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工人阶级生活与文化的揭秘

伯明翰中心根植于新左派，一路秉承了英国式马克思主义传统，致力于打破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之间的陌生化想象，因此，英国工人阶级生活与文化自然而然成为其研究的重要一环。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于1957年出版，在当时的英国学界引发了大讨论，负面声音极大。在当时的批评界看来，霍加特在好几个方面违背了不证自明的英国传统：第一，把大众流行文化视作必须加以批判审查的对象；第二，将文学分析的方法与社会政治问题的探讨相混合；第三，把个人传记这种经验式的写作方式与社会历史、文化分析相结合。此外，《识字的用途》还把文本的焦点聚焦在阶级问题上。在自传里，霍加特也描述过《识字的用途》出版后在学界同事中所引起的反应：“国内英语系中我所认识的很多人都对它保持沉默，就像一只癞皮猫从会议室旁门叼来了一样奇怪的甚至是难闻的东西跑进了房间。”^[12]

但是《识字的用途》对于文化研究的开山意义不容低估。首先，霍加特为文化正名，将文化定位为普通人的文化，这个传统后来被雷蒙·威廉斯和E.P.汤普森等人发扬光大。就学理层面而言，霍加特反对利维斯主义精英文化观，再加上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尤其是经济决定论的机械理解的不满，促使文化主义在上述两种批判话语中应运而生。由是观之，霍加特是开启了从大写的“文化”到小写的“文化”的伯明翰中心文化主义的先河。

其次，《识字的用途》中对20世纪50年代牛奶吧里的“自动电唱机男孩”的观察与描述，揭开了青年亚文化研究的序幕，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与关注焦点。虽然后来的研究者对霍加特青年亚文化的评价提出了诸多质疑与批评，认为其抹杀了青年亚文化的积极抵抗与反“收编”的因素，但是这不能否认霍加特在这一领域的开端性意义。

再次，《识字的用途》提供了一种方法论上的革新。霍加特创造了一种不同的学术表达方式：问问题的方式，以及回答问题的方式。他不仅将工人阶级文化视作一个文本，进而运用了文本细读的方法，来作整体性的解读，又兼顾了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等多重学科视角，来阅读工人阶级活生生的文化，这对社会学来说有着方法论上的革新意义。同时，霍加特结合自身的童年记忆与经验，采用民族志的写作方式对工人阶级文化进行内部解读，以突破专业知识的局限，从而获得随意发问的自由，跨越了学科间的边界。加上其来自文学批评的文本细读的技巧，使得在归纳与统计中丢失的生活价值在工人阶级经验的叙述纹理中得以确证，为日后的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建立在“普通”日常生活之上的根基。霍加特的研究为之后的文化研究建立了方法论上的可行性，跨学科研究，以及后来的语言研究、历史研究、媒介文化研究等等自此兴起，研究方法日趋多样化，成为文化研究最明显的特征之一。

《识字的用途》原名为《识字的滥用》（The Abuse of Literacy）。全书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霍加特详尽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场景；第二部分则具体描述了昔日工人阶级文化如何在20世纪50年代遭遇以美国大众文化为首的大众文化的威胁。凭着对文化差异的敏锐性，霍加特观察到工人阶级文化的连续性及其变化，因此他用显而易见的两个大标题把此书一分为二：一是《“旧的”秩序》（An “Older” Order），二是《让位于新异》（Yielding Place to New）。《识字的用途》第一部分主要通过展示20世纪30年代——霍加特青年时期的工人阶级生活环境，并以《派格报》、酒吧驻唱等为例证，来还原人民的“真实”世界与其充实而丰富的生活，赞美了富有弹性的工人阶级文化。

霍加特注意到日常生活其实具有饶有趣味的本质。他说：“工人阶级艺术本质上是一种‘展示’（而不是一种‘探索’），是对已知事物的一种呈现。它起源于这样一种假定，即人类生活本身是迷人的。”^[13]在此基础上，他肯定了那些贴近读者生活细节、“把人表现为人”的艺术，视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关系为风筝与坚实地面的关系：正如风筝从地面起飞，艺术则从生活中产生。霍加特承认通俗文学的形式与价值已为人所熟知，毫无标新立异之处，但是他反对对大众文化持居高临下的讽刺态度，认为仅仅嘲笑这些作品，没有任何意义，反之我们首先需要欣赏可能蕴藏在平淡故事中的稳固而亲切的生活方式，因为：

