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1年,因瑞士议会未能彻底解决修道院问题,瑞士人的生活变得日益艰难。这场讨伐分离主义者联盟的战争很难称得上是纯粹的宗教斗争,因为连许多自由派天主教教徒都站在阿尔高州的立场上反对修道院,而许多新教教徒则不偏不倚,认为镇压行动非法且危险。整体而言,大城市中的受教育人群是反对修道院的,而没有受过教育的平民,特别是瓦尔茨特滕地区的牧羊人,则坚持认为只有仰赖修道院才能实现自我救赎。然而,人们对修道院的抵触情绪正在日渐滋长。与此同时,作为瑞士首府州,动乱的苏黎世渐渐恢复了往日的秩序。阿尔高州致信苏黎世,请求信仰新教的苏黎世给予阿尔高州应有的帮助和同情。阿尔高州的请求最终打动了苏黎世州。1842年5月,苏黎世州的人们再次选举成立了自由政府。
1843年年初,卢塞恩州成为瑞士当时的首府州,并全力推动天主教事业的发展。瑞士各方民众都认为,在离开施维茨七年之后,罗马教廷大使法布里齐奥·塞贝拉斯·泰斯塔费拉塔重返卢塞恩的举动具有重大意义。罗马教廷大使刚一到达卢塞恩,卢塞恩州议会便命令阿尔高州取消先前镇压修道院的命令,但阿尔高州当即拒绝了卢塞恩州议会的要求。随后,卢塞恩州向瑞士其他州发出通告,要求召开议会解决问题。瑞士议会如期举行。天主教州和新教州均拭目以待。众所周知,圣加仑州的投票可能会让自由党获得多数席位,但圣加仑州举棋不定。于是,阿尔高州再次做出让步,保留了黑梅奇维尔-斯塔费尔恩的修道院。阿尔高州的举动终于让圣加仑州下定了决心。圣加仑州代表立即投票支持镇压修道院,以促使镇压决议最终通过。各天主教州虽然一时受挫,但并不愿屈服。卢塞恩州、乌里州、施维茨州、翁特瓦尔登州、楚格州和弗里堡州拒绝其他州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支离破碎的1815年维也纳决议进行修订。在瑞士议会做出决议的一个月内,卢塞恩州等州在罗滕图姆加入了分离主义者联盟。作为独立的联盟,分离主义者联盟简直是博罗梅奥联盟的翻版。唯卢塞恩州马首是瞻的六个天主教州[1]有权自行决定是否征募军队和宣战。在几个月之内,这六个天主教州的密谈,以及所有与联盟相关事宜都秘而不宣,直到1844年才在卢塞恩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对外公开。
