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启蒙运动：联合两种启蒙的现代运动

新启蒙运动是由马克思主义者发起并倡导、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及一些持中间路线的文化人共同参加的思想文化联合运动。他们在“新启蒙”旗帜下，直面“抗日救国而共赴国难”^[7]的神圣义务，具有“态度的同一性”。与此同时，分歧却自始至终存在着，并未行形成一个立场一致、目标一致的新启蒙运动阵营^[8]。

新启蒙者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没有完成就告夭折，需要进行“第二次的新文化运动”，即新启蒙运动。五四时代提出的“打倒孔家店”和“德赛二先生”的口号仍可以为新启蒙运动所接受，只不过需要“以新酒装进旧瓶”。艾思奇说得更具体，“因为旧的启蒙运动没有把它所要做的事完成，五四文化运动所提出来的任务，反对迷信愚蒙，建立科学的民主思想等，都在极不彻底的状态下停滞着了。新的文化完全说不上建立，所有的只是片段零碎的成绩，并且也只是保存在极少数人手里，没有能够达到普遍化大众化的地步。传统文化屡次地死灰复燃，它的根仍然支配在民众的文化生活里，因此，同样的文化上的任务仍然遗留到现在，同样需要现在的文化运动来完成它”^[9]。张申府说：“在思想上，如果把五四运动叫做启蒙运动，则今日确有一种新启蒙运动的必要，而这种新启蒙运动对于五四的启蒙运动，应该不仅仅是一种继承，更应该是一种扬弃。”^[10]

新启蒙运动中自始至终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者的矛盾与分歧，相同处是抗日救亡、反对封建迷信与思想专制，在这几个共同目标之下则各说各的启蒙。艾思奇说它是“以爱国主义为直接的主要内容的文化运动”。^[11]何干之说它是“文化思想上的爱国主义运动”。^[12]张申府称它是“中华民族的反文化侵略运动……是文化上的反侵略运动”。^[13]还有人称它为“国难文化运动”^[14]。正是在民族救亡的大背景下，这些不同“主义”者纷纷以“启蒙”为旗帜，“布置一个空前广大的全民族思想解放运动”。^[15]民族主义与抗敌救亡成为新启蒙运动的主题，既要弘扬民族文化，又要打击封建复古主义。复古主义是指借着救亡而将“潜伏的守旧势力都一一活动起来”，“做戏无法，出个菩萨”，^[16]提倡尊孔读经活动，将孔子“当着‘敲门砖’的差使”，^[17]将三民主义融入五四时期所批判的旧道德之中。

对思想自由，新启蒙中人有基本相同的解读，都认为用权力强迫思想统一，无非是要将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统一到三民主义的立场上去，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自由主义都反对此种态度和手段。张申府说：“新启蒙运动是民族主义的自由民主的思想文化运动，新启蒙运动要求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新启蒙运动号召文化的民主或民主的文化。”^[18]沈于田说：“思想的各种各样并不是危机，倘若任何一派思想，要靠政治力量和武力来强迫地灌输到民众中去，使他们盲目地信仰，那方是危机！”^[19]马克思主义学者也认同此一立场说：“目前的新文化运动应该是一个爱国的自由竞争场”，^[20]“应该废止思想上外来的权威，思想应该从外来的权威中独立起来。一切关于思想的外来镣铐，（物质的镣铐），都不应存在”。国民是服从真理，并不是服从权威。谁的思想最接近真理，自然最有资格去领导群众。思想运动的领导权“应在竞赛中，出人头地，不必在等待中企图定于一尊。”^[21]

新启蒙之所以是两种启蒙，就因为存在两种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倡的新启蒙运动，要以马克思主义启旧民主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之“蒙”，新启蒙运动立基于“新哲学”：这个“新哲学”即是以“动的逻辑”去取代五四时期的“形式逻辑”。(www.zuozong.com)

而张申府等学者则以西方现代性启蒙标准来衡量和看待新启蒙运动，“民族救亡”与文化上的大联合并不构成张申府倡导新启蒙运动的最初出发点。即连艾思奇开初也觉得“新启蒙运动”口号有欠妥当，因为他也与张申府有相似观点：“启蒙运动是资本主义势力主导的文化运动，而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却不是这一回事。”张申府循着启蒙与自由、法治等现代性关键词紧密连接在一起的西方启蒙路线，认为新启蒙运动要使“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敢于认识自己”，“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22]“便是要诉于理性”。张申府认为新启蒙运动应该是自由主义的思想文化与唯物辩证法结合起来，说“现代国际学术界两个最进步的潮流，一个是新唯物派，一个是新百科全书派，两派在形式上都是综合的，而新启蒙运动则正是中国土壤产生的，与抗战建国相适应的，这两个潮流的合流。”^[23]张申府的主张与马克思主义者的主张大相径庭，

分歧之二是对“理性”的歧见。张申府特别推崇理性，认为新启蒙运动就是理性运动，就是“打破欺蒙，扫除蒙蔽，廓清蒙昧”，凡是启蒙运动，都具有“理性的主宰”“思想的解放”“新知识新思想的普及”^[24]三个特性。张申府将这个充满西方现代性的“启蒙方案”（Enlightenment Project）作为新启蒙运动的标语，理性的极致就是辩证与解析，^[25]反对一切思想专制、盲从、迷信、独断都必须以理性为准。尽管张申府将理性与唯物辩证法联系在一起，表明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但他所讲的理性依然没有超出欧洲启蒙思想的范围。

而在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新启蒙运动是“新理性运动”，而不要像18世纪启蒙运动以一种不合理来代替旧的不合理，“我们要由保卫祖国大抗战运动的合理，由民族解放和封建残余解除的合理，转变到新的社会的合理。”不是简单向旧启蒙理性复归，而要转变到社会主义“新社会”。

分歧之三是对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看法。五四启蒙倡导个性解放就是源出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继续坚持这一传统。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个人主义是“非反对不可的”，因为时代不同了，取代个人主义的是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就是为社会而努力奋斗的高尚主义，这不是比那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更纯洁得多吗？”“希望大家都能成为高尚纯洁的社会主义者。”^[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