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域极为狭隘：一是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中的每一原理的正确性及其形成经过，被讥为“原理加例子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二是对毛泽东思想做注经式研究，在抽象概念领域作演绎式研究，远离国内外的近现代思想运动。基本研究方法号为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方法而实是逻辑主义方法，所描述的哲学是单一形态的哲学史，对哲学问题的研究和叙述是线性的。[45]三是夸大了主观能动性、思想、理论、意识形态的作用。
今天仍有人重提1958年的“文化革命”口号：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成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实现哲学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功能。[46]哲学是要求社会化的，在革命时期对于革命哲学的要求甚至于是强烈的。但1958年的一个误区是政治哲学而不是生活哲学的社会化运动，忽视了生活世界的需要。另一个误区是用哲学替代科学，直接应用于生产，去解决生产中的具体技术问题，例如如何用哲学养猪、搞工业发明，后被叽为“哲学的庸俗化”。
哲学思辨应止于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哲学只能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解释时代精神、人类生存的矛盾与困境。哲学是以理论的方式表征时代的人类自我意识。马克思说西方近代以前的哲学表征了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近代哲学是揭露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即实现“上帝的人本化”，而现代哲学是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人的这几种最基本的存在形态及其自我意识，都是由哲学表征的。[47]
哲学为现实服务的方式是理论的，而不是科技应用的方式，它需要与现实拉开间距，透视时代精神、规范时代精神、批判时代精神。是一种从问题到问题的不断追问，对假设质疑，向前提挑战，对日常生活、科学概念、生活方式、流行的思维方式、流行的原则规范进行批判，诸如家庭、两性关系、劳动场所、消费方式、社会交往等。人是实践的存在，也就是“化理想为现实”的存在，为自己的存在寻求安身立命意义的存在。哲学提供价值理想和尺度，转识为智，化性为德，促进人格的完善，解决价值困境，关心人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生态。[48](www.zuozong.com)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否完成？其实作出一个“化”与“未化”的简单判断，并无多大意义，如何定位“化”的判断标准，才是更重要的。如果从哲学的更为广阔的意义即为民族构建精神家园的视域来看，则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现，还只是在政治意识层面。直到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新时期以来，社会科学界才真正活跃起来，先后对真理标准、人道主义、异化、价值哲学、人学、社会发展哲学、本体论、现代性、世界历史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大讨论和深度研究。研究范式从范畴概念到现实问题、研究方法从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研究主题从政治批判到文化批判。有人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出现三大走向：一是返本开新，“回到马克思”的原初语境，以文本研究超越教条化的教科书体系在“理解的前结构”方面的误导，重现一个马克思或一个“与我们同行、同时代人的马克思”；二是开放，与现代西方哲学对话，拓展问题意识，开阔学术视野，进入学科前沿和世界背景；三是主体性，发挥马克思哲学的实践和批判精神，进入现实的时代性的研究课题，[49]直面中国文化现实和现实生活实践。
另一学者也得出大致相同的观察：一是“马克思与我们同行”“回到马克思”口号引领经典文本学研究，打破“原理反注文本”的传统研究方式。回到经典作家的原初文本，吸收国外学者的最新成果，开启了创新研究的活力。近10年时间文本研究取得一批有价值的成果，如张一兵的《回到马克思》（1999年）等。二是引进国外学术资源，与“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后马克思主义”“晚期马克思主义”进行学术对话；三是20多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出了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提出了“实践本体论”的新概括。[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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