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与帝国主义：核心理论和洞察 - 第六节

马克思的《资本论》从历史与逻辑的双重角度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理论重构，并且从中导引出解构（解放）的可能性，因此，建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再是一种外在的批判，而是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内部矛盾展开所引爆的生产关系变革。用西方学者的话来说，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革命是一种“内爆”，不是靠无产阶级政党来强制“输入革命”。应该说，马克思的这种内在逻辑分析是十分深刻的。但是问题在于，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基本上是局限在一个民族国家的范围之内，即主要是以英国为理论原型。也就是说，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实际上有两个理论前提：一是资本的运动在一国范围之内，这样就排除了资本输出的影响；二是资本的运动是在纯粹市场经济的体系之中，这样就排除了文化与政治层面的影响。从科学理论模型的建构来看，排除这些次要的因素，使得分析更为集中，是完全必要的，如现代经济学就有许多假设的理论前提（如经济人假设等）。在理论建构时，我们可以排除这些干扰的因素，从而才有可能抽象出明确的逻辑关系；在马克思那个年代，资本的全球化以及文化政治对市场社会的影响没有那么突出，这使得马克思的分析基本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

19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全球化的发生以及生产力的发展，上述两个条件都发生了变化，这就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完善马克思资本主义理论的要求。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并不是不知道资本主义的市场不仅仅限于国内，而是有广阔的国际市场；也不是不知道资本主义国家会对经济进行干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整个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写作计划中就有关于“世界市场”、“国家”的设想，可惜马克思在有生之年没能完成这样宏大的理论计划。因此，马克思给我们留下的《资本论》等正式出版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实际上只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一部分，并非全部，甚至只是冰山一角，后来者完全可以根据历史的变迁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这样就为列宁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全球化、文化政治影响的视角来考察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新变化留下了广阔的研讨空间。前者提出了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的帝国问题——帝国主义理论，后者开展了对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文化政治学批判。

从古典（孔德开始）到现代的社会理论在考察现代化的社会转型问题时，都是把孤立的社会和民族国家当做分析单位，关注的问题是特定国家或民族内部的社会变迁。在历史时间性的维度上，社会的前进（革命）被启蒙主义者想象为从野蛮到文明、从落后到进步、从不发达到发达的历史运动。这是19世纪古典时代思想学术的一个重要特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使得这一历史哲学的乌托邦主义获得了空间维度上的意义，即把社会的进步理解成西方高于东方、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文化政治想象，在这种思维模式中，美国被视为最具历史优越性的先进社会、被看做人类社会的未来方向和“历史的终结”（福山：《历史的终结》）。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这不过是启蒙神话的延续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迷雾，所有这一切文化政治想象的背后涌动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力量的全球扩张。

黑格尔以独特的方式预见了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这就是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念。19世纪70年代之后开始的第一次全球化高潮为黑格尔所说的世界历史提供了现实的经验。20世纪是市民社会发展的现代阶段，这一历史时段与马克思所批判的市民社会的古典阶段具有重大差别，这就是全球化高潮的出现深刻地影响了市民社会的现代形态。我们在这里所指认的“现代”意义是基于黑格尔所说的“现代世界历史”这一论断；而更早的则可以追溯到启蒙主义时期，欧洲思想家站在自己的民族性和地方性的立场上来理解其他地区的文化，如东方文化。近来，有些亚洲学者提出“亚洲作为一种方法”即是对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反思。黑格尔认为，欧洲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历史的起点；福山把黑格尔意义上的欧洲扩大为欧美，其历史终结论则不过是黑格尔世界历史观念的老调重弹。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域来解读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概念——资本的世界历史，则呈现出关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世界历史问题，正如卢森堡指出：“资本一开始就去征服和摧毁那些传统社会，这就是资本诞生的世界性历史行动。”

无论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世界历史”观念，还是马克思的资本的世界历史理论，实际上都已突破传统社会政治理论的民族国家的分析视野，开始从全球化的层面思考现代社会的变迁。只是由于19世纪上半叶社会发展水平所限，这种全球化的思考还只能局限于历史哲学的层面；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球化的分析范式开始渗透到社会科学当中。

从福柯所说的知识考古学的角度来把握市民社会之知识体系所发生的变化，则可发现，20世纪思想学术的一个最大变化就是古典的经济学、古典社会学的终结与现代经济学（马歇尔）、现代社会学（韦伯）、国际政治经济学（霍布斯、卢森堡、列宁）等的发生。在古典时代的知识序列中，民族国家是作为最重要的分析单元，这在孔德的古典社会学与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中均是如此。所以我们把19世纪70年代之前的市民社会称之为古典市民社会。19世纪70年代之后，特别是20世纪以来，人类知识体系从古典走向现代，因此在本章中，我们将主要在20世纪的现代知识序列中（福柯语）来理解市民社会，相应地，我们把20世纪的市民社会称为现代市民社会。

“现代”一词在学术上的意义在于，古典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理论把孤立的社会和民族国家当做分析单位，而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理论则注意到了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世界体系的影响。沃勒斯坦曾区分了两种全球化的世界体系：一是世界帝国，它是由许多社会构成的统一在一个中央集权政权之下，如罗马帝国、中华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二是世界经济，今天只存在这样一种世界体系，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这个体系的特点是不再统一在一个中央集权之下，而是政权多元化，其统一性不再由政权保证，而是由资本主义经济提供，资本主义生产造成了分工和交换的不平等，并由此建构起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关系。这种世界体系，从本书的逻辑视角来看，其实是建构在市民（市场）社会的框架之上。因此，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当代中国的市民社会讨论，不能仅仅以民族国家及其基础上的现代化作为关注的中心问题，我们还需要一个全球化与世界体系的视角。

