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结语市民社会：乌托邦与现实的交织

市民社会作为一个公共领域，有助于社会实现民主、公平；然而若作为私人领域，则是民主与公平的破坏者，这是市民社会这一诉求的两重性所在。在当前中国的市民社会研究中，不能简单地赞同或者反对，而应当结合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机遇及其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理论反映来考察。当代中国市民社会建构的合法性基础在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与现代化的诉求，这个问题在当前的市民社会研究中已经充分地讨论过了，本书不再重复这些理论成果，我们将要指出的问题是：现代化本身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问题，因此在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中，更需要的是一种历史性的视角。中国学界在建构市民社会的同时，需要保持马克思主义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张力——批判资本主义的历史意识。我们不仅需要提供一个作为公共领域的市民社会——这是有其现实的合理性，而且还需要对作为私人领域的市民社会有相当的警醒——需要对市民社会的市场乌托邦主义观念进行反思。

通过马克思主义对作为私人领域的市民社会之批判性理论资源的梳理，我们可以提炼出三个关键词——资产阶级社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来观照当代中国的市民社会研究。由此可以提出以下几个被理论界遮蔽的基本问题：市民社会的经济市场化建构如何能避免资本主义的发生？如何避免阶级对立以及资产阶级的形成？在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如何反抗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压迫？

从政治公共领域的民主化进程来看，随着15—18世纪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兴起，作为公共领域的市民社会——“文明社会”取代封建等级社会，市民阶层夺取了贵族的权力，由此引发更普遍的政治参与。二战后直到今天，作为公共领域的市民社会成为一种反抗资本主义的场所而成为斗争的焦点，正如当年作为公共领域的市民社会成为反对封建王国的场所一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要争取市民社会的领导权，哈贝马斯要重建市民社会、后马克思主义者柯享要求突破马克思基于私人领域的市民社会所作出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这些都是基于对市民社会作为政治公共领域的期待，而市民社会在20世纪90年代后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重要话题也与这种民主化的期许相关。

然而，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视角——生产方式的变迁——来看，近代市民社会的兴起却是与资本主义经济过程密不可分的。作为私人领域的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市场经济）取代了封建社会的庄园经济，私人领域（市场）成为社会的经济主体，由此导致资本家阶级取代封建主而为新时代的统治者。马克思曾指出，由原子式的、自然主义的个人通过契约所构成的市民社会，不过是“大大小小的鲁滨逊一类的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是“属于十八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实际上，这是对于十六世纪以来就作了准备、而在十八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而在过去的历史时代，自然联系等等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然而，正是这种“美学上的假象”，却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科学假设”——孤立的经济人，并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斯密和李嘉图等人当做出发点。

历史正在重演。在当下的市民社会讨论中，由于“十八世纪的缺乏想象力”而虚构出的普适性的市民社会，却成为当下中国现代化建设和社会转型的目标诉求。对此，马克思在150年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已经作了深刻的揭示，直到今天，马克思的批判仍然是有效的，当代的市民社会论者仍然不能回避马克思的批判。因此我们直接援引马克思的批判：“十八世纪的人们有这种荒诞无稽的看法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是巴师夏、凯里和蒲鲁东等人又把这种看法郑重其事地引进最新的经济学中来，这一点本来可以完全不提。蒲鲁东等人自然乐于用编造神话的办法，来对一种他不知道历史来源的经济关系的起源作历史哲学的说明……再也没有比这类想入非非的陈词滥调更加枯燥乏味了。”

在当下中国，“十八世纪的人们有这种荒诞无稽的看法”也被中国的市民社会论者郑重其事地引入到人文社会科学中，作为一种时髦的“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但对其“历史来源”却不作说明、对其“历史本质”——资本主义——完全回避。主义（ism），一般地讲，是指一种思想、社会运动，就资本主义而言，它还有一层哲学本体论存在的意义。从马克思对资本和资本家的分析批判即“方法”中，从马克思所提供的语词表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内涵：它是资本所统治的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即所谓的资本主义，是崇拜市场观念的思想与社会运动。在本书关于资本主义概念的文本分析中，我们知道了在经典作家那里，资本主义社会指的是资本家社会，其背后的真实意涵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家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不过是资本的执行者，所以现代社会中，具有本体论“存在”意义的并不是资本家，而是资本。这才是资本主义的真正韵味。

