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反右运动理论概括：社会主义革命在思想政治上未完成

反右派斗争之所以会严重扩大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薄一波作为当事人之一认为：一是对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二是明确具体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下达晚了；三是把整风和“肃反”弄在一起。^[1]第一点第三点是同一逻辑，对事态反应过激，而第二点只是技术问题，不决定大局。丛进认为：一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矛盾缺乏思想准备和科学认识；二是毛泽东深受1956年国际大风波的影响，对波匈事件的乱子记忆犹新，直接影响到他对局势作出严重估计；三是与领导人长期革命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经历有关。^[2]革命思维方式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形势，使毛泽东作出过激反应，使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所达到的认识又退了回去。

有论者就国史问题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讲话中认为，毛泽东的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政策，不属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而属于反右派斗争必要的范围，与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是一致的。而实际上马克思的“不断革命”概念只是专用于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一种策略，是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而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要实现的四个消灭（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和两个彻底决裂（同私有制、同私有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已明说属于专政和观念更新的范畴，不属于革命范畴，更非马克思所说的“不断革命”范畴。后来列宁补充说，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不但要消灭资产阶级本身，而且要消灭产生资产阶级的一切条件。这也明说是专政而非革命的范畴，即无产阶级不再是用群众暴力的革命手段而是用国家权力的专政手段来改造社会。

而毛泽东提出夺取全国政权和改造所有制以后还要进行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说革命是长期的，有时是很激烈的。至于毛泽东后来反复宣传的反复辟斗争，也不能算无产阶级革命范畴而属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范畴。总之，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是“四个消灭”和“两个决裂”。

扩大化的“反右”斗争，在理论上的概括就是提出“思想文化上的阶级”，这是毛泽东认识上的重要转折点。这一直都是中共党史研究和共和国史研究的热点，有论者说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可以追溯到革命年代。毛泽东在延安对鲁迅有过政治化的高度评价，这大大提高了鲁迅的政治文化地位，但也使鲁迅精神“正统化”。左翼知识分子可以分成两类：一类追求个体独立自由；一类投身进步政治组织，为进步政治组织的需要而进行左翼活动。两类知识分子在当时同处弱势地位，都有“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但他们追求的目标却不相同。毛泽东对鲁迅精神的阐发源于阶级斗争的政治需要^[3]。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是比较容易改变的，特别是那些不为政治利益所决定而为思想认识所影响的政治立场，“立场论”给予知识分子政治选择的自由。可是一旦固化为一个“阶级”，知识分子就被“政治身份化”了，就在理论上被错误地置于社会主义的对立面。(www.zuozong.com)

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事件、波匈事件、反右扩大化事件，导致毛泽东1958年武昌会议上说，在社会主义改造消灭阶级之后，仍然还“存在政治思想上的阶级”。据此又推论出：要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命题。再次推论是：“社会主义革命”尚未完成。直到1963年毛泽东在文艺批示中还强调“文化部门的社会主义改造收效甚微”，“文化上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新命题，是再次重申“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尚未完成。这就成为党在执掌全国政权而进行建设的同时，又须“不断进行革命”的理论。

“思想文化上的阶级”这一新阶级概念，对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作了误读。马克思认为等级是政治的，而阶级是经济的。一个人的思想文化观念并不等同于这个人的思想文化地位，而一个人的政治观点更不等同于这个人的政治等级和经济社会地位。政治观点是十分易于变动的，而一个人的经济地位和文化身份是不易变动的，以经济地位划阶级则阶级是稳定的社会集团，若以政治观点划阶级则“阶级”成为乱麻一团。“思想文化上的阶级”这一概念，实际引射了党与知识分子处于一种紧张的政治和文化关系之中。

那么，对这个“思想文化上的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意味着什么呢？如果在革命时期，“革命”就意味着革命暴力的打击；如果是在党执政时期，“革命”那就意味着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了。在理论逻辑上就是如此，后来在“文革”中就发展为“无产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专政”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