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信念与主张的变化范围: 乌合之众揭示的迁变现象

生物内在的解剖特征和心理特征非常相似。在解剖特征中，我们发现有些成分是不会变的，或者变化很小，需要以地质年代为计量单位才能看见它们的变化。除了这种稳定的、不可改变的特征之外，还有一些十分活跃的特征，环境、养殖技术和园艺技术很容易改变甚至遮掩，有时，观察者稍不当心，就会看不见它们的基本特征。

在道德特征方面，我们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除了种族不可改变的心理成分，还有一些活动的、多变的成分。所以，研究一个民族的信念和主张时，我们总能发现有个非常坚实的基础，附着在上面的主张就像岩石上的流沙极其多变。

所以说，群体的信念和主张分两个非常明显的层次。一方面是恒久、强烈的信念，能持续几个世纪，整个文明都可以建立在它上面，比如过去的封建意识、基督教思想和宗教改革思想；又如现在的民族主义原则、民主和社会观念；另一方面，是暂时的、多变的主张，它们往往来自普遍的观念，每个时期都有生有灭，指导某一时期艺术和文学的理论就是这类主张，如产生了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和神秘主义的理论等等。它们往往跟时尚一样表面而多变。那是一些小小的涟漪，不断地在深深的湖水表面泛起和消失。

伟大的普遍信仰通常数量都非常有限。对于每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来说，这些信仰的诞生和灭亡都意味着它的历史高峰，构成了文明的真正基础。

在群体的心中形成一时的主张非常容易，建立长期的信念则很难，而后者一确立，要消除它也同样难。想改变它，往往要以暴力革命为代价，而革命也只有在信念几乎完全失去对人们的精神控制时才有这种力量。可以说，革命是用来最后扫除残渣的，可习俗的枷锁总是不让人们彻底将之抛弃。革命的开始其实就是信念的结束。

一种重大信念走向衰亡的确切日期是很容易发现的，即它的价值开始受到质疑的那天。所有的普遍信念都是一种虚构的东西，经不起检查，一检查就会送命。

然而，尽管信念已风雨飘摇，建立在它上面的制度却仍保持着自己的力量，慢慢才会消亡。当它最终完全失去自己的力量时，它所支撑的一切马上就会轰然倒塌。一个民族，如果不马上改变文明的所有因素，就无法改变自己的信仰。

它会改变这种文明，直到找到可以接受的新的普遍信念。在这之前，它当然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普遍信念是文明必不可少的支柱，影响着思想的发展方向，只有它能启发新的信念，让人产生责任意识。

各民族都能感觉到获得普遍信念的作用，本能地懂得，这种信念的消失对他们来说就意味着灭亡。罗马人狂热地崇拜罗马，这样的信念让他们成了世界的主人。而当这种信念消失的时候，罗马也就存在不了多久了。摧毁了罗马文明的野蛮人，也只有获得了某些共同信念时，才能结成某种同盟，摆脱无政府状态。

所以，各民族都毫不留情地捍卫自己的事业。这种毫不留情从哲学上来看是很值得商榷的，但却是民族生命中最重要的品质。正是为了创造或维护普遍信念，中世纪才堆起了焚烧的柴堆。那么多发明者和创造者，他们让人避免了痛苦，自己却在失望中死去。为了保护这些信念，世界才如此动荡，数百万人死于战场，而且以后还会再死。

建立普遍信念是很不容易的，但它们一旦被确立，就力大无穷，长期无法战胜。不管它们在哲学上有多么荒谬，但最智慧的人也会接受它。一千五百多年来，欧洲各民族不是把那么野蛮的宗教传说都当作无可辩驳的真理吗？其实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它们跟摩洛克^[83]的神话一样残酷^[84]。某个神因为自己的造物不听话，便惩罚自己的儿子，对他施以酷刑。这么荒诞的神话竟然在好几百年当中都没有受到怀疑。甚至包括那些最伟大的天才，伽利略、牛顿、莱布尼兹也丝毫没有怀疑这样的说教。要说明普遍信念能起到什么催眠作用，没有比这更好的例子了；它同时也清楚地说明了我们的思想局限是多么让人汗颜。

新的教条一旦在群体的思想中扎根，就会成为其制度、艺术和行为的灵感之源。它对灵魂的统治是绝对的。实干家一心想着实现它，立法者只想实行它，哲学家、艺术家和文学家也都设法以各种形式来反映它。

从基本信念中，可以产生一些短时间的、不那么重要的思想和主张，但它们总带着信念的痕迹。埃及文明、中世纪的欧洲文明、阿拉伯地区的穆斯林文明都来自一小部分宗教信仰，这些信仰影响着那些文明的各个组成部分，让人一眼就能认出来。

