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列主义所论社会主义革命包括两个革命:一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二是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前者为政治革命,后者为社会革命,从前者的胜利到后者的完成,中间还有一个“过渡时期”。而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由无产阶级政治革命,而是由新民主主义革命来完成的。因此中国的过渡时期,包括由人民民主专政向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由政治革命向社会革命的过渡。然而中国的社会革命是在远低于资本主义工业化水平的小农生产力条件下进行的,所以这个过渡时期应该是十分漫长的,可以将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包括进去。但是毛泽东初期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并没有考虑到过渡期如此漫长,而是沿袭苏联社会主义改造理论,这是从列宁的“小过渡”理论而来,认为“三大改造”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过渡的完成。
而1957年整风“反右”之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有了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新突破、新发展,概括出社会主义革命包括经济、政治(含政治思想)、文化三大领域,所有制改造只是社会主义革命第一步。这样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观就发生一大转变:从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即为社会主义革命或社会主义过渡的完成,到认为中国“政治与思想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尚未完成”,还要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毛泽东原是理会列宁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理论的,列宁的“过渡”指通过十月革命和社会改造在俄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这个“过渡时期”的特点就是列宁详细描述过的被推翻阶级的激烈反抗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无情镇压,是最残酷的阶级斗争时期。之后苏维埃国家很快巩固,这一“过渡时期”即告结束所以较短,新时期我国理论界命其名为列宁的“小过渡”论。
而毛泽东在大跃进失败的困难时期开始有了“大过渡论”的想法。当时中国农村社会因“三面红旗”运动所导致的饥荒和乱象,被毛泽东误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现象。他由1958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盲目乐观,转向认为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至少要几百年。这样,他就把列宁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较短时间的“小过渡”,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的“大过渡”,这样两个完全不同的历史阶段合并为一,统称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即把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时期(过去也称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现应改叫做“小过渡”),再加上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合称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这就是“大过渡”论。于是他把列宁所描述的十月革命初期的剥削阶级的激烈反抗和党坚决进行的阶级斗争,移用到在共产主义建成之前的整个漫长历史时期,强调“大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激烈性、长期性,起伏性,把“小过渡”的理论和政策套用于“大过渡”,为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开展阶级斗争取得理论支撑。在“过渡期很长”这一点上,毛泽东与后来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看法一致的,但是二者的路线纲领不同:后者是以发展生产力为纲推进社会主义,而前者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推进社会主义;后者是要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生产力,而前者是要用当初革命时期推翻旧国家和镇压旧阶级反抗所采取的激烈阶级斗争手段,来消灭任何资本主义残余。
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理论导致对社会生活现象泛“阶级斗争”化认识,导致不断强化对被推翻阶级个体成员及其家属的专政,导致不断寻找“阶级斗争”新对象和“新动向”,不断扩大“阶级敌人”和发现新的“斗争对象”。甚至认为三分之一政权已丧失,两条路线、两个阶级进入“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些人为的“阶级斗争”,又反过来强化阶级斗争理论的正确性。
毛泽东晚年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总体上分两个层次。第一层次,“什么是社会主义”,这由带有若干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革命目标所确定。第二层次,“怎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被包括于其中,诸如“政治统帅业务”“抓革命促生产”“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就是典范的表述),这实际就是以列宁过渡理论为依据的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方法。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被毛泽东视为同一物,毛泽东阶级斗争观在理论形态上有一个提出、发展到完备的演变过程;而在理论实质上从1957年反右到“文化大革命”都是一种扩大化了的阶级斗争观。依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革命认识和阶段性战役发动的时间顺序,他先后在四个时间阶段开辟了四条革命战线,并一直交织着进行。
其一是,对“思想上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即“政治战线思想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一革命的逻辑是扩大资产阶级范畴,这就可以把百分之九十的知识分子划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二是,对被推翻的旧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运用专政手段),即“反复辟”斗争。这一革命的逻辑是扩大剥削阶级存在条件,可以把丧失了生产资料的地主资产阶级仍然定为剥削阶级。其三是,对“新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运用专政与夺权革命相结合的手段),即“反修防修”斗争。这一革命的逻辑是扩大资产阶级发生条件,不占有生产资料而占有权力的党内官僚主义者,可以成为新的剥削阶级。其四是,前三条战线革命斗争的总汇,再加上所有人的“斗私”改造,合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其革命理论包含如下五个要素。
一是革命目标: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目标,体现于1958年大跃进的实践中和“文革”前夕发表的《五七指示》文字中。在绝对平等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取消商品经济实行供给制,取消三大差别实现人人亦工亦农亦学、亦脑亦体亦武,取消一切社会机构的区别,实现政军学社一体化的大同社会理想。
二是革命对象:这是一个不断扩大的“资产阶级”范畴,包括经社会主义改造过的工商业者、被推翻的反动阶级、没改造好的知识分子、坚持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农民、历次运动划出的敌人、党内特权阶层即“新资产阶级”等。
三是革命动力:毛泽东对下层人民情有独钟,他认为推动革命发展的,是普通工人农民、苦出身(工人贫下中农出身)、大老粗、穷人、小人物、卑贱者、学生小知识分子、积极分子、受压者、造反派。