这些故事展现了一个有限的、淳朴的世界，以一些为人们所接受并长期信奉的价值为基础。它往往是一个幼稚而华美的世界，情感的迸发生产出极大的激情。但它们的确在起作用。这不是一个腐败或虚伪的世界。^[14](www.zuozong.com)

继而，霍加特以自己的童年和家庭、邻里生活为蓝本，绘声绘色地回忆了工人阶级巴洛克式的生活方式：

大多数工人阶级的乐趣趋向于大众娱乐，喜欢拥挤不堪与参差不齐。既然大多蜂音器都在一个小时之内彼此吹响，每个人也因此都抢着在同一时间里取乐。假设是特殊的场景，比如婚礼、哑剧旅行、考察、游览等，也一定有着一种格外的壮丽与灿烂。婚礼多半总是想要沾上些上流社会生活方式的华丽。大蛋糕毫无疑问是“好的”，但是精心制作的白色婚纱和面纱，却也只能是真品的可怜的仿制品，不然得花去一百个基尼。所有女傧相的礼裙都是相似的，下至小臂章、长网手套和大帽子，不过完美度与合身性却不够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酒水，包括更为丰富的品种——波特酒，在慷慨地流淌。^[15]

在霍加特看来，如果我们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工人阶级的生活上，就会更接近工人阶级态度的核心，即个体性、具体化与本地性。它们无时无刻不充斥在他们的家庭生活与邻里关系中。在家庭生活中，母亲比父亲更多地扮演着一个联结者的角色，这种联结主要体现在家庭内部成员的联系，比如祖父母、兄弟姐妹与表亲。对于外部世界的联系则交由父亲来承担，父亲负责养家糊口。母亲对父亲的工作是几无所知的，更不会有外界的朋友，如果说有，也是与她的丈夫共同的朋友。在这里，母亲与父亲的职责分工是相当明确的，各司其职。家庭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具有个体性、私密性，与之相对的邻里关系则显得复杂些。不过因为有共同的话题、兴趣爱好与文化设施等，处理邻里关系的原则被简化为“自尊”。

霍加特在该书第一部分中，对工人阶级的社区日常生活进行了详尽的描写，譬如家庭生活、邻里关系、流行杂志、公共酒吧等，极力为读者呈现一个原生态的工人阶级文化场景。他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工人阶级的文化是有限的、淳朴的、美好的，人们在有机的社群里过着恰到好处的充实而丰富的生活，享受着人民的“真实”世界。书中提到的工人阶级到海边度假的“海滨一日”的例子，正是验证了霍加特意图呈现给读者的“曼妙”场景：

游览车启程了，穿过沼泽，从瞧不起海边派对的人家门口经过，驶向司机所知道的有咖啡和饼干，甚至是有风声的鸡蛋培根的地方。到了海边，饱餐一顿之后，大家便各自分开活动，罕见有人独来独往，因为无论是在城镇还是在海边，他们都感觉像是在家里一样……他们逛店铺，喝饮料，坐在椅子上吃冰激凌或是嚼薄荷糖。约翰逊夫人坚持要自己划船，于是干脆把上衣塞进她的灯笼裤里；亨德森太太假装与侍者结识，以便插个队上洗手间。她们的举止引来大家的朗朗笑声。接着，大家便开始给家人准备一些礼物，享受丰盛的下午茶，在回去的路上人们还不忘停下来喝几杯。如果有男人在场，或者说这只是一次男人们的外出，那么估计路上要停好几次，只为了喝装在后备厢里的一两箱酒。穿过沼泽的时候，这群男人都开始胡闹起来，开着一些不太正经的玩笑。司机明确地知道自己的职责所在，将这群热情、唱着歌的人送回城镇。在到目的地之前，人们会付给他一笔相当可观的小费。^[16]

这是霍加特对理想中的社会文化生活的生动描述。人们成群结队，自由自在，不受过多的拘束，他们的行为举止可能粗俗可笑，显得不那么有教养，但是他们确实是在平等自由地选择各自的生活方式。他们自然而淳朴，真实而不做作，其乐融融，一派和谐之态。这样的社会是开放的，它既不朝着商品社会，也不为权威主义、激进左派或者右派的政治潮流所裹挟，每个人都能够进行真正的自由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