分离主义者联盟成员违背了纪律严明的初衷,行事无所顾忌。就连罗马天主教耶稣会的创始人伊纳爵·德·罗耀拉[2]的追随者都知道了这个组织严密的联盟。分离主义者联盟企图拉拢圣加仑州和图尔高州,没有成功,最后却出人意料地成功争取到了瓦莱州。瓦莱州以山峰林立而闻名,常常令游客流连忘返。瓦莱州不仅风景绮丽、景色壮美,而且极具吸引力。“那里有意大利的炽热和极地的冰冷。从美丽富饶的山谷中抬头仰望,人们可以看到令人惊叹的高大险峻、云雾笼罩的群山。在巍峨的山顶上,秃鹫在盘旋着寻找猎物。你会发现茂盛的葡萄树和蜜桃树与零落的冷杉和落叶松并排生长,一个教区居然同时拥有如此分明的一年四季……虽然生活在同一座大山谷中,由同一条河流滋养,但瓦莱州居住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民族。在东部多山地区生活的民族保留着与德意志人极度相似的语言、举止和习俗,而在西部平坦地区生活的人们则讲一口变了味道的法语,并饱受克汀病[3]的折磨。”
耶稣会的创始人伊纳爵·德·罗耀拉
瓦莱州虽然地势高峻,但仍然通过众多的山口来与外部世界联通。即使是高耸入云的辛普朗山口,也不及瓦莱州任何一座山口那般巍峨险峻。瓦莱州拥有的山口也一直被邻州觊觎。在瓦莱州境内,坐落着马特洪峰、格里姆瑟尔山口和盖米隘口[4]。在瓦莱州境内,还屹立着给无数旅人带来便利的雄伟的圣伯纳山口。罗马神父曾来到圣伯纳山巅的神殿里向朱庇特[5]献祭,罗马士兵曾在圣伯纳山口附近的城堡里驻守,勃艮第人和伦巴第人曾短暂占据圣伯纳山口,野蛮的萨拉森人[6]曾在圣伯纳山口修筑土木工事,而来往的旅客们必须支付高昂的过路费才能通行。几个世纪过去了,圣伯纳山口的名气越发显赫。
大圣伯纳山,
壁立千仞,无与伦比,
慷慨,灵动,厚德载物。
——塞缪尔·罗杰斯[7]《大圣伯纳山》
在圣伯纳山口不再由萨拉森强盗挟制之后,奥斯塔大主教圣伯纳德[8]在这里修建了避难所。避难所后来逐渐发展为以圣伯纳德·德·芒东的名字命名的修道院——圣伯纳德修道院。圣伯纳德修道院的修士一向善良仁慈,对芸芸众生一视同仁。圣伯纳德修道院的修士们从未中断博施济众的善行。经验丰富的圣伯纳德修道院的修士们懂得,即便天气晴朗、艳阳高照,也可能在转瞬间出现狂风暴雪。天气恶劣时,圣伯纳德修道院的修士们会全体出动,他们会带着助手,牵着狗出去寻找落难的旅客。圣伯纳德犬一直任劳任怨、出生入死地陪伴着圣伯纳德修道院的修士们,成了他们最忠实的朋友。1830年严冬期间,有两批圣伯纳德修道院的修士离开修道院前去搜救旅客,结果全部牺牲。与已故的圣伯纳德修道院的大主教和修士们的名字一样,巴里和布鲁诺——两只圣伯纳德犬的名字也一直被人们铭记于心。然而,在天气晴好、万籁俱寂的夜晚,圣伯纳德修道院的修士们与圣伯纳德犬会聚集在燃烧正旺的火堆旁,得享片刻安逸。这种安逸的时刻与随时奉命顶风冒雪的辛劳形成鲜明对比。
奥斯塔大主教圣伯纳德·德·芒东
精灵般的火焰燃烧正旺,
记忆的阴影暗中潜藏,
以奇异的形状游过围墙。
火光的幻影,
光彩夺目,
令人无限遐想。
越过林立的长矛,
夺目的旗帜随风飘舞,
赤色的旗帜起起落落,
纪念着古老的汉尼拔[9]。
瞧,一轮明月之下,
流星飞掠而过,
明月与流星述说着手足之情。
星消月落,瞧!