四是革命方式:不少学者认为毛泽东早年“通过群众行动建立群众政治权力”的思想,是他群众运动的基本思想,群众运动正是建构权力与既有权力的斗争,正是实现工农大众要求的阶级斗争方式。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形式,是继续沿用革命年代的群众运动和政治批判,但是增加了可控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次运动都采取自上而下的群众运动,派出工作组领导运动,自上而下整顿权力。而“文革”创造了阶级斗争的新形式,尝试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并且自下而上部分夺权,故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并特别说明这个“继续革命”实质上是一场“政治革命”。
五是革命领域:毛泽东不仅扩大资产阶级范畴从而扩大革命对象、阶级斗争对象范围,还扩大革命范畴和阶级斗争范畴,把专属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扩展到经济行为、思想意识、教育学术、文化娱乐、日常生活等社会活动的所有方面,连吃喝穿戴都有“隐蔽的阶级斗争”,都要“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这种扩展已经突破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所指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就是指斗争对象和斗争领域都扩大化,而这种扩大化的阶级斗争大多不属于马克思所说的阶级斗争。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本来是要区别阶级矛盾与内部矛盾的,把“工人阶级和改造中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本来是化解阶级斗争的开明思想。但是后来往左的方向解释,说这是阶级斗争的策略,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再后来就出现“阶级斗争无处不在”的极左理论:既有敌我矛盾的阶级斗争,也有“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人民内部矛盾都要从阶级斗争高度来分析,都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和表现。任何集团之间或人与人之间,都有利益冲突,都可能发生矛盾斗争,都可以看做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反映,只不过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不具有敌我矛盾的性质,但在一定条件下仍可能转化。而这个“人民内部阶级斗争”的对象已不再限于接受和平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而可以是所有沾染“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民成员。阶级是经济范畴,而阶级斗争是社会范畴,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各方面,尤其经济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长期存在。例如“追求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是日常生活中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思想趣味”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从私心杂念到违纪犯罪都是阶级斗争的反映。
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是敌对阶级之间的相互对抗,而人民内部的利益冲突、矛盾和斗争,不具阶级斗争性质。而根据“人民内部存在阶级斗争”的理论,人为制造阶级敌人,这已经不是“阶级斗争扩大化”而是错误理论政策所导致的人性恶释放。而日常生活领域“两个阶级争夺阵地的阶级斗争”和思想文化领域的“意识形态阶级斗争”,最后导致对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领域的“全面专政”。
如前所述,第一条战线是对“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阶级斗争,这一“政治战线思想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经1957年反右斗争、1958年开启的批判白专道路、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拔白旗”运动,始终没有完成。所以“文革”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继续“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各领域包括思想文化领域的专政”。(www.zuozong.com)
第二条战线是对被推翻的旧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丧失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剥削阶级作为“思想上的阶级”仍继续存在,“人还在,心不死”企图复辟,社教运动没能解决这一问题。所以“文革”任务之二,就是要彻底挖掉“复辟总根”,“文革实质上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
第三条战线是对“新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个“政治上的阶级”与前两个“思想上的阶级”不同,一是打马克思主义旗,二是当权,是最危险的敌人,“文革”动员令“五·一六通知”明确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文革”以前的各种斗争包括“国际反修国内防修”都没能触动他们。所以“文革”任务之三,就是把反修斗争进行到底,揪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防止修正主义分子“篡党篡政”,改变国家颜色。
这先后发动的三条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汇合到一起就是“文革”。这三条战线分别和交织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事先把“文革”的理论锻造成型,也已经在实践上排练试演过“文革”。而到“文革”全面发动时,又新增加一条战线,即对所有人的私心杂念开战,明确说“文革”总纲就是“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
“文革”并没有在理论上增添新的革命对象,只是把在“反复辟”和“反修”斗争中都提到过的“党内资产阶级”真正作为运动重点和主要革命对象。“文革”之所以让所有人都感到新奇,被看做是与前三条战线“社会主义革命”相当不同的新的第四条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因为它不再是说说而已而是真枪实弹干,第一次将“革命”矛头和斗争打击锋芒指向少数几人之外的全体当权派;它的“革命斗争”形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所有运动均不同,各级党组织都被排除在领导运动之外,采取了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形式,并且使用了革命年代斗反动派那样的除武装暴动之外的所有斗争形式;更特别的是进行了夺权斗争,所以“文革”被命名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它的新在于它是重新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可是“文革”花费极高代价也没能彻底解决毛泽东意识中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全部问题,所以他最后无奈地说“文革”还要搞多次。
【注释】
[1]郑谦:《延伸与准备:1949年至1978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进程与原因》,《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4期。
[2]王玉强:《四清运动动员模式的政治社会学分析》,《史学月刊》2006年第6期。
[3]翁笑冰:《“四清”:“文革”的前奏与预演》,《浙江学刊》1989年第4期。
[4]郑谦:《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过程与体制性分析》,《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2期。
[5]王玉强:《四清运动动员模式的政治社会学分析》,《史学月刊》2006年第6期。
[6]郭德宏:《“四清”运动中中共中央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越来越严重的原因》,《党史研究与教学》2002年第6期。
[7]《揭秘:赫鲁晓夫公开指出中国的“大跃进”的危险性》,人民网2013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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