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哲学差异。中国文化没有追问“哲学是什么”，但思索过哲学的根本问题。哲学是对人生存根本问题的理论把握，它以完全不同于西方的话语方式述说着人类生存问题，是华夏民族对终极存在和终极意义的追寻。中国哲学的发展没有经历西方发生的学科分化，是“文史哲不分家”，这是中国哲学的局限又是它的长处。“文史哲不分家”意味着中国人对世界、人生的把握，是人的诸种能力（情性审美、德性审善、知性求真、灵性求道）的综合性把握，是一种整体把握的思维方式，这是中国人理解生活世界、构造生活世界的一般方式。中国人、西方人生存本源问题都是一样的，这就是哲学所要探讨的“本体论”问题，对于本体问题的不同诠释源于不同的民族生存方式、而构成不同的民族文化。西方知识论（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哲学与中国古老生存论哲学是不同的，西方哲学的学术范式不能把握中国哲学的“体悟”境界。依照西方哲学的“问题域”、理论范式、概念框架来叙述“中国哲学”，难以表达中国哲学的主体性、特殊性、个体性。[38]西人的学科分立虽是一种文化进步，但不是把握世界存在和人的生存方式的恰当形式，可能差之愈远。但是，引入西方哲学学术范式能促使中国哲学从不自觉走向自觉，西方学术范式构成了我们检选、理解中国哲学的新视域。[39]要同西方哲学对话，就要建构规范概念统一的学术范式，以相同的学术规范才能沟通不同的学术见解。冯友兰编写《中国哲学史》就是做这种努力，他说：“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40]
体悟层面的“化”。用西方哲学或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中国传统哲学，要先作认知层面（认识论）和体悟层面（价值论）的区分，只有在中国哲学的知识论层面用西方哲学学术范式去检视，其合法性才可以成立，才可以承认中国哲学文化在认知层面上的落后性。但中国哲学文化在体悟层面上的独特性，却不可用先进落后来分，在哲学的生存论和体悟层面，各民族哲学则既有能相互通融的普遍性的一面，也有特殊性的一面。特殊性的一面即是民族性，因为任何哲学都产生于民族的生活实践，都出于一个民族对自身生存方式的认知、体验，在观念形态、话语方式上、所关注的生存问题上都具有民族性特征，中国哲学文化的特殊性即其民族精神的一面是不可能西化的。各民族哲学的普遍性的一面即是世界性，这是指哲学思维都在最高抽象层次上回答人类生存发展的最一般的问题，这就要超出对一个民族生活实践的理解，而上升为关乎人类整体的一般观念。哲学的这种世界性正是不同民族哲学得以对话、融合的基点。[41]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中国哲学，正是在这两种哲学普遍性的一面上发生交融。
政治层面的“化”所存在的问题。马克思哲学最初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所概括的“实践唯物主义”。后经恩格斯《反杜林论》解释，再到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的理解，再到《联共（布）党史》第四章第二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发展为突出对立统一的斗争性和阶级矛盾的斗争性的政治哲学。[42]恩格斯说“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43]他是说科学这一无阶级性的工具虽可为不同阶级服务，但更能服务于工人利益，因为工人利益的公共性与科学的客观性比较一致。但是，不能反过来，将阶级利益说成就是科学性和客观真理，并进一步绝对化为“阶级的政治需要与科学的真理始终统一”，以“为政治服务”来检验哲学、科学、及一切人文学术研究的价值和真理性。这就导致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哲学一度产生简单化贴标签的倾向，用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子结构”来贯穿中国哲学史，用“本体论”（自然观）、“认识论”和“社会历史观”几个袋来“打包”中国哲学的丰富内容。[44]一部中国哲学史“政治化”为“进步阶级与反动阶级、科学与迷信的斗争史”，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之“化”，而是极左虚无主义之“化”。而极为反讽的一个现象是，随着中国哲学被简单贴阶级标签以代替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深度研究也几乎失去相对独立性，只局限于注经式的解说，陷入为极“左”思潮所困的境地。而在中国历史上，政统与道统是有适度分离的，儒者的教化活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王朝政治，这才可能形成相继多次的研究高峰，出现汉学、宋学、阳明学、考据学的鼎盛局面。(www.zuozong.com)
虽然有以上失误，但在政治哲学和认知科学的层面来“化”中国哲学学术，仍然可推动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不过，不能因中国传统哲学的体悟层面难以被“化”，就视为旧物而扬弃之，因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毕竟建立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而不是现代化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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