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长期以来毛泽东思想的统一局面

从历史发生学角度看，伴随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和在延安政治理论界的正式定名，首先在延安出现了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者群体。我们不妨称之为延安阐释学群，这是历史上对毛泽东思想进行阐释、宣传和正面研究的第一个群体，产生于延安地方及延安时期，而后扩大到全国、延续到七大和八大。具体是从延安整风开始，而到七大正式形成。研究的中心命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其研究的最大功绩是提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中国形成”，随即获得全党承认，并命名为毛泽东思想，并归纳其内涵和伟大意义，注疏其字句，作通俗化解说。研究者有理论工作者如张如心、艾思奇、陈伯达、胡乔木、李达、周扬等，有党的领导人如刘少奇、张闻天、王稼祥等。他们的研究成果进入中共七大的报告和第一个《历史决议》，一直沿用到中共八大以后。党的领导群体对毛泽东思想的自觉性共识，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理性已为全党所认识，也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已为全党所承认。这无疑有利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继续发展。延安时代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是高度政治化的，还无暇顾及学术层面的研究。政治性研究具有学术性研究所无法比拟的重要性，并决定了这只能是一种一元化研究，不同意见极少极微。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直至毛泽东逝世，学术界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也还只是在延安时期的解说、注疏和宣传的层次上有所发挥，难有突破性的发展。后来出现过杨献珍将毛泽东哲学思想核心范畴的“一分为二”解释为“合二而一”等少数例外，而这种有新意的研究一开始就被视为离经叛道，百家争鸣的禁区也设置在毛泽东思想的研究领域。毛泽东曾经反对过将苏联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学风、文风和政治倾向，但是反教条主义的毛泽东思想自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却也有被教条化的遭遇，这是人们所预料不及的。这是无情的历史辩证法逻辑。缺乏新的探讨和新的研究，没有思想的砥砺交锋，没有学术的争鸣切磋，任何正确的思想都会走向故步自封和僵化。(www.zuozong.com)

“文革”结束之初，又出现“凡是”派，坚持凡是毛泽东说过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指示都是对的，仍然坚持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立场，而没有划清与林彪江青等神化派的思想界线。重新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和科学解释，就成为发动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重大政治课题。而正是在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中确立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原则和学术研究的自由原则，打破了垄断思想文化的禁锢之局，由此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毛泽东研究的百家争鸣的新局面，出现了众多研究范式和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