与市民社会的全球化以及世界体系建构相应的是，市民社会的主体发生了变化，即民族取代阶级而成为社会历史的主体。在本书第三章第三节“市民社会与资产阶级社会”中，我们分析了古典时代的市民社会异质于传统等级社会的是，阶级取代等级、资产阶级取代封建特权等级成为社会历史的主体，因此在古典时代，政治斗争主要表现为阶级斗争，古典市民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随着全球化的兴起，社会历史的主体发生了变化，市民社会的阶级矛盾也有了新的表现形式，这主要表现为民族解放运动取代阶级斗争，登上了反抗资本主义的历史舞台。

由于经济全球化浪潮的蔓延，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内部矛盾借机转移和扩大到全球范围；在全球化的时代，阶级矛盾更多的是以民族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化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不再局限于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资本主义生产、消费、交换具有了广泛的世界性。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在全球层面铺开，西方国家的垄断组织和跨国公司掌握了大量的资源。马克思在100多年前所说“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之间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的层面上获得了生存发展的空间。

在弗兰克等新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发展中国家为外围的“中心—外围”结构，这与马克思所指认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对立模式具有家族相似性。西方国家凭借资本、技术、信息优势，在国际生产和交换活动中，通过不平等的交换使得剩余价值向发达国家转移，正如在古典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剩余价值从无产阶级手中转移到资本家手中一样。在目前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海外业务量的比重占相当大的比例，据统计，海外业务营业额占其总营业额达40%甚至更多，大量的海外利润汇回到母国，使得资本的超额利润率得以维持。这表明，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大大突破民族国家的范围，走向世界。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国际化使得当代世界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也国际化，从而产生两个影响。

一是由于发达国家通过不平等交换获得了国际垄断利润，因而有充分的财力来提高本国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这使得“中心”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具有共同的利益关系，经济斗争不再是发达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主题，法兰克福学派经济学家波洛克据此提出，“经济的作用在20世纪已发生重要变化”。由于经济的变化，“战后资本主义的变化已经使工人阶级变得破碎和被动”。这种政治经济学的判断，迫使法兰克福学派重新审视其革命理论，与无产阶级革命保持必要的距离。

二是由于国家利益与民族矛盾的冲突，使得中心国家的无产阶级与发展中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利益关系上产生了疏离。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最多也就是扩大到西欧的范围，因此阶级划分主要是在民族国家内部，阶级斗争也主要是在国内进行。后来由于西欧一些国家之间相互输入劳动力——工人，使得国内的阶级斗争受到破坏，马克思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建立国际工人协会并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总的来说，当时的阶级斗争没有超出欧洲的民族国家或者西欧的范围。19世纪和20世纪的两次全球化高潮，使得阶级对立超出了民族国家以及欧洲的范围，阶级斗争开始在各个国家之间以及在欧洲与亚非拉之间展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斗争因此具有了阶级斗争的性质，打上了世界历史的烙印。与此同时，中心国家的无产阶级与发展中国家的无产阶级在阶级利益上却并不一致。这使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设想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马克思所设想的工人阶级的国际联盟——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也正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瓦解了。

基于这种变化，列宁所领导的共产国际在“二大”中提出了革命策略的改变问题：从联合西方革命转换到联合东方革命。中国的现代社会转型与革命问题在这种背景下进入了国际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视野，也进入了黑格尔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进程中。

市民社会的全球化指的是市场社会这种体制与机制扩散到整个世界，即世界市场的形成。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市民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世界市场”和世界性的“交往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生产力才有了保障”，否则拥有先进生产力的民族仍然可能被落后的野蛮民族所征服；同样，市民社会也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才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并由此生发出资本主义社会。在古代希腊的城邦国家也存在市民社会，也已具备高度繁荣昌盛的商业，但由于亚历山大的入侵，希腊市民社会衰弱；其原因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古代的市民社会不是以“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因此很容易遭到彻底的毁灭，更不能发展出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来。所以马克思说，“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是市民社会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的前提条件。

这种具有现代性特质的市民社会只能发生在15世纪以来的近代，只有这种现代的、具有“世界交往”（即全球化）性质的市民社会才能发展成资本主义社会。这是因为，“某一个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高度需要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发达的生产力，即使在通商相当广泛的情况下，也难免遭到彻底的毁灭……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

随着15世纪以来的“世界性的交往”和“世界市场”发展起来之后，到了17世纪，“商业和工场手工业不可阻挡地集中于一个国家——英国。这种集中逐渐地给这个国家创造了相对的世界市场，因而也造成了对它的工场手工业产品的需求，这种需求是旧的工业生产力所不能满足的。这种超过了生产力的需求正是引起中世纪以来私有制发展的第三个时期的动力，它产生了大工业——利用自然力来为工业服务，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由于工商业集中以及世界市场的形成，英国率先发生了工业革命。在竞争机制以及世界交往关系下，工业革命迅速蔓延到世界各国，“竞争很快就迫使每一个不愿丧失自己的历史作用的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工场手工业而采取新的关税措施，并随即在保护关税的保护下开办大工业。尽管有这些保护措施，大工业仍使竞争普遍化了，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化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资本集中”，于是世界范围内的市民社会就逐渐建构起来。关于大工业所开创的市民社会的世界历史，马克思是这样描述的：