这一分析逻辑实际上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作为经济形态的市民社会必然会产生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这些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现象。经济市场化作为当前市民社会的重要维度之一，如何在市场化的进程中避免资本主义的发生，这是当前市民社会中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本书在此提出这一问题，希望中国的市民社会论者能认真来研究这一问题，从而有助于转型中的中国能走向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

从市民社会的历史语境分析来看，自从市民社会在近代所发生的从文明社会（civil society）到资产阶级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的历史语境转换之后，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社会的理解主要是建立在市场社会的基础之上，马克思的《资本论》揭示了市场型的社会由于其内在矛盾的冲突而不可避免地导致其崩溃，由此人类社会将进入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这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之所以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这是一种基于经济在社会发展中具有决定性力量的方法论立场，这既是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的哲学基础，也是经典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唯物”的原因所在（从社会历史哲学的角度来看，唯物指的是从经济出发来分析社会运动）。曼德尔等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经济学家把马克思的这一分析引入了国际的视角，进一步指出基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逻辑。经典马克思主义正是充分注意到市民社会的经济方面，因而把经济视域中的市民社会理解成资本主义，列宁主义从民族国家关系的视角来把握市民社会，因而把它理解成帝国主义，当代则表现为市民社会的帝国。由此可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来看，关于市民社会研究中的经济视角是更为基础性的方面。在当前中国的市民社会研究中，人们更多地关注到其文化与政治的视角，因而把它理解成政治社会或政治公共领域、文化公共领域，没有注意到经济是市民社会中更具有重要意义的方面，这不能不说这种分析范式具有极大的缺陷。正是因为经济视角的缺失，当代中国的市民社会研究回避了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的内在关联。

从市民社会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意义来看，自19世纪末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开始，资本主义走向了世界各地，由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引出了帝国主义，它深刻地影响了这些地方的社会结构，从而使得社会结构变迁即革命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因此，由市民社会所引发的帝国主义侵略，是当代全球化语境中研究中国市民社会问题无法绕过去的问题。如在欧洲社会的转型中，市民阶层（即后来的资产阶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在东方，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民族资产阶级（市民阶层）既要进行革命，又害怕无产阶级，因而具有两面性，因此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革命的领导力量，成功地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后来的中国革命正是在这一理论逻辑的指导下提出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所领导的共产党正是在这个逻辑基础上提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三个具有内在联系的历史（哲学）使命。

而当前中国学界所讨论的市民社会则完全抽离了这个历史与逻辑的背景，是一种非历史的态度。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历史与文献都已作了丰富的说明，本文在此不再赘述，只是从当前市民社会建构的视角指出一个问题：市民阶层如何领导政治民主化进程？从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来看，近代中国建构的市民社会及其所培育出来的市民阶级（中产阶级）虽然有可能是一种革命的力量，但它不可能是真正的革命领导力量，因为他们具有两面性，缺乏革命的坚定性。因此，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所领导的资产阶级（市民）革命。在当代提出市民社会的问题，首先需要面对的是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革命性质的指认。也就是说，中国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以及市民社会的建构等问题不能回避对于中国社会改革（革命）性质的认识，离不开对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特点的认识，当前的市民社会研究必须扎根于中国从一个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换的问题意识与历史背景，即要全面地思考“传统与现代”、“启蒙与革命”、“革命与改革”、“科学与民主”、“文化传统与政统之再造”等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大问题。如果离开了这一问题意识和思考背景来讨论一个抽象的市民社会，则是一种无根性的理论。

中国的社会性质转型以及它所引发的革命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本文仅从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历史性批判的立场出发指出：当前的市民社会研究首先要解决新民主主义论所说明的中国革命（改革）的性质问题与领导权问题，即到底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政党所领导的民主革命。对中国革命、改革的性质、中国社会转型的特点及其领导力量分析，这是当前市民社会研究中的深层次问题。假如不触及此问题，则中国的市民社会研究只能停留在表面。

