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论争中有三种不同观点:一是资本主义社会;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三是非资本主义非封建主义社会。[4]
新思潮派认为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经济,资本家的生产方式,除去沿海大都市或少数地方外,我们在广大的中国土地上,很难看见”[5],“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并没有占得大的区域,在中国经济中并没有压倒的优势,并不是代表中国经济的主要特征”[6],“帝国主义在中国长期剥夺的结果,并没有在中国农村中扩大了新式的生产技术,扩大了资本主义的农庄。而只是增高中国的地租,增高了苛捐杂税,增高了地主阶级对整个农民的束缚。”[7]因此,“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国家,帝国主义在中国经济中握有最高的统治权”,“现在中国农村租佃制度下的剥削关系,是封建式的剥削关系”,“中国经济实在是帝国主义侵略下一个半殖民地的封建经济”[8]。
在中共六大以前,陈独秀、毛泽东、瞿秋白等人的文章以及中共文件、决议中只有过分别表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且未达成共识。尽管蔡和森1926年已有过“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环境不是资产阶级德漠克拉西尚未成功,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9]的说法,但此时的蔡和森尚未自觉将“半殖民地半封建”表述为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最先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是斯大林、布哈林等多数派,这对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产生了极大影响。1929年2月通过的《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农民运动的策略》文件首次提到:“六次大会根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关系和数年来农民宝贵经验”[10]。1933年5月,历史学家吕振羽在《中国社会形势发展的诸阶段》中说:“中国社会的现阶段,便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建筑于其上层的诸形态的东西和其下层的基础相适应。”尔后,吕振羽又明确提出“由鸦片战争到现在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11]。与此提法相近的还有李达的“半殖民的半封建的社会”、苏华的“带有半殖民地性的半封建社会”、张闻天的“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经济”、沈志远的“半殖民地性半封建性经济”、王学文的“半殖民地的封建经济”等。此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较多地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12]从此,“半殖民地半封建”成为表述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通用术语。
改组派、新生命派、取消派、动力派、读书杂志派、中国经济派、苏联党和共产国际少数派认为,中国近代社会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主导,中国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陈独秀、陶希圣、苏联党和共产国际少数派认为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13];刘仁静认为是“落后的资本主义社会”或“买办资本主义社会”[14];孙倬章认为“经济上是资本主义占统治的地位,而政治上又是封建势力占统治的地位”的社会[15];陈公博、顾孟余认为是“为封建思想所支配的初期资本主义”[16];金如海认为是“次殖民地下落后的资本主义社会”[17]。严灵峰、任曙虽未置可否,但倾向于“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还有两种意见较模糊:李季认为是“前资本主义社会”[18];胡秋原认为是“国际帝国主义殖民地化的先资本主义社会”[19]。(www.zuozong.com)
顾孟余的“为封建思想所支配的初期资本主义”论,认为“封建制度的基础(封建的土地制度),在中国早已消灭”,“中国土地问题的性质,不是封建制度的,而是资本主义的”[20]。这与托陈取消派一样,认为先秦封建制为郡县制所取代,就等于封建经济关系消除了。刘仁静的“落后的资本主义社会”或“买办资本主义社会”论,只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观点的变相说法,其公式是“落后的资本主义就是买办资本主义,买办资本主义就是商业资本主义”[21]。孙倬章将社会性质做经济与政治的区分不合规范,社会学认为任何社会形态都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
第三种观点是“非资本主义非封建主义社会”,如苏联学者马扎亚尔、瓦尔加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社会、胡适的“五鬼”社会。[22]马扎亚尔和瓦尔加深受普列汉诺夫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影响,将亚细亚生产方式看作马克思五种社会形态之外的“特殊”社会形态,既非奴隶社会,也非封建社会,更非资本主义社会,以此附会中国社会性质。马扎亚尔认为中国近代社会是由亚细亚生产方法进入资本主义的过渡期。瓦尔加否认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按照五种生产方式依次更替,否认中国存在“真正的封建制度”,认为中国尚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阶段。米丁批评说:“这一派独立的亚细亚社会形态底发明者底基本错误,在于他们不从基本的生产关系出发,不从阶级关系出发去下生产方式底定义……这等于承认亚细亚国家有特殊的发展道路,否认今日中国这一类国家中有封建关系——跟帝国主义的剥削密切交融这的封建关系——底存在”[23]。国内学者认为马克思的亚西亚生产方式“不能决定亚洲社会的特征”,“特殊亚细亚生产方法论者将亚洲社会看作一种与奴隶制,封建农奴制,前资本制本质不同的社会,是毫无根据的,反马克思主义的。”[24]马扎尔等人的观点在中共六大决议中被否认。
胡适的“五鬼”社会抛开了对社会经济形态的本质认识,只注重表层的经济现象分析,将中国社会性质简单归于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鬼”,并认为“五大仇敌之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也不在内,因为我们至多有几个小富人。哪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帝国主义为什么不能侵害美国和日本?为什么偏爱光顾我们国家?”[25]胡适的“五鬼”社会论,是将一个一个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综合并抽象为社会性质,与其实验主义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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