幽灵来来去去,
旗帜在空中飘扬,
无数刺刀寒光闪闪,
征服者的军队,(www.zuozong.com)
在陡峭的山路上挺进。
慢吞吞的骡子奋蹄前行,
驮着声名赫赫的拿破仑·波拿巴。
拿破仑·波拿巴骑着骡子翻越阿尔卑斯山脉
拿破仑·波拿巴倒台及瓦莱州加入瑞士以来,除个别小村落时不时要求独立,打破一片祥和之外,瑞士一直处于无为而治的平静状态。1843年,瑞士制定了两项更加开明的法律:一是改善通识教育,二是要求神职人员在战时出力。不仅耶稣会布道团对两项法律表示反对,而且一直受耶稣会压迫的人们也表示拒绝。耶稣会领袖们并不满足于上述两项法律的通过,而是借机全力打压在过去几年里令耶稣会焦头烂额的瑞士青年党[10]。耶稣会将瑞士青年党成员逐出了教会,并封禁了瑞士青年党创办的刊物——《阿尔卑斯山脉回响》。作为报复,瑞士青年党摧毁了耶稣会下属的《辛普朗报》办公室。在1843年年末的瓦莱州议会选举中,瓦莱州的极端教会党派上台。很快,瓦莱州的人民开始同室操戈。特里安村首先发生流血事件。1844年5月1日,一群瑞士青年党人在连通圣莫里斯和马蒂尼之间的道路上遭遇了瑞士保守党人的伏击。三十名瑞士青年党人死于从岩石和树木后面或从横跨特里安村的廊桥上射来的子弹,而其他人则穿过沼泽平原,游过罗讷河,逃回了家中。因此,瓦莱州的瑞士青年党领袖被迫逃亡,耶稣会称霸一时。瓦莱州的所有学校都落入耶稣会的掌握之中。宗教改革支持者甚至在私底下也不能做礼拜。里瓦兹主教宣称,瓦莱州首先是天主教州,其次才是瑞士的一个州。然而,局势的发展超出了里瓦兹主教的预期,瓦莱州成为分离主义者联盟的第七位成员。与此同时,新教教徒所谓的“以死求和”的说法开始在瓦莱州内盛行起来。
特里安村发生流血事件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成千上万的人发出反对天主教的声音。阿尔高州率先表达了不满。奥古斯丁·凯勒立即提议将耶稣会会士逐出瑞士。奥古斯丁·凯勒曾抨击宗教团体是一切阴谋诡计的根源,同时谴责了宗教团体的成员。奥古斯丁·凯勒认为耶稣会会士的到来不是为了带来和平,而是为了带来战争。瓦莱州、弗里堡州和施维茨州已经成了耶稣会的天下,而卢塞恩州已经准备向耶稣会俯首称臣。奥古斯丁·凯勒认为动员新教教徒行动起来的时机已到。尽管阿尔高州大议会通过了奥古斯丁·凯勒的提案,并就此问题致函瑞士各州,但奥古斯丁·凯勒的提案遭到了瑞士议会的投票否决。只有巴塞尔城市州与阿尔高州立场一致。瑞士议会的裁决诱使卢塞恩州一意孤行。卢塞恩州不仅邀请耶稣会会士来卢塞恩城,而且聘请了耶稣会会士指导卢塞恩青年学习耶稣会会士们一向不屑一顾的科学。此外,卢塞恩州还赠予耶稣会会士们土地和特权。在卢塞恩州,有一部分人将耶稣会会士视为受迫害天主教教徒的救星。
与此同时,耶稣会会士进入卢塞恩的举动激起了宗教自由派的强烈反对。自由派人士组成了克努特维尔委员会。该委员会提议以武力驱逐耶稣会会士。1844年12月8日星期日上午,占领了埃门桥和卢塞恩城门之后,克努特维尔委员会武装人员在五谷广场[11]集结。但当卢塞恩士兵逼近时,克努特维尔委员会武装人员又退却了。很快,一支七百人的克努特维尔委员会援军到达。克努特维尔委员会的队伍一直推进到埃门桥,双方在埃门桥附近发生了一场短暂的战斗。最终,克努特维尔的自由派起义者获胜。随后,一支苏伦塔尔部队也赶来增援。然而此时,克努特维尔委员会领导人开始优柔寡断,一部分宣称天佑勇者的人敦促克努特维尔委员会的军队立即向卢塞恩城推进,而另一部分人则害怕正在不断聚集的卢塞恩军队,因而拒绝继续前进。最后,拒绝继续前进的建议占了上风。在这次克努特维尔地区的起义中,克努特维尔委员会的追随者们一无所获,只好失落地离去。