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对市民社会的侵蚀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通过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市民社会文化批判理论，我们对当下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建构及其政治民主化的可行性抱有相当的怀疑：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使我们对市民社会中的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在文化上的领导权问题之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通过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判，我们发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控制在维护其统治方面的重要意义。哈贝马斯则揭示了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文化生产方式——“舆论结构”。这些对市民社会深层次的文化机制的研究，使我们在对待当前中国市民社会的历史建构时，有了一种警惕。换言之，当前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与经济繁荣问题并非仅仅在社会结构层面上建构出一个与国家相抗的市民社会便能解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市民社会批判理论已经揭示了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统治权力的秘密勾连，即使我们能够建立一个独立于国家的市民社会，也很难保证它不受资本主义文化霸权与“舆论结构”的操纵。立足于中国现代性转型的社会现实，我们发现，由于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中国东部的发达地区已经初现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端倪，如都市主义、消费主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市民社会的文化批判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www.zuozong.com)

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研究中对公共领域、政治社会、文明社会的强调，以及对资产阶级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理论逻辑维度的遮蔽，实际上正是反映了论者对现代市民社会二重性之内在冲突的“集体无意识”。市民社会建构与资产阶级社会批判是现代市民社会的二重性所引发的内在逻辑冲突问题与文化矛盾张力，当前的市民社会研究恰恰缺乏这种张力。市民社会这一范畴本身内含了公民社会与资产者社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这双重矛盾，这就决定了当代中国的市民社会必须是一个既建构（公民社会与公共领域）、又批判（资产者社会与私人领域）的双重要求。在当代中国的市民社会研究中，公共领域与公民社会的问题已经讨论得很多了，而市民社会的资产者社会及私人领域的内涵，以及对这一维度的历史性批判和超越，还没有被认真地提出来，更谈不上批判。

市民社会作为一个公共领域，有助于社会实现民主、公平；然而若作为私人领域，则是民主与公平的破坏者，这是市民社会这一诉求的两重性所在。在当前中国的市民社会研究中，不能简单地赞同或者反对，而应当结合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机遇及其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理论反映来考察。

虽然对中国学界20世纪90年代的市民社会热及其所依赖的结构性视角的批判是本书写作的最初动因，但纠缠于此并不是我们的目的。因为无论是20世纪90年代的市民社会热，还是本文所提出的市民社会的历史性批判，其背后的问题都是我们这个时代提出的，这就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应该如何展开，这也是百年来“西学东渐”中不断被提出来的问题。深入地分析中国自身的现代性转型问题以及建构与此相应的、本土化的社会政治理论的研究路径，较之于仅仅停留在市民社会的西方历史语境的描述与阐释，显然是更重要的工作。因此，更为重要的问题不在于对市民社会的单纯批判，而在于对中国社会结构与生产方式的历史分析。在这一点上，我们主张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研究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

此外，相对于国内学界建构市民社会的热情，本书的重点关之步对作为私人领域的市民社会的历史反思与批判；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作为公共领域的市民社会具有极强的民主政治功能，它甚至构成了整个西方政治文明的根基。这也正是市民社会在当代人文社会各学科引发关注的主要原因。然而，作为市民社会与民主政治发源地的西方，市民社会正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这引发了思想界的反思。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市民社会的民主政治功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葛兰西认为，市民社会与上层建筑一道维护资产阶级统治，在阿尔都塞看来，市民社会是资产阶级控制的领域，它属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哈贝马斯虽然不像葛兰西和阿尔都塞那样认为市民社会为资产阶级所专有，而是提出市民社会是一个“公共领域”，是民主的希望所在，然而由于国家干预主义的兴起、公共领域的商业化以及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市民社会的公共领域已经崩溃，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建构市民社会只是一种乌托邦。哈贝马斯所提出的问题也是当前中国市民社会建构中面临的难题。

就中国现实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而言，市民社会的建构虽然具有乌托邦的色彩，然而也是一种希望所在，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应当搁置自己的价值判断与一孔之见，认真理解他人的观点与立场，积极开展交往对话，共同破解这个哈贝马斯难题。