大工业通过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人的全部精力极度紧张起来。只要可能，它就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等等，而当它不能做到这一点时，它就把它们变成赤裸裸的谎言。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它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并使分工丧失了自然性质的最后一点痕迹。它把自然形成的关系一概消灭掉；它把这些关系变成金钱

的关系。它建立了现代化大工业城市来代替从前自然成长起来的城市。凡是它所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了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它使商业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大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

在这个“现代化大工业”的市民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既不是原先的“有产者”，也不是作为过渡阶段的市民阶级与资产阶级，而是建立了世界市场和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大资产阶级。历史发展到这一步，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现代大工业所创造出来的“交往的世界性质”使得“生产力”不会被毁灭，从此以后，人类历史也由此被生产力所驱动而走上一条不归之路。从这一点出发，黑格尔所说的世界历史是具有相当深刻的意味的。因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程度与生产力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也仍有可能被生产力落后的蛮族入侵而灭亡，这在历史上并不少见。二是大工业所创造出来的世界交往，建立了以工业资本为主导的世界分工体系。由此可知，市民社会兴起必然地与全球化、帝国主义等问题相关。我们之所以把帝国主义纳入市民社会范畴的分析视域正是基于这一逻辑。从这一点出发，读者可以理解为何本书把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市民社会批判理论的逻辑延伸。

虽然《资本论》的理论逻辑分析是基于英国资本主义的特殊形态，没有从全球资本主义的层面来进行分析，但在19世纪7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已经注意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他当时是从资本主义铁路这个资本密集型的行业以及金融业来说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影响的。在1879年4月10日给丹尼尔逊的信中，马克思认为，由于铁路作为“实业之冠”“在工业发达国家大规模出现，为巨大股份公司的出现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加速了和大大扩大了借贷资本的世界性活动。

铁路首先是作为“实业之冠”出现在那些现代化工业最发达的国家英国、美国、比利时和法国等等。我把它叫作“实业之冠”，不仅是因为它终于成了和现代生产资料相适应的交通联络工具，而且也因为它是巨大的股份公司的基础……总之，它给资本的积累以一种从未预料到的推动力，而且也加速了和大大扩大了借贷资本的世界性活动，从而使整个世界陷入财政欺骗和相互借贷——资本主义形式的“国际”博爱——罗网之中。

另一方面，铁路网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现，促使甚至迫使那些资本主义还只是社会少数局部现象的国家在最短期间建立起它们的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铁路的铺设在这些国家里加速了社会的和政治的解体……

一般说来，铁路当然有力地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但是这种贸易在主要出口原料的国家里却加深了群众的贫困……从一切土产能够变成世界主义的黄金的时候起，许多以前因为没有广阔市场的销售市场而很便宜的东西……都变得昂贵起来，从而被从人民的消费中夺走了；另一方面，生产本身也都按其对出口用途的大小而有所变化，而它过去主要是适应当地的消费的……

19世纪70年代逐渐成形的世界经济体系，改变了资本主义国内经济危机的特点。马克思当时看到了这种现象，只是由于当时全球化刚刚开始，既不容易看清楚，也来不及从理论上进行总结，历史的重任落到了列宁身上。如马克思所看到的铁路作为“实业之冠”是以巨大的股份公司为基础，“它给资本的积累以一种从未预料到的推动力”，这其实是现代资本主义之所以形成的一个核心问题，而马克思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

我们知道，现代市场经济的兴起与公司（企业）这种组织形式具有密切关系，可以说，如果人类社会没有发明公司这种组织形式，市民社会不会发展成资本主义，最多只能发展成资产阶级的社会。而公司的出现，使得市场经济中的主体从早期的小企业有可能变成大企业，现代化的大工业只有在公司的基础上才可能形成。因为早期的企业是以家庭财产为企业承担无限责任，这使得人们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风险十分巨大，在这个历史时段中，作为资产阶级的市民，他们既是财产所有者，也是企业经营者，从现代法律的意义上讲，他们的财产权与经营权是合为一体的，由于家庭财产与企业资产合为一体，其经营风险就加大了，而由于受其家庭财产的局限，其经营规模又难以扩大，这就是在早期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企业规模十分狭小的原因。

因此在资本主义早期，公司是很少的，而且都是具有特权的公司，即只有由政府给予特许证才能开办的公司，如著名的东印度公司；在经济活动中的大部分主体是家庭所有制企业，在这种所有制下，资产者与资本家、企业经营管理者等是一体化的。1860年之后，英国率先颁布了的《公司法》，规定7个自然人就可以成立公司，公司以其资产承担有限责任，这就是所谓的有限责任公司；接着，铁路的兴起，由于大规律铁路建设需要大量资金，股份有限公司纷纷成立，吸收社会公众的闲散资金入股，从而大大加速了资本的积累。真正的资本主义在这个时候才形成——股份公司、股票市场等真正代表资本主义的组织制度建立起来。这才是本书要对资产阶级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作出区别的一个重要原因：资产阶级社会与个人（家庭）所有制的企业制度相适应，而资本主义则与有限责任公司，特别是股份有限公司相适应。