尽管克努特维尔起义军中的阿尔高州、索洛图恩州和巴塞尔城市州的一部分起义者带着失望和愤怒逃回了家乡,但卢塞恩州不肯善罢甘休。卢塞恩州不肯放过闹事的臣民,派兵占领了参与起义的地区。瑞士各地的自由主义者遭到追捕,财产也被无情地没收。然而,不幸的是,许多无辜的人也和罪犯一起遭到监禁。当时的卢塞恩州正值严冬,许多人逃离家园,逃往伯尔尼或阿尔高避难。而邻近的几个州的人们则正在开阔的田野里举行集会。从卢塞恩州逃来的流亡者们都来到集会上寻求帮助。卢塞恩州流亡者们的悲惨情状令人同情。这便是第一次宗教自由派——新教各州军队征战的结果。
虽然不想节外生枝,但瑞士现在不得不大声呼吁各州驱逐耶稣会会士。几乎所有瑞士邦联州都收到了这一倡议。瑞士召开会议以应对紧急情况。在会议上,阿尔高州和巴塞尔城市州不再孤立无援,因为其他九个州加半个州的选民都投票赞成驱逐耶稣会会士。然而,瑞士会议仍然无法争取到必要的多数州的支持。瑞士各州甚至在要求卢塞恩州善待囚犯一事上都无法达成一致。自由军起义遭到镇压,而分离主义者联盟成员州的代表们皆大欢喜。虽然瑞士议会做出了裁决,但自由军仍在不断招兵买马和扩充装备。卢塞恩州也在准备迎接第二次进攻。卢塞恩州不仅将最优秀的将领路德维希·冯·松嫩贝格从那不勒斯召回,不断整军备战,还向瓦尔茨特滕和楚格州求援。
很快,其他州对卢塞恩州的增援到了。伯尔尼州、阿尔高州和巴塞尔城市州政府发现民怨滔滔,几近失控,于是秘密下令增援卢塞恩州,并从军火库中取出了大炮。1845年3月30日,军旗飘扬,在鼓声震天的出征仪式之后,自由军从祖芬根出发向卢塞恩州挺进。自由军领袖之一是曾因为参与第一次宗教自由派军队征战遭到囚禁的雅各布·罗伯特·斯泰格尔。
在赫尔布尔附近,自由军的先头部队遭遇了卢塞恩州军队,并与对方发生了小规模冲突。最后,在第一次攻击中,自由军击退了卢塞恩军队。与此同时,卢塞恩军队发现其他同盟州并未派军增援自己。对1844年12月的落败,卢塞恩军队仍然记忆犹新。到达埃门后,卢塞恩军队一分为二。因为在罗森附近遭到对手隐蔽火炮的攻击,一小股卢塞恩部队撤退到了赫尔布尔。而在一场激烈的战斗后,卢塞恩州的军队主力则占领了托伦伯格附近的一座桥梁。1845年3月30日晚,这支军队又占领了托伦伯格上方的一处山脊。雅各布·罗伯特·斯泰格尔不敢贸然进攻。托伦伯格议会成员开始为逃跑做准备。
虽然一切进展顺利,但自由军领袖们还是惴惴不安。因为又累又饿,自由军士兵的军纪开始涣散,不得不放弃再次发起攻击的打算,离开了他们占领的地方。驻扎在赫尔布尔的自由军开始有条不紊地撤退,并于第二天到达祖芬根。不战而退的自由军主力部队突然溃不成军,最后拖着大炮四下逃散。当自由军逃到马尔特斯时,马尔特斯平民便透过房子窗户向自由军射击。很快,撤退中的自由军便乱作一团。饥肠辘辘又不辨东西的自由军漫山遍野地逃窜,最后像困兽一样遭到卢塞恩州军队的追捕和砍杀。一部分遭到绳捆索绑的自由军被成群结队地押往卢塞恩。一支四千人的自由军的军队只有不到一半的人生还,其中两百人丧命,一千八百多人被俘。由于卢塞恩监狱人满为患,分离主义者联盟成员州的人们将战俘关在了方济各会和耶稣会的教堂中。