在国家、市民社会、市场这三者中，国家是一个严密组织起来的行为主体，它有自己的核心以及执行机构等，而市场则是由大大小小的企业及其老板即资本家构成，相对于分散的、数量庞大的个人而言，这些资本家容易建立联盟，建立“资产阶级的公共事务委员会”。相对于资本家的组织性，劳动者是分散的，不能形成统一行动的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的最后发出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的设想是无产者具有自己的阶级意识与历史意识，能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组织起来，形成阶级——从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因此在马克思的意义上，阶级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同时也是历史的主体，与古希腊城邦社会中的公民社会这种政治共同体具有相同的作用。然而，马克思没有解决的问题是，现实生活中分散的、人数众多的、阶级意识还没有觉醒的工人阶级如何能够组成一个政治共同体？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将会导向无政府主义。在第二国际的发展进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就与许多无政府主义者进行过激烈斗争，如恩格斯在《论权威》这篇文章中就专门批评了无政府主义者。实际上，在晚清时代直至五四运动，许多西方思潮传入中国，有许多人信仰无政府主义，甚至毛泽东青年时期也曾一度相信无政府主义。可以这样说，无政府主义是市民社会建构中需要警醒的问题。

马克思留下的这个问题——工人阶级如何能够组成一个政治共同体——成为了历史难题，恩格斯没有解决，第二国际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无产阶级政党与阶级的关系，第二国际内部曾就这个问题发生过激烈争论，当时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内部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方式发生争论并分成几派，左派主张斯巴达式的，这一派后来发展成欧洲的共产党，右派则按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原则来理解无产阶级政党，即认为政党只是某一群体利益的代表，无产阶级政党与一般的政党没有什么区别。中派则调和两派观点，原则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在具体政治活动中则采取变通原则。从理论上来讲，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观点更忠实于马克思的原意，即马克思所说，无产阶级是最后一个阶级，它不能消灭所有的阶级就不能消灭自己，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其他阶级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它应当为全人类谋福利，它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在这个意义上，无产阶级被马克思赋予了历史主体与终极审判者的崇高地位，它与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尼采所说的超人等具有同样的意义。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党，应当集中代表无产阶级的这个特性。由于其阶级基础不同，无产阶级的政党不同于一般的、只代表某一群体利益的政党，它将代表全人类的利益，这个命题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与历史观的哲学基础，即《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第十条中指出的：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上述分析表明，无产阶级政党及其理论基础——历史唯物主义，都是立足于整个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的。

马克思提出，作为共产主义理想的实践者应当是立足于整个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人类的无产阶级；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如何把分散的、只关注自己利益的工人阶级的每一个个体动员起来，组织成一个政治共同体来参与政治活动，而不是导向无政府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亟须解决的问题。在具体的历史实践中，这一重任落到了列宁的身上。列宁在解决这个重大历史问题——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建党原则时，与卢森堡以及卢卡奇有重大分歧：列宁主张精英与领袖，卢森堡主张民主，卢卡奇则介于二者之间，强调无产阶级意识的历史意义（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这些理论的纷争最终由历史作出了裁决：列宁主义取得胜利。

列宁主义的胜利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实际上在十月革命之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受自由主义影响更多一些，对于阶级以及政党的认识也大多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角度出发，如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因此而纷争不断，后来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让全体党员宣誓效忠于领袖即孙中山个人，这实际上与资产阶级民主已大相径庭。然而这种改组是有效的，它使国民党迅速崛起。五四运动所宣扬的民主，作了权变，即从单纯地追求民主转变为逐步的、有条件地实现民主，这就提出了“军政、训政、宪政”的三个历史安排。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国家也提出民主问题，并且逐步地实现人民民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法制建设。然而，公民的政治意识、参政议政能力以及参与意识等还有待于提高，在这个意义上，市民社会的建构作为培养公民政治意识与参政能力的一个有效途径，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市民社会的建构中，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应当发挥重要作用。因为知识分子基本上受过高深的人文教育，拥有比一般人更多的文化知识与信息来源，对社会问题与弊端更为敏感，也有能力深入地思考社会问题。哈贝马斯认为，共识的达成必须假设参与对话的人都具备理性能力，而知识分子显然比一般大众更容易达到这个标准。并且由于学术探索自由与理性精神，知识分子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往往与个人所属的集团利益没有直接关联（当然也不能排除一部分被利益集团收买的知识分子中的败类）。而且知识分子有自己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写作、发表文章，讲演等，可以促进思想的传播与公民意识的觉醒。因此知识分子群体应当自觉、自愿地承担起关注国家民族命运、推动历史进步的使命。虽然这仍然是一种乌托邦的想法，但或许最具有现实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