村权威，只有同时具备合法性和有效性，新乡贤善治才成为可能。此外，新乡贤具有嵌入性和公共性，人际、体制、文化的嵌入性影响其参与乡村治理的能力，实践、言论、价值的公共性影响其参与乡村建设的意愿，而治理能力和治理意愿最终都会作用于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