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国工业化战略讨论：农村建设与文化教育重建的重要性

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应取工业化目标已达成一致意见。原“农国论”与“工国论”的新的分歧、“工国论”内部的分歧，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工业化重心问题，即工业与农业发展孰先孰后；二是工业化结构问题，即国防工业与民生工业、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布局问题；三是经济运行体制问题，即采取统制经济体制、自由经济体制还是计划经济体制进行资源配置的问题。

（一）工业化重心

基于对农业、工业的重视程度不同，形成了农业重心论、工业重心论、农工兼重论三种不同观点^[90]。一是“农业重心论”坚持“保全农化”的农村工业化主张，主要有村治派、乡村建设派、“第三条道路”的“先农后工论”等三条路线；二是郑林庄、杨开道等的农村工业化路线；三是漆琪生的“农业资本主义”路线。

梁漱溟等乡村建设派的文化教育路线，将中国经济落后归于农村落后，农村落后归于文化教育落后。因而，工业化应通过重建、调整农村文化教育，通过农业引发工业来进行。乡村建设之所以必要，其总根源在于西方文化的输入、中国文化的变化、乡村文化的失调，中国工业化必须从农村建设开始，农村建设必须从文化教育开始。梁漱溟说：“我们如果要在政治问题上找出路的话，那决不能离开自己的固有文化，既是去找经济的出路，其条件亦必须适合其文化，否则必无法找寻得出，因为这是我们自家的路，不是旁人的路。”“我们可以肯定地回答，尽力于农业，其结果正是引发工业，并且我敢断定中国工业的兴起只有这一条道。”^[91]晏阳初将以文艺、生计、卫生、公民为中心的“平民教育”看做是“促兴农业以引发工业”“达于新社会建设之成功”、实现“民族再造”^[92]的基本途径，其农业重心论与梁漱溟并无二致。但是乡村建设派的文化教育不是一种现代农业理念、思想道德教育，而是一种儒家文化本位教育，试图以非市场化的农村经济来抵制世界现代工业化^[93]。这种非工业化、非市场化的农村“自救运动”不从土地制度根本变革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着手来解决农村经济破产问题，是一种非现代化农业乌托邦。

“农村工业化论”认为，农村工业不受市场、人才、资本的限制，也不存在劳动力问题，繁荣农村工业既可以解决农村经济落后问题，也可以由此引发都市工业，达致国家工业化的目的。杨开道说：“我们所要的不是印度式的中大农业国家，也不是丹麦式的纯农业国家和澳洲式的附庸农业国家，而是一个能自足自给，能独立自主的农业国家”，“一个在工业上能自给自足的农业国家，一个国防上可以独立自主的农业国家，一个以农业特产品称雄世界的农业国家”^[94]。“切合中国国情、切合中国需要、能解决中国农业问题、能促进中国农业生产的农业科学。有了农业科学技术、农业科学设备、农业科学人才，才能慢慢演成一个科学化的、合理化的、机械化的、工业化的现代中国农业制度。”^[95]

“农村工业化”实际将农村现代化看作国家现代化的基础，在“工业重心论”看来，这是“在理论上近乎开倒车，在事实上也是行不通的：退一步言，万一其本身是树立了，但也不能引发都市工业，从而不能蜕化出工业经济来。”^[96]但应该说，农业现代化主张是有积极意义的，农村工业化虽不能成为国民经济建设的主导因素，也不能主宰国家经济命脉，但一定程度的农村工业化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兴起的乡镇企业，目前推行的小城镇建设，走的无疑是农村工业化捷径。在抗战特殊时期，国家对重工业的发展和要求十分迫切，因此，农村工业化路径遭受严厉的批评也是情有可原的。

受西方现代农业的影响，漆琪生主张“将中国农业生产方式彻底的资本主义化，农村经济的生产关系极度的合理化与高度化”。他认为梁漱溟等人“走农村建设这条路”本身没有错，错在“绝对的主张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根本……不独在现阶段中不主张工业化，就是将来亦不同意积极的工业化，他们认工业化只有在帮助农业发展的意义下始可遂行”，从而“放弃了最重要而最核心的新的合法则的农业生产关系之建立，不从新的农村经济体制之建设入手，而只从皮毛的或抽象的局部方面着眼，所以他们活动的结果，对于整个农村经济之改善，农村危机之解救，固属无望而失败，即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暂时的局部效果，亦难实现。”^[97]漆琪生对乡村建设运动的批评是有见地的。但是当时中国农村缺乏推行“农业资本主义”的条件，农村封建土地所有制窒息了农村资本主义的生机，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运动也拒绝实行“农业资本主义”。