而当大规模的股份有限公司出现之后，其拥有的巨大财力使得资本的输出成为可能，这就是帝国主义出现的根本原因（最早的殖民主义东印度公司就是以股份公司的形式出现）。可以这样说，市民社会的全球化在这个时候已经成为公司的全球化——由资产阶级市民通过股份制方式建立的公司之全球化！在此意义上，本书所指认20世纪以来的市民社会的全球化、帝国主义以及世界历史，实质上指的是资本主义公司的全球化与世界历史！

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发生了两次大的全球化浪潮，第一次是发生在19世纪中后期。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解决国内的经济危机，缓和阶级矛盾，争相在海外建立殖民地，输出商品和资本，世界市场和殖民地很快被瓜分完毕，资本主义也由此从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这种经济的入侵以国家或政治为其保护伞，是一种超经济的方式扩张，所以被称为帝国主义。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几年，在地球上已经很少有民族和土地没有被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列宁认为帝国主义就是殖民资本主义）侵袭。从1870年开始的第一次经济全球化被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的冷战格局所打破，两次大战中断了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全球经济联系，而冷战格局使得整个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发生变化，出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峙的局面，在这种格局之下，尽管国际的经济活动没有停止，但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化却受到遏制。

第二次全球化发生在20世纪后半叶。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秩序主导了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由此形成了第二次全球化高潮，我们今天都身处其中。对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全球化高潮，目前还没有相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总结资本主义的这种新变化。2001年哈特出版的《帝国》一书就是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20世纪末开始的这一全球化高潮进行说明，因此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这部政治理论著作被人们称为“新马克思主义宣言”或“新共产党宣言”，但这种分析还有待于深入。哈特的《帝国》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与20世纪后半叶全球化的新特点密切相关。由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以美国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迅速向非市场经济国家扩张，而信息革命又使得这一进程大大加速了。一方面，跨国公司利用遍布全球的分支机构，实现资源的国际调配，形成了遍布世界的分工体系，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受到削弱；另一方面，金融资本更具流动性、投机性和掠夺性。由于金融衍生工具的迅速发展，金融投机活动日益猖獗，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1994年“墨西哥的金融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等都是金融资本全球化所引发危机的体现。

如果说上次的全球化是“军刀下的资本主义”、是战争，从而易于引起我们警惕的话；那么，这一次的全球化则要温情脉脉得多，不是军刀与战争，而是美元国际市场与跨国公司。通俗读物把这种现象形容为“带着刺刀的资本家被中国人民赶走之后，又夹着皮包和美元回来了”，文化传播与经济合作成为他们装点自己的最佳手段。与之相应的理论与意识形态表演则是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

市民社会的全球化除了具有经济上的意义外——剩余价值的榨取，还具有世界历史的历史哲学意义。这就是市民社会的全球化使得东方从属于西方，这与无产阶级从属于资产阶级具有共同的历史哲学意义。黑格尔以唯心主义的方式指出，绝对精神在亚洲是起点，欧洲则是终点。这是从历史哲学的角度赋予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全球化以历史哲学的合法性。

现代世界历史是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提出的概念，然而黑格尔是在精神或理性的意义上进行阐释；在传统马克思的理解框架中，黑格尔这一阐释被多数人解读成“唯心主义”，而对其所包含的精深的哲学内涵却没有多少领会。马克思正是理解了黑格尔对现代世界历史的阐释方式，而又扬弃了黑格尔从“理性”或“精神”出发这一逻辑前提，而代之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阐释。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这种超越，是建立在他对古典经济学颠覆性的解读上，这种颠覆正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以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恢宏视野，从“生产方式”这一前提出发来考察现代市民社会，发现它孕育出来的是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在马克思这里，“资本”的历史性发生与“精神”在历史哲学（黑格尔）中的展开具有同样的意味！

沿着这一思路，我们把目光投向列宁，就可以发现：列宁正是坚持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解读模式。从市民社会批判的视角来看，当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时，市民社会所生发出来的不仅仅有资本主义，而且还有帝国主义。当帝国主义登上20世纪的历史舞台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取代了国内的阶级斗争而成为市民社会全球化时代的主要矛盾。在当代帝国主义理论中，西方学者更为关注其所阐释的国际关系理论，而列宁则特别强调帝国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其学理上的原因则在于，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具有内在关联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分析了作为交往关系的市民社会的世界历史。马克思说：“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例如，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工人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由此可见，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抽象形为，而是纯粹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确定的事实，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一事实。”

换言之，市民社会的全球化——世界分工与交换体系的形成，使得地方性的历史事件成为“世界历史”的事件。正是基于这一考虑，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这一历史哲学问题应当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列宁则从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腐朽的这个历史阶段来指认其世界历史意义。列宁指出，资本主义“这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现象的经济基础是什么呢”?“就是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而这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历史阶段即帝国主义所特有的”,“它们专靠‘剪息票’来掠夺全世界”。(www.zuozong.com)