也多亏了这些普遍信念，每个时代的人都生活在一系列传统、观念和习俗当中，他们无法挣脱这一枷锁，而这些东西总是让他们彼此变得很像。引领群众的，主要是从这些信念中诞生出来的信仰和习俗。它们调整我们生活中的任何行为，最独立的人也不会想着去反抗。它们才是最大的专制，在不知不觉地影响人们的思想，因为只有它们是不能反抗的。提比略^[85]、成吉思汗、拿破仑是可怕的暴君，但摩西、佛陀、耶稣、穆罕默德、路德在他们的坟墓深处，对人们的思想进行更专制的统治。一场阴谋可以推翻一个暴君，但能消灭根深蒂固的信念吗？在针对天主教的残酷斗争中，尽管明显得到大众的支持，破坏的方式也跟宗教裁判所一样无情，战败的却是我们的大革命。人类社会中真正的暴君，永远只能是亡灵影子或是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幻想。

普遍信念在哲学上常常显得很荒谬，但这不会成为它们取得胜利的障碍。信念只有包含着某些神秘的荒谬之处似乎才能成功。所以，妨碍目前的社会主义信念赢得群众的，绝不会是它明显的缺点。与所有的宗教信仰比起来，它真正的低下之处只在于：宗教信仰所允诺的幸福理想只有在将来才能实现，所以谁也无法提出异议；而社会主义的幸福理想则应该在这个世界上实现，所以，它一尝试实践，就会显出这种允诺的自负，这个新的信念也会马上失去所有的声望。所以，在取得胜利、真正开始实现社会主义的时候，它的力量就会停止壮大。如果这一新的宗教像它之前的所有宗教一样先起破坏作用，它以后也将像它们一样，起不了创造作用。

我们刚刚揭示了恒久的信念的力量，在这种信念的上面，有一些不断产生和消亡的观念、主张和思想。有的只能维持一天，最重要的也绝不会超过一个人的一辈子。我们已经指出，这些主张突然发生的变化有时更多是表面上的，而且总带着种族品质的烙印。考察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时，我们已分析过表面上非常对立的派别：保皇派、极端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等等，他们都有完全相同的理想，这种理想只维系于我们这个种族的精神结构，因为，在其他种族中，有类似名称的派别，但理想完全相反。产生观点的不是名称，也不是偷梁换柱的蒙人伎俩。大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深受拉丁文学的影响，眼睛盯着罗马共和国，采用他们的法律、束棒和托加，试图模仿他们的制度，以其为榜样，但并没有因此而成为罗马人，因为受到强大的历史暗示的影响。哲学家的作用是透过表面的变化寻找依然存在的古老信念，在不断变化的众多观点中找出由普遍信念和群体灵魂所决定的东西。

没有这种哲学标准，人们就会以为群体经常而且随意地改变政治和宗教信念。整个历史，政治、宗教、艺术和文学的历史，似乎都证明了这一点。

让我们以历史上相当短的一个时期来做个例子，1790年到1820年，也就是说三十年，一代人的时间。我们看见群体先是拥护君主制，后来成了革命派，然后又变成了保皇派，最后重新成为君主制的拥护者。在宗教上，他们在这同一时期相继是天主教派、无神论派、自然神派，后来又变成了最虔诚的天主教徒。不单是群体，领导群体的人也是如此。我们惊讶地发现，那些伟大的议员们，国王不共戴天的敌人，他们不信神也不信主人，最后却成了拿破仑最谦卑的奴仆，在路易十八的麾下，举着蜡烛，虔诚地行走在祭祀的行列当中。(www.zuozong.com)

在随后的七十年当中，群体的主张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在拿破仑的继承人执政时，19世纪初“不可信的英国佬”成了法国的同盟；两次被我们入侵、曾为我们上次的失败热烈鼓掌的俄国，却突然被当作了朋友。

在文学、艺术和哲学上，主张的更替速度就更快了。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神秘主义等相继诞生和灭亡。昨天接受欢呼的艺术家和作家，明天就受到巨大的蔑视。

但如果我们分析一下这些表面看来如此深刻的变化，我们发现了什么？所有与普遍信念和种族感情相悖的东西都不能持久，被改道的河流马上又会变直。与普遍信念和种族感情没有任何关系的主张，即不稳定的主张，都是偶然的，或者可以说，环境的一点点变化都会波及于它。它们由暗示和传染而成，永远都是暂时的、短时间的。它们的产生和消失有时跟海边被风堆起的沙丘变化得一样快。

今天，群体多变的主张，数量已大大超过以前。这有三个不同的理由：

第一，旧的信念越来越没有影响，不再像以前那样，能对暂时的主张施加影响，给它们指出某个方向。普遍信念的缺失，一大堆没有历史也没有未来的偶然性主张就冒头了。

第二，群体的力量越来越大，阻力越来越小，我们在他们身上发现的极不稳定的主张可以自由地表现出来了。

第三，报业新近的发展，不断把完全相反的主张呈现在大家面前。每种主张所给予的暗示很快就会被相反的暗示所破坏，结果每种主张都无法扩大传播的领域，只能生存很短的时间，还没在民众当中传播开来就已经消失。