工业重心论是论争中的主流观点，南京国民政府1935年发起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就是以工业为重心、以解决民生问题为目的的民族复兴运动^[98]。“发达工业”是解决中国“穷”的问题、改良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民购买力的“唯一的出路”。只有发展都市工业，才能抵御外国商品倾销、“救济农村”、缓解危机，“只有从发展工业入手，帮助农业走上新式经营，才能加强农业的竞争能力”。应当优先发展交通、动力，以及煤、铁、石油、机器制造等关键工业（Key Industry）^[99]。为缓解工业建设的资本困境，吴景超提出了四项措施：一是由现有利润中产生；二是政府取缔投机，引导游资于工业生产；三是鼓励华侨投资；四是利用外资^[100]。这些措施是切实可行的，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批评者指出这些措施“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经济到现在已经自身发生不能解决的矛盾，已经腐朽到不能继续存在的程度，已经走向死亡的道路了！”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一则时代已经过去，二则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环攻中，自由的、自生的、散漫的、无计划无组织的经济建设，决不能与帝国主义经济对抗，而迅速地发展起来。”^[101]

农工业兼重论为国民党内一些制定经济政策的学者，如邓飞黄、翁文灏、刘大钧、张素民、董修甲、王子建、韩稼夫、万文宣等人所支持。他们将重工业作为国家复兴的基础，农业作为国家生存的根基，应自给自足。银行、交通、工业、农业四大实业应“互相辅行”，“农产国与工业国建国重心之异同，端在农与工所占位置重要性之比较，固非绝对地提倡此方，排斥彼方，谓工国无农，农国无工”，正确的思路应当是“农业与工业并重”^[102]。翁文灏说：“立国虽不妨以农业，建国则必须以工业”，“一个农业大国，在抗战建国期中，最根本最重要的凭借天然便是农业生产。惟有足食足兵，然后方能巩固国基，独立自存。只有农产品增加了，人人衣食无忧，建设的工作方能顺利推进。在这个意义上，‘以农立国’这句话可以说是十分正确的”，“‘以农立国’，决不能解释为仅有农业而不顾工业，更不能解释为保守固有的生产方法和技术，使我国农业经济停滞于落后阶段；发展农业必须与工业化相配合，始有远大的前途可言”，“跻入现代国家之林”。^[103]万文宣也提出：“农业与工业是整个经济体制的两大支柱，农业属于初级产业，工业属于次级产业”。“若是没有初级产业，则次级产业无从产生”。“仅靠初级产业，其本身所发生的效用是很微小的而不十分显著的”。“平衡发展，是农业能够适应工业的需要，而工业能够满足农业的要求，二者互相满足，互相扶助，共同发展，构成整套的健全经济体制。我国战后经济建设，必须农业工业平衡发展，才能达到巩固国防，增进人民福利的目的。”^[104]

中国共产党着眼于从政治层面讨论工业重心问题，认为工业化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整个政治经济的问题^[105]，工业化的发展要与变革所有制相适应，中国工业化必须在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基础上才能进行。毛泽东说：“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106]

（二）工业化结构(www.zuozong.com)

工业化结构有两个问题：一是国防工业与民生工业的关系，二是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关系。国防工业主要集中于重工业部门，民生工业主要集中于轻工业部门，因此，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就是重工业与轻工业何者优先的问题。在讨论的时空范围上，对国防工业的讨论集中在抗战期间，对民用工业的讨论集中在抗战胜利以后。

吴景超说：“等到我们的国防基础稳固之后，我们自然可以全力而且也唯有制造大炮之后，手中的牛油，才不致为他人所掠夺。换句话说，有了国防之后，再来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那种提高的生活程度，才能够维持下去。”^[107]顾毓线说：“在各种工业之中，有若干工业供给其他工业制造所必需之材料机器及动力。更有若干工业供给上述三种工业之原料及材料。在整个工业看来，这些工业都可称基本工业，或重工业。现代工业若比作经纬交织的织品，那么重工业就是织物的经线。现代工业若比作一个复杂的连环体，那么重工业可以比作贯串各环的主环，亦可比做撑支全体的基本连环。有这些主环及基环。这连环体才能不断地增加新环，其连环关系才能愈臻复杂，而不致影响其稳定性。……重工业在整个工业的体系中既有如此关系，很明显的，要推进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应先从推进这些重工业着手。”^[108]

九一八事变以后，舆论界倾向工业救国，支持国防工业优先发展，“中国工业幼稚之故，人民平日利用厚生之所需尚仰给外国，况军需工业，虽有实无”，国难当头，“亟务在工业化！”^[109]许多民族资本家甚至提出“重工业国有，杂工业私营”^[110]的口号。翁文灏提出国营工业与民营工业共同发展的方针：“凡与国防及奠定民生有关的工矿企业，或技术较难，或投资大、收益慢的基本企业，应由国营；而轻纺工业，收益较快，人民乐办者，应归私营，由国家从旁辅导协助。如此国营、私营齐头并进，国民经济乃可健康地、迅速地发展起来；欲使（中国）工业化成功，必须有计划地进行，及以重工业为核心。”^[111]