总之，20世纪之前的古典市民社会讨论是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进行的；20世纪之后的现代市民社会的研究则应该在全球化的视域中展开。20世纪的市民社会理论，无论是列宁主义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都是在全球化视域中展开分析的，这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市民社会理论不同于马克思的古典市民社会理论的最大方面。在当前国内的市民社会研究中，资本主义全球化仍是一个未提上议事日程的问题，这使国内的市民社会论者未能跟上世界历史变迁的步伐。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多少关于国际政治方面的著作，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是希法亭、卢森堡、列宁等人的帝国主义理论以及当代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体系理论。新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吉尔平的看法可以说是具有代表意义，他认为，“尽管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看做一种全球的经济，但他并未发展一套系统的理论来阐明各种国际关系，这一重任落在了后代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肩上”。应当承认，吉尔平及其所代表的西方学者的看法不无道理，然而，这种观点也存在重大的缺陷：过于强调后代马克思主义者与马克思之间的逻辑断裂，而忽视了后代学者与马克思之间的关系。从本书的分析逻辑来看，后代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之间的理论逻辑关系集中在一个核心的“问题意识”上：现代市民社会批判。

从表面上看，帝国主义是国家间的关系理论；然而从根本上看，使帝国主义国家间关系发生变化的历史动力却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传统的帝国是由政治或军事力量所构成，而现代帝国主义则是由于经济力量所造就，从本文的市民社会分析来看，这又是由于市场社会机制所造成的。从这个线索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市民社会”发展的历史与逻辑：中世纪的市民阶级发展为现代的资产阶级，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而产生了垄断资产阶级，垄断资产阶级为了获得更大的剩余价值不得不走出国门，奔走于世界各地，由此产生了帝国主义。

由于经济危机以及价值增殖的驱动，资本主义国家需要不断地为开拓新的市场，为资本和商品寻找出路，这将导致资本主义重新调整国家关系、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甚至重新制定游戏规则——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因此，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被列宁等人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域中重新界定了，马克思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被列宁指认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列宁所指认的垄断资产阶级这个概念，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于掌握世界市场的大资产阶级已经有过描述，这一点在《共产党宣言》中也作了进一步说明，由此可以进一步认定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与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具有直接关系。

对于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关系，马克思虽然没有“发展一套系统的理论来阐明各种国际关系”，但却为此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帝国主义最初的意义指的是殖民扩张主义（如霍布森的用法），这种帝国主义概念可以用以指认任何时代，如希腊的殖民地、罗马帝国的扩张、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等，它指认的是政治上的统治关系。而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论实际上与传统的帝国主义论发生了一个根本的“认识论断裂”，也因此形成了一支分析全球化的重要力量。英国学者布鲁厄从广义帝国主义——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理论视角进行考察，注意到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之间的关系。布鲁厄把帝国主义理论分为：古典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扩张理论、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发达与不发达理论。此外，霍华德和金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分析、殖民化在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作用等观点，说明马克思对帝国主义理论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构成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这一知识谱系的重要人物有卢森堡、列宁以及沃勒斯坦、弗兰克等新马克思主义者。贯穿这一知识谱系的逻辑结构是：资本主义的本性就是要扩张，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迫使他们进行技术革命和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提高，最终国内市场必定拥挤不堪，生产过剩，西方经济学对此的定义是消费不足。因此，资本主义必然要走出国门，到世界各地争夺市场、劳动力和原材料，较弱的国家和地区自然就成为资本主义入侵的对象，而在国外建立企业和开拓市场又需要得到本国的政治、军事保护。因此，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就带动了政治入侵与军事征服，资本主义由此促成了帝国主义，国际政治斗争因此取代国内阶级斗争成为历史的主旋律，后发民族国家由此取代无产阶级而登上历史舞台。下面拟对列宁与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作一简要概述。

1.列宁：帝国主义与市民社会生产方式

在帝国主义理论方面取得重要政治影响与实践效果的是列宁，他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全球化批判的角度来阐释帝国主义，如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已成为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大多数居民施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制的世界体系。”这些表述都说明，列宁的帝国主义概念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角度来理解的，与霍布森等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论说帝国主义具有不同的内涵。

马克思所指认的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个把握近现代历史进程的抽象的理论模型，马克思所分析的分工与交换关系、阶级关系、生产关系为我们提供了三大基本的逻辑工具，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的许多理论思潮总体上都没有脱离马克思的这个理论框架。但是把马克思的这一理论模型与具体的历史进程相结合时，可以发现，资本主义并不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发生了，与资本主义相伴而生的是殖民主义——世界市场的开拓与原材料的掠夺。由此可见，市民社会必然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相关。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共产党宣言》中就粗线条地勾画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趋势。卢森堡则认为资本主义需要非资本主义的环境才能存在。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集中产生垄断，垄断组织要求“把本国生产完全霸占在自己手里”，由于“资本主义造成了世界市场”,“国内市场必然是同国外市场相联系”，因此，资本家的垄断同盟就要分割世界，由此，资本主义就发展成为帝国主义。

从阶级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马克思所分析的资产阶级此时已发展成为垄断资产阶级。列宁通过对金融资本的分析，对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经济全球化作出了深刻的分析，具体有以下五个发展阶段：一是生产和资本的集中造成了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和垄断资产阶级的出现；二是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相互融合，形成金融资本；三是金融资本的输出与商品的输出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四是随着资本的输出，垄断从国内走向国外，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结使得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形成；五是资本输出推动殖民主义的扩张，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把世界市场瓜分完毕。列宁因此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由此可见，帝国主义与我们前面所说的市民社会的分工与交换关系、阶级关系、生产关系等密切相关，只不过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是在19世纪末第一次全球化的历史语境中，指出现代资产阶级已发展成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已发展成“帝国主义”。