这些各种不同的原因造成了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全新现象，完全可以说是现在这个时代的特征，我想说的是政府在主导舆论方面的无能。

以前，在并不遥远的以前，政府的行为、某些作家和一小部分报纸控制了舆论导向。今天，作家失去了所有的影响力，报纸成了传声筒。至于政治家嘛，不但不能引导舆论，反而只能被它牵着走。他们害怕舆论，舆论有时会变得十分吓人，让他们的行动路线发生动摇。

这样一来，群众的主张似乎越来越有可能成为最高的政治主导机构。今天，它可以强迫人们组成同盟，比如我们最近看到的俄法同盟，就完全是大众运动的产物。看到我们现在的教皇、国王和皇帝屈服于新闻机构，就某个特定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让群众来判断，这是一种十分奇怪的现象。以前，我们可以说，执政不能感情用事。现在还能这样说吗？因为它越来越多地受到群体冲动的左右。而多变的群体不懂得理性，只受感情的支配。

至于新闻报纸，以前的舆论先锋，现在也像政府一样，不得不对群体的力量示弱。当然，它还拥有巨大的力量，但这仅仅是因为它完全反映了公众舆论以及他们不断变化的主张。成了纯粹提供信息的机构后，它便不再试图把任何主张和学说强加于人，而是公众的思想怎么变它也怎么变。竞争迫使它紧紧地跟着公众，否则就会失去读者。过去严肃而有影响的老宣传机构，如《宪法报》、《论坛》、《世纪报》等，老一辈人像听从圣旨一样听从它们，现在却都消失了，或成了发布信息的纸张，加上几个有趣的专栏、世俗的流言蜚语和金融广告。今天还有什么报纸富裕得能让它的编辑去编个人的观点，那种观点对于只想寻找信息或一心找乐的读者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每读一篇推荐文章，他们都怕上当。评论界甚至已经没有力量捧红一本书或一台戏。它可以坏它们的事，却不能为它们服务。报纸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评论或个人意见都没有什么用，所以逐步取消了文学评论，只登一些书名和两三行吹捧的话。二十年内，戏剧评论可能也会得到如此下场。

密切关注公众的看法现在成了报纸和政府的主要工作。一个事件、一个法案、一场演说会引起什么效果，这就是他们最想知道的事情。但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没有什么比群众的思想更不稳定、更多变了；我们常常看到前一天还受欢呼的东西，今天就被谴责。

缺乏主导性意见，普遍信念也纷纷解体，结果是任何事情都没有统一的看法，公众对与自己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东西越来越不关心。各种理论学说，比如说社会主义，它们只能在文盲阶层，比如说，矿山和工厂里的工人，找到真正信服它的捍卫者。小资产阶级以及受过一点教育的工人都成了怀疑论者，至少观点极不稳定。

二十五年来，这种变化非常惊人。在这之前的时期，而且距今也不远，人们的主张还拥有普遍的趋向，因为他们接受了某些基本信仰。只要是君主制拥护者，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科学上，他都有些十分固定的看法；如果是共和党人，观点就完全相反了。君主制拥护者清楚地知道，人不是猴子变的；共和党人也同样清楚地知道人是从哪来的。君主制拥护者谈起革命时一定是心怀恐惧，而共和党人却满怀敬意，有些名字，比如罗伯斯庇尔和马拉^[86]，说的时候应该一副忠诚的样子；而别的名字，比如说恺撒、奥古斯都和拿破仑，说的时候不能不咬牙切齿。甚至在我们的索邦大学^[87]，都普遍存在着理解历史的这种幼稚态度 。^[88]

今天，一经讨论和分析，所有的主张都失去了声望。它们的观点很快就陈旧了，很少能唤起人们的热情。现代人已变得越来越冷漠。

不要过于哀叹主张的四分五裂，不管这是不是民族生命衰败的征兆，我们都无法阻挡。当然，目光敏锐的人、使徒和领袖人物，总之，具有坚定信念的人，他们具有动不动就否定、批评或无动于衷的人所没有的力量。但同时也别忘了，群众现在的威力太大了，一种主张如果能够获得足够的声望，让大家接受，很快就会拥有强大的专制力量，让一切都立即在它的面前低头，自由讨论的时代将长期结束。群众有时会表现得像是平心静气的主人，赫利奥加巴卢斯^[89]和提比略当时就是这样的人物，但他们也会极其反复无常。文明如果落到他们手中，能否长久，那就完全听天由命了。如果某种东西能略为延缓自己灭亡的时间，那也正是由于群众的主张极其多变，他们对于普遍信念变得越来越麻木不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