而另一些学者则主张优先发展轻工业，既反对仿效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也反对放任自由的方式。刘大钧提出：“为偏重国防，或为急速促进工业化起见，吾人固可仿照苏联第一次五年计划，尽量发展重工业。然重工业之产品不能直接供人民之消费，在轻工业未能随同发展之时，人民日用品之供给不能增加，即人民之生活程度不能增高”，“反因而降低”。“工业后进国家如依赖他国供给以生产用品——机械与工业原料——而专事发展轻工业，则其事轻而易举”。“此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皆倾向和平，裁减军备，则我国自无积极提倡国防工业之必要”。“国防与民生二者在原则上虽不免稍有矛盾，而在吾人眼光之中，则以充裕民生为主。”^[112]马寅初也说：“要先提倡轻工业，因为各种重工业需要资本很大，并须有精良的专门技术，如果是每样都要举办，以中国的力量，实一时不易办到，所以我主张，除了关于国防需要的重工业必须举办外，要从轻工业先行办起。”“轻工业既然崛起，就需要各种各样的机器以及工具，则制造机器，钢铁的重工业方有出路。轻重工业能立足，则国防工业方有基础。”^[113]

马克思主义者重视苏联的经验，看重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意义。许涤新说：“在抗战成功以后的建设程途中，我们必须把中国由农业国变为能够以自身力量来生产必需设备品的工业国。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注重重工业。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之注重重工业，就是我们最好的参考。”^[114]尽管理论认识上以重工业优先，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缺乏发展重工业的资金、技术、人力条件，实际采取工业化政策是优先发展轻工业。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也是优先发展轻工业，并在根据地、边区、解放区着重发展了一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业。毛泽东后来在《论十大关系》中表达的新思想，已经在理论上批评了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

（三）经济运行体制

采取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来配置资源，主要有三种观点。统制经济是南京国民政府的主导思想，这与其“党治”理念相一致，想学法西斯主义统制经济体制，强调政府对国民经济运行进行强有力的干预和控制。丁文江说：“‘左倾’的也好，右倾的也好，大家都承认放任经济的末日到了，统制经济是人类走向极乐世界的大路。”^[115]在国难之际中国商业道德极为堕落，经济侵略甚嚣尘上，国际环境不好，亟有经济统制的必要，如果实行自由经济，则会有损民族工业的发展，况且，实行统制经济体制还有助于国家的政治统一、主权独立和行政现代化。

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认为统制经济与集权政治相对应，集权政治正是造成政治腐败，引发内忧外患、民族危机的重要根源。中国工业发展应实行自由市场政策，减少政府对国家工业发展的干预，免除政府所属部门借计划之名牟取私利，“经济自由的哲学，及由此而来的私有财产，个人对于工业之统制，以及竞争等等推论，其重要的基础，即是让许多个人按其自己的利益自由去活动，结果可以得到最多的总生产，而且至少在此程度之内，整个社会的利益，也同时顾到了”。“经济自由制度，对于生产为有力的动力，而且可以鼓励个人努力其所事，此无可怀疑者；经济自由更为领袖之诱因，此亦无可怀疑者”。“以竞争的价格而自动地统制工业，大体上使得生产者只好生产人民所需要的货物，人民所需要的数量，并且以成本上下的价格卖与消费者（即使工业之方向，并不适于伦理或道德之标准）。然而，此种成就，实不可忽视。”^[116]

计划经济体制也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最受欢迎的经济体制，并一度形成“计划经济”思潮^[117]。苏联工业化建设成就对中国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蒋介石本人曾一度对计划经济体制感兴趣，认为“中国经济建设之政策，应为计划经济”^[118]。罗家伦也说：“要改造中国工农生活的全面，使其踏进现代化的阶段，自非实行计划经济不可。”^[119]翁文灏说：“人类文明进步到现代，一切事业都要先有一定计划。”^[120]章乃器批评统制经济体制是以资本主义的手段“克服资本主义危机”的办法，实质上是“以政府的投资方式，把可能的损失，转嫁给人民”，“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而呈崩溃的惨象”，而“社会主义苏俄的经济社会矛盾渐消而转有欣欣向荣的状态”，因此，“在民族资本极端幼稚的中国，我们要毫不客气的主张计划经济。”^[121]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经济建设中没有完全仿效苏联模式采取计划经济体制，而是自创了新民主主义多元经济模式，但是这种模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计划经济所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