如果说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概念主要指认的是资本的国内统治；那么列宁的帝国主义概念主要指认的是资本特别是垄断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统治。如果说在马克思那里，市民社会指认的是资产阶级社会，那么，列宁则根据当时的资本主义已经由自由走向垄断、从民族国家的范围走向了全球化这个历史特点，指认了资产阶级也从自由资产阶级变成了垄断资产阶级，因此，市民社会就从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变成了列宁所指认的垄断资产阶级社会（即帝国主义社会）。

从现代市民社会批判的视角来理解，我们可以把列宁的那句话——“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置换成“帝国主义是现代市民社会的最高阶段”。我们使用这种表述的目的是要凸现帝国主义这一术语与现代市民社会的内在关联性，从而将帝国主义这一术语从单纯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研究的视角转换到现代性社会批判的视角上来。

列宁的贡献在于，他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市民社会的结构性内涵）分析视角来理解帝国主义。从市民社会研究的视角来说，列宁是把马克思对国内资本生产关系的分析扩大到全球，而这一理论起点最初是蕴含在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哲学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中。正如布鲁厄所指出的，“列宁坚持认为，应该把帝国主义理解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即垄断阶段，而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政策或资本主义国家间关系的一个方面”。从上一节对资本主义概念的逻辑起源分析来看，帝国主义不仅仅被理解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更重要的是应当理解为市民社会的一个阶段。这便是本书所指认的“市民社会的帝国”意义所在。

由于帝国主义这一术语最初是由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的理论家与政治家们所使用的，它更多的是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这一问题联系在一起，反而其本来之意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不被人们所关注。人们主要是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理论视域来理解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也因此，在冷战时代，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理解和认识国际关系的基本指导原则，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内政外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凸现和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再次受到关注；在“9·11”事件之后，帝国主义这个概念重新被人们利用起来。然而，人们在解读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时，主要是把它与霍布森、希法亭等人的理论联系起来，甚至因此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没有原创性。从概念的相似性方面，甚至在某些基本观点上，列宁与他们是有关系的，然而，从更为深层的理论分析范式上来看，构成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内在支点的并不是霍布森，而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生产方式批判分析理论，更进一步说，则是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批判理论在全球化视野中的延伸。

这一内在理论特质表明，列宁的帝国主义概念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之间，具有重要的内在联系。“市民社会（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的《资本论》）——帝国主义（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条有机的逻辑线条，构成了现代市民社会历史性批判理论的三大发展阶段。上面所分析的那些左派思想家，已经注意到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之间的内在关系，然而，更深的一个理论层面，他们都没有注意到的是，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都是现代性（市民社会）批判理论的延续，也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目标——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批判——是一致的。这样也就把握住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中为何能发展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

帝国主义论是列宁考察资本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变化的理论武器，目前对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研究成果已经很多。本书的理论创新在于，不仅从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理解帝国主义——即不仅从资本输出的角度来把握帝国主义，而且还从市民社会批判的角度来理解帝国主义——即从文化、政治、市场多角度。如果说在列宁主义的时代，帝国主义意味着战争的话，那么随着20世纪70年代市民社会的复兴以来，帝国主义则转变为市场、竞争以及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样就延伸了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的内涵外延。从市民社会的角度来把握帝国主义的本质，使我们认识到，帝国主义不仅仅是通过武力（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第一次全球化），也通过文化、市场、市民社会等（20世纪70年代），当代的帝国主义是“市民社会的帝国”，这对于把握经济全球化之下以及后殖民时代的帝国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如果立足于中国特殊的民族立场，我们发现，列宁的市民社会批判理论——帝国主义理论对于当代中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新自由主义及其所宣扬的市民社会，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不过是启蒙神话的延续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迷雾，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涌动的是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力量。资产阶级在时间维度（历史）上的想象不过是把资本主义制度美化成永恒；在空间维度上的想象不过是把资本主义制度当做普世主义。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论揭示了这一问题。这种世界体系，从本文的视角来看，其实是建构在市民社会的框架之上。因此，当代中国的市民社会讨论，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不能仅仅以民族国家及其基础上的现代化作为关注的中心问题，我们还需要一个全球化的视角。当代的全球化是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与公民社会（市民社会）相关，因此我们需要对市民社会掩盖下的全球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持有警惕。

2.当代新帝国主义论的理论特质

在20世纪下半叶具有重要影响的沃勒斯坦、弗兰克等新马克思主义者更是直接从经济体系的角度来把握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特点。帝国主义按沃勒斯坦的区分有几种类型，如古代与中世纪的帝国主要是通过军事征服而形成，而现代以来帝国主义的最大特点是由于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动力所驱动，凸现的是经济上的动因，因此沃勒斯坦以“世界（经济）体系”来形容它，在这种世界体系中，有一个“中心”与“外围”。换言之，这种近现代历史上的帝国主义与以前的帝国主义所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主要不是通过军事、政治力量来维系，而是通过经济力量来维系。这种经济力量正是现代市民社会这一组织形态的根本力量。按罗森伯格的说法，这种帝国主义实际上是“市民社会的帝国”，因为“如果帝国被认为意味着政治控制超越原有的共同体领土的扩张以便增加来自外部的资源，那么最终这预示着帝国的终结。相反，它意味着帝国权力的行使——就像国内社会权力行使那样——有着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个关注国家体系管理的公共政治方面，另一个是影响剩余榨取和传接的私人政治方面，它意味着一种新型的帝国，即市民社会的帝国的兴起。”