如果说卢塞恩以前没有怜悯之心,那么现在就更不可能有了。因为卢塞恩正处于恐慌之后的愤怒中。然而,因为战俘数量太多,卢塞恩城变得不堪重负,只能以四十五万法郎赎金为条件释放了囚犯。1845年4月月末,自由军囚犯们回到了家中。得到赎金的卢塞恩政府依然怒火中烧,转而迁怒于曾帮助或同情自由军的卢塞恩市民。图尔高州预审法官安曼出身瑞士杰弗里家族,此时却因诬告、处罚和监禁可怜的平民而声名狼藉。安曼欺压良善的行为玷污了卢塞恩州的胜利。当权者为了发泄个人仇恨,将毫无犯罪嫌疑的无辜平民监禁入狱,受到压迫的平民因而呼天抢地。1845年5月29日,曾与卢塞恩军队一同作战的耶稣会神父们胜利返回卢塞恩。然而,对于受压迫的卢塞恩平民来说,这无异于雪上加霜。
唯一令人欣慰的好消息是雅各布·罗伯特·斯泰格尔的逃脱。在第二次征战中再次被俘的雅各布·罗伯特·斯泰格尔被判处枪决。在苏黎世州、弗里堡州和索洛图恩州主教乃至外国大使的斡旋下,分离主义者联盟成员州将对雅各布·罗伯特·斯泰格尔的判决减刑为终身监禁于撒丁岛要塞。然而,在实施判决前,三名猎人设法帮助雅各布·罗伯特·斯泰格尔逃离了凯塞尔塔,并将雅各布·罗伯特·斯泰格尔安全地带到了苏黎世。大约同一时间,新教自由事业因卢塞恩农民约瑟夫·洛伊[12]遭到谋杀而倍受打击。因为狂热地支持耶稣会会士,约瑟夫·洛伊成了一位家喻户晓的领袖,最后却在睡梦中被枪杀。在那个是非不分的年代,人们将约瑟夫·洛伊的死归罪于整个自由派,并将约瑟夫·洛伊的名字列入烈士名册,使其受到后人的传颂和敬仰。
【注释】
[1]指卢塞恩州、乌里州、施维茨州、翁特瓦尔登州、楚格州和弗里堡州。
[2]伊纳爵·德·罗耀拉(1491—1556),西班牙骑士,巴斯克贵族家庭成员、隐士,1537年起成为牧师、神学家,创建了耶稣会,后在反宗教改革运动中成为宗教领袖。
[3]克汀病,一种先天性甲状腺激素缺乏症,可导致身体和精神发育严重受阻,通常由母体甲状腺功能衰退所致。
[4]盖米隘口,跨越伯尔尼兹阿尔卑斯山脉的一座山口,连接瓦莱州南部和伯尔尼州北部,山口位于瓦莱州境内。
[5]朱庇特,古罗马神话中的众神之王,相当于古希腊神话中的宙斯。
[6]萨拉森人,中世纪晚期欧洲广泛使用的对穆斯林的通称,在早期的希腊语和拉丁语中指的是生活在罗马阿拉伯省及附近沙漠地区的一群人,与阿拉伯人有明显区别。
[7]塞缪尔·罗杰斯(1763—1855),英国著名诗人、银行家,同时也是一位有鉴赏力的艺术品收藏家。
[8]圣伯纳德·德·芒东(1020—1081),曾在瑞士大圣伯纳德山口修建著名的圣伯纳德修道院和临终关怀医院。圣伯纳德修道院千百年来为旅行者提供着服务和救助,并且催生了以修道院名称命名的著名犬种——圣伯纳德犬。
[9]汉尼拔,指汉尼拔·巴卡(公元前247年—公元前183年),北非古国迦太基名将,军事家,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四大军事统帅之一。
[10]瑞士青年党,19世纪中期瑞士瓦莱州形成的组织。该组织成立的起因是瓦莱州从法兰西转入瑞士后,瓦莱州内部对于马蒂尼地区的归属存在分歧,从而形成两派势力。其中一派是自称“瑞士青年党”的自由激进人士,另一派则是自称“瑞士保守党”的保守派人士。二者实质上并非党派,而是社团组织。两派分歧最终导致1844年5月21日在马蒂尼城外特里安村的战斗。
[11]五谷广场,瑞士卢塞恩市一处历史悠久的广场,位于卢塞恩市老城区。
[12]约瑟夫·洛伊(1800—1845),原为卢塞恩州赫尔达夫区霍亨赖因地区的农民,保守的天主教教徒,后成为瑞士政治家和卢塞恩州议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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