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证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斗争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前，毛泽东在理论上已经达成这样的认识：一是“思想文化上的剥削阶级”继续存在，这是指知识分子；二是不占有生产资料的“经济上的剥削阶级”继续存在，这是根据同样以思想定阶级的逻辑，认为被剥夺财产的地主资本家“人还在心不死”，这个“心”具有“思想文化上剥削阶级”特征，只不过是怀念其经济地位之心。但这二者仍属于“（尚未完成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发现党内当权派能集体占有公有生产资料，索取公有企业的剩余价值，从而形成一个“党内资产阶级”，这就完全是一个“新阶级”，属于另一个革命范畴，是“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的革命”范畴，后来归纳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最初起于误判国民经济调整中所产生的改革趋向的性质，把经济文化各方面调整中的改革趋向作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甚至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将务实的改革与干部的贪污腐化捆绑在一起打击。而这又源于农村自身的特殊情况：大饥荒和集权体制引发干部多吃多占化公为私，又引发干部和农民突破人民公社体制的弊端另寻活路的探索（如包干到户、开放自由市场等）。毛泽东对农村这一新情况新矛盾所所作反应，是认为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民主革命的不彻底，是资本主义在复辟。

其实，改革趋向和干部贪腐的原因并非源于资本主义而是源于体制的问题：是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制度的低效，逼出了包干到户；而又是人民公社权力和资源的高度集中，导致了公共权力异化和干群关系紧张。^[2]人民公社政企合一体制之下农民个体利益被弱化，以各种消极方式摆脱这种体制的束缚，这一诉求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倾向”；而干部的贪问题也被认为是“资本主义腐蚀”，为此以“四清”运动的形式来解决农民“反”公社、干部“吃”公社的矛盾。^[3]郑谦总结说：人民公社的产权安排和体制结构弱化了农民的自主权和参与权，强化了干部的行政权，这就表现为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和基层干部的腐败，“四清”运动缘于人民公社体制的缺陷。^[4]但“四清”运动又不是去解决这体制的缺陷，而是维护这有缺陷的体制，所以这是一个治标却不治本而相反要固本的运动。由于找错了病本，所以效果就与目的南辕北辙了。王玉强认为“四清”运动虽是目的和方法都错了，但却是暂时巩固政治秩序所必要的，是大跃进失败后党重建其执政基础的大规模社会治理行为，以“土改”模式自上而下调整社会权力秩序及构成，是重建基层权力、型塑其阶级属性，实现中央政权意志向基层社会的完全渗透。^[5]

按照金春明的理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在“左”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左”的政治实践，而“左”的实践反过来又促进“左”的理论的发展。这就形成了“左”的理论与“左”的实践的恶性循环，最后导致“文化大革命”。当时中共中央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估计，是上（政策理论指导）下（政治运动实践）互相推动的结果。毛泽东、刘少奇均认为“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6]。当时有一部广为宣传的影片《夺印》，虚构了阶级敌人腐蚀基层干部而篡夺了共产党政权的故事，社教中各种反夺权典型经验以各种形式在各地推广。(www.zuozong.com)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大强化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和路线，同时将各种不同“问题”的干部——有的贪污腐化鱼肉乡民、有的专横跋扈强迫命令、有的扩大特权养尊处优、有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有的生活作风不好、有的革命意志衰退小病大养、有的多吃多占自私自利……而有的却是探索多种经营抵触了体制弊端、有的是人道地对待“敌人”、有的是有知识分子趣味并善待知识分子，对这么一些极不相同类型的干部，都统统给予一个定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么长的一个定名，却十分不确切：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多养几只鸡、说错了话，到“敌我矛盾”性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都可以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正因为这个罪名的模糊性，才可以将干部的所有“问题”一网打尽，统统视为“阶级斗争”。刘少奇当时不同意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统统看作阶级矛盾的表现，而根据矛盾论原理，煞费苦心地构思了“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党内矛盾与党外矛盾的交叉”的提法。这在稍后公开发表的中央文件“二十三条”中被斥为“非马克思主义”的提法，后来在“文革”中，刘少奇的意见又从认识问题上升为“修正主义企图掩盖阶级矛盾斗争”的立场问题。

这样，一个“新阶级”就在理论上产生了，后来也简称为“党内资产阶级”。也就是在这个运动中，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新阶级”产生了，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老运动方式无法解决对这个“新阶级”的阶级斗争（因为“社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切政治运动一样，用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权力的老办法，而“新阶级”已经篡夺不少专政权力，可以抵制运动），这就成为毛泽东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文革”抛弃工作队的老方式，发动自下而上的群众性“革命”。“文革”作为政治运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切政治运动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后者是以国家权力方式来动员群众的“被动性政治参与”，而前者是以“群众革命”方式来发动群众的“自发性政治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