联系到我们前面所分析的市民社会的阶级关系（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产关系（资本与劳动），可以发现，这种现代帝国的权力行使方式与市民社会中的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资本统治劳动具有相通之处：市民社会的阶级关系、生产关系全球化与世界历史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指认近现代的帝国主义是市民社会（市场经济社会）的帝国。按沃勒斯坦的区分，有两种全球化的世界体系：一是世界帝国，它是由许多社会构成的统一在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权之下，如罗马帝国、中华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二是世界经济，今天只存在这样一种世界体系，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这个体系的特点是不再统一在一个中央集权之下，而是政权多元化，其统一性不再由政权保证，而是由资本主义经济提供，资本主义生产造成了分工和交换的不平等，并由此建构起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关系。二次世界大战后，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失败——没有发展出自由资本主义而发展出权贵资本主义，促使人们认真思考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后发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问题。

弗兰克等人的依附理论提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分析的单元必须是整个世界体系，不同的地域或民族国家仅仅是这个世界体系的组成部分，宗主国通过不平等交换和对外贸易的垄断控制来榨取外围国家的剩余价值或利润。从市民社会的视域中，我们就可以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与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体系论联结起来，描绘出一副“市民社会的帝国”图景，这是20世纪市民社会讨论的最重要的历史背景。这也凸现了市民社会（市场社会）这一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论中的核心地位。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奈格里和哈特的《帝国》一书。该书在西方左派中有很大影响，甚至被称为“新共产主义宣言”。回到我们所关注的市民社会批判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发现，奈格里和哈特的《帝国》描述了一种新的市民社会：在当代信息化与全球化条件下的市民社会。此书描写了信息化时代的全球化图景，指出在当今全球层面上出现了一种新的主权形式，一种离散的、网状的主权，这便是“帝国”，这个“帝国”与传统的帝国主义不同，它是一个没有中心、没有领土范围的统治架构，渗透到全球每一个角落。与马克思寄希望于“无产阶级”、列宁把“东方国家”作为反抗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中心和依靠力量之做法相似的是，奈格里和哈特把“大众”（multitude）作为反抗市民社会“帝国”的政治力量——一个新的历史主体。他们认为“大众”是处于全球化世界的最底层，是全球资本主义的被压迫者，“大众”替换了传统的、大工业时代以产业工人为中心的无产阶级，变成了革命的主体。

迄今为止的历史经验已经表明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是现代性的历史后果，其负面作用是众所周知的。本书的逻辑分析已经证明了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之间的亲属关系，在此情况下，我们倡导的对市民社会的批判立场，意在探讨在中国这样一个现代性后发的国家如何可以避免这种后果。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第二次全球化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已经很小，冲突更多的是表现为国际的贸易和经济争端，如目前的中美贸易战和金融大战。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应该放在第二次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来思考，应该以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把握为分析重心。这样，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延续马克思的现代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生产方式批判的理论，在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化的时代，将给我们以更多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与传统批判理论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的革命性与实践性。如果说传统批判理论是理论的批判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则是实践的批判。要把理论的批判变为实践的行动，必然涉及行动者的问题，从哲学上来说，便是“历史主体”的问题。在市民社会批判这个问题上，马克思证明了能够进行批判与革命的“历史主体”是无产阶级，并且还提出无产阶级应有自己的代表——共产党。与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批判是基于古典自由资本主义的历史语境中一样，马克思所论证的历史主体——无产阶级——也是基于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历史语境。当资本主义从古典自由主义时期进入资本主义全球化阶段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论到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说明了这一历史与逻辑转换。这一转换，导致“历史主体”与革命形式也发生转换，即历史主体从无产阶级转化为不发达的民族国家；革命形式从无产阶级革命转化为民族解放运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经济全球化高潮，武力与战争是这次全球化的特点，我们可以用“军刀下的资本主义”来形容它，中华民族正是在这一次全球化浪潮中沦为了半殖民地社会。霍布森、希法亭、卢森堡、列宁等人对这次高潮作出总结，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以“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列宁指出，随着世界市场被瓜分完毕，由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后发的资本主义国家要求重新划分市场和势力范围，由此必将引发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要消除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积累同金融资本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瓜分这两者间不相适应的状况，除了用战争外，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呢？”

第一次全球化的后果是帝国主义战争以及由此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由此，民族解放运动取代阶级斗争登上反抗资本主义的历史舞台而成为历史的主体。对于俄国等东方国家来说，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对殖民地和不发达国家的剥削，使得这些国家的经济状况更加恶化、阶级矛盾更加尖锐，从而使革命问题提上日程。因此与西欧革命低潮形成反差的是东方各国革命暗流涌动，与此同时，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在俄国出版后，俄国革命家纷纷向马克思提出俄国革命何去何从，这促使马克思开始关注俄国农村公社和东方道路问题。1877—1879年，俄国报刊上围绕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进行了论战，参加者有当时俄国最著名的学者和政论家。在这里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晚年马克思由于关注俄国农村公社而开始进行历史学研究（著名的《历史学笔记》），因此讨论东方社会是否能不经过资本主义而跨入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从历史哲学的视角来看，这实际上是提出了一种关于落后民族能否担负起历史解放重任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必然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焦点转换到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上，而不再集中于古典资本主义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纯粹经济关系（生产关系）的视角。

一旦我们把视角转换到国际关系的立场，“民族”问题的“历史主体”地位就凸现出来，正如“世界历史”的思想起源于黑格尔一样，“民族”的历史哲学的主体地位也与黑格尔相关。在黑格尔那里，“民族”是与马克思那里的“阶级”一样承担着历史哲学主体作用的。黑格尔认为，历史发展的本原是民族精神。在每一个时代，都有某一个民族受托担负起引导世界通过它到达辩证法阶段的使命。作为德意志民族的思想家，黑格尔认为，在现代社会，能够承担世界精神的民族就是德意志民族。黑格尔一方面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逻辑出发，认为拿破仑对欧洲的征服摧毁了封建主义，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拿破仑是“马背上的世界精神”；但在另一方面，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市民社会只是绝对精神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它将要被国家所取代，而普鲁士王国则会承担起超越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历史重任。在这个意义上，他是把普鲁士的民族精神上升到世界历史的层面上，这一点对于后发国家是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的。从黑格尔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的主体从民族（黑格尔认为是德意志民族），转换到阶级（马克思认为是资本主义最为发达的英国之工人阶级），而到列宁那里，由于从全球化的视角来考察问题，列宁继承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同时又从阶级转换到民族国家，这就是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俄国。由于俄国在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中具有工人阶级一样的阶级地位，从而能承担起世界历史的重任。这便是列宁革命逻辑的哲学基础。实际上，马克思所说的同时革命的理论，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由于发达民族对落后民族的殖民统治而使得各国同时进行革命实际上是不可能了，因为各民族之间的利益不一致导致各民族的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利益也不一致，从而使世界无产阶级采取共同的行动在实践上成为不可能。

当我们梳理清楚了黑格尔、马克思、列宁之间关于市民社会批判与革命的内在逻辑脉络时，不禁要问一个问题：黑格尔、马克思、列宁为何要对现代历史进行此种模式的阐释？我们认为，这正是革命逻辑与历史哲学的辩证法。也就是说，这种阐释模式为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超越、批判、革命等提供了哲学上的终极依据。革命是启蒙以来的传统，如果说资产阶级革命是对传统封建社会的革命，那么接下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则是对现代社会的超越。作为一个具有深邃历史感的哲学家与革命家，不仅要思考革命的政治动员问题，更要思考革命的终极依据所在，因为不具有合法性的变革将导致历史的逆动，其实质则是“反革命”。而这需要历史哲学的思考。从这个角度来看，20世纪初在社会主义遭受挫折的大背景下，福山提出历史的终结，正是黑格尔、马克思、列宁的革命逻辑的反动，也是历史哲学的反动！

也就是说，在黑格尔那里强调国家取代市民社会、在马克思与列宁那里强调资本主义的崩溃并为社会主义所取代，其在学理上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政党的政治经济主张，而是有其更为深邃的哲学思考。当代许多西方学者对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颇有质疑，他们的质问主要针对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没有发展出一种国际关系的理论。然而实际上，如果仅仅局限于国际关系的理论视野来理解现代的民族解放运动；那么，最多看到的是各民族间的利益斗争——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如果以这种现实主义的立场来理解人类自身的历史，那么人类历史的发展无非就是一个角逐利益的运动，是强权的世界，就没有历史的进步、意义与价值可言，人类也永远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解放——这是与马克思所主张的“人类解放”背道而驰的。这种现实主义的立场缺失了一个更为重要的历史性视角：在现代性的世界历史中，落后民族国家的解放运动不仅仅是为本民族争取利益的斗争，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民族解放运动代表了历史进步的方向，代表了“人类解放”的诉求！从这个角度来看，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输出革命”便是这种“人类解放”之历史哲学逻辑在对外政策上的必然反映。当然，这个问题还要结合当时具体的历史状况进行分析，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在这里只是指出其学理上的根源。

第二个重要问题是：由谁来承担“人类解放”的重任？用哲学的语言来表述，就是关于“历史主体”的问题，即人类解放运动的承载者。从韦伯以后的德国知识分子一直在试图呼唤救世主。从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里面所描绘的救世主突入历史时间的革命时刻、戈德曼对“隐蔽的上帝”的种种设置，到海德格尔的“存在的澄明”和临终前对那个“能够拯救我们”的上帝的期待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世界中的思想家们充满着对历史主体的渴望。

人类解放运动与历史进步的承载者问题，从哲学上来看，其实涉及历史的主体性问题；从政治上看，涉及执政党的合法性问题。从马克思当年提出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时代来考察，关于历史主体的问题，是有多种争议的：黑格尔认为应由官僚集团为中介来担任，韦伯认为由市民阶级即中产阶级来担任，而马克思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承担此任，并从哲学和经济学上作了严密的论证，西方马克思主义则认为知识分子可以充当历史的主体等等。从历史主体的视角来看待列宁所提出的落后俄国有可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实际上是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即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充当了“历史的主体”之角色，这在“输出革命”的年代看得更清楚些。

总之，进入20世纪的资本主义全球化阶段之后，市民社会批判与革命的历史主体，从学理上看，已经由无产阶级转换为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在共产主义运动历史舞台上的出现，使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设想面临着国际关系冲突的挑战，20世纪无产阶级国际联盟曲折的历史命运——第二国际的破产、第三国际的解散——说明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也对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新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