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科学的划界争议：对比与理解

近代以来冲击传统经学独尊地位、给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造成前所未有的范式革命的西学，是以科学为其理论武器的。胡适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与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地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173]与科学主义相颉顽的则是中国文化固有的人文精神，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杂糅了“古今中西”的思想和学术，贯穿20世纪的中国，迄今仍回响不绝^[174]。玄学派认为，科学与哲学是截然分立的，科学是客观的、论理的、分析的、因果的、统一的，人生观是主观的、直觉的、综合的、自由意志的、单一的^[175]。科学派认为，科学与哲学之间不存在分界问题，科学并非纯粹的自然科学，而是一种具有形而上意义的科学意识形态，科学方法是万能的，凡事实都可以拿来研究，所有学问都可以变成科学，可以还原为简单的事实、物质现象，科学完全可以取代玄学解决人生观^[176]。

张君劢以“自由意志”为立论基础，认为科学可以分为物质科学和精神科学。物质科学是指有公例可求的、客观效力最大的科学，如物理学、化学等。除此之外就是精神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和人文学术，精神科学不能严格算做科学。人生观自然是精神科学之列，它以自由意志为核心。玄学派指出，“科学方法不是科学所穿的衣服可以随便剥下来给别的任何人穿的”^[177]。科学方法不是形式论理而是实质论理，各门科学因研究材料不同而方法有别，如果把科学方法普遍化，则必使科学泛滥，这是糟蹋科学，不是提倡科学^[178]。在研究对象上，科学与玄学根本不同，“玄学整个地研究宇宙（指本体论），科学分别地研究宇宙”，“哲学是整个地和分别地研究人生”，人生观应该包括在哲学之内，而不属于科学的领地。

科学派批评玄学派把科学与人生观划开是不对的，“人生观在一切情感作用场里，要能分析到和没有情感一样的地步，原则也一定还是存在。”^[179]如果承认“精神科学”包括哲学，那就等于承认哲学是在科学之内，就等于把他所推崇的宋明人生哲学置于科学之中^[180]。科学的本质在于“科学的精神”，尤其是“科学的方法”，“科学的精神”承认当科学的公例和方法不适用于新发现的事实时可以随时变更，而这与玄学派的“规律迷”相反。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之间没有截然分界，“分类”只是为研究方便起见，不能作知识界真有鸿沟的证明。基督教科学、灵学、妖怪学之所以不是科学，原因在于没有使用真正的科学方法。科学方法是普遍存在，不能说一切科学没有唯一的共同方法。既然有唯一的共同方法，当然可以说凡用这种方法的研究都是科学。如果以科学的态度整理思想、构造意见，以至于身体力行，便能形成“科学的人生观”。科学派认为科学方法适用于哲学、人文、人生、价值及一切超验领域。这种科学万能论已把科学变换成一个新的上帝，成为一种对科学的迷信。

梁启超、范寿康、任叔永等是“骑墙派”，但也各有其立场。梁启超既批评张君劢将科学与人生观截然割裂，“人生观最少也要主观和客观结合才能成立”^[181]，也不同意丁文江用科学来统一全部人生观，认为科学仅仅限于理智范围内，至于人的情感（爱和美）和宗教信仰应该是直觉的、综合的，不能也不应由科学来研究。

范寿康赞同科学的本质是科学方法的观点，但认为科学不同于艺术和宗教，只能用科学方法研究艺术和宗教，这只得出“说明科学”而非艺术和宗教，与之相区别的是“规范科学”，如美学、论理学等^[182]。这已接近我们现在的看法。任叔永认为人生观的科学是不可能的事，而科学的人生观却是可能的事。^[183]这不过是给某种人生观贴上科学标签。

陈独秀认为因果律虽是一切科学共通的原则，而各种科学之方法论却各不相同，不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同，即使在自然科学中，数学和化学、动植物学也各不相同。科学可以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类，但他误将哲学归属于社会科学。瞿秋白则否认了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人生和社会问题的可能性。他在批评哈兰德（Harte）和罢尔谢洛（A.P.Barcelo）用机械力学原理来研究社会现象以求取社会“公律”的做法时说：“无论此等学派怎样证明人及其相互关系完全等于电力，他们始终不能证明人是不是人。物体及物体之关系及其‘力’之变更趋向等等可以用物理学公律来归纳，而人却除此公律以外，还有一部分特别的变化及关系——不是物理公律所包含的。社会现象与物理学所研究的现象截然不同。他确应有一特别科学——社会学；社会学是独立的。所谓‘独立’，当然不是形而上学的，不是绝对的……社会学不但不应当和物理学相混，并且也不能和生物学相混”^[184]。

陈独秀、瞿秋白等并非科学主义者，但他们也没有正确解决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划分问题。20世纪20年代的科玄论战并没有给科学与哲学划界做一个了断，20世纪30年代随着研究的深入、国外人生哲学书籍的译介、现代新儒家的崛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风行”，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阐释和说明。玄学派及后续者改变了以往科学与玄学截然分立的思想倾向，认为科学与哲学既是对立的，又是相通的，科学在解决人生观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没有“科学人生观”的可能性。从“人类思想系统都是人生情趣与意义的象征”上看，哲学问题的中心集中于对人类精神工作意义的探讨和文化创作价值的评判。但是，科学派仍旧强调科学在人生观中的基础性作用。(www.zuozong.com)

张君劢从此前的反理智主义转向德智并重，坚持“德性的理智主义”，“以知识论和道德论分别言之”^[185]，认为吴稚晖“漆黑一团”的宇宙观与十九世纪德国的布希纳（今译毕希纳）和赫克尔（今译海克尔）一鼻孔出气^[186]；胡适的十条人生观“是在采取自然主义以排除迷信，排除旧习，与伏尔泰一般人的宗旨完全相同”^[187]；陈独秀的《科学与人生观》“序言”实质在于强调阶级斗争，促进社会革命，不在于成立一种学说。科学家与哲学家的区别只是认知态度的不同，“科学家重量的观察，持机械论，命定论；哲学并不否认量，机械论和命定论；但是除此这三个以外，应容许性（质）、目的论及自由意志论且扩而充之至于价值论”^[188]。张君劢“携手”自然科学和人文思想并论证二者之间的互补性，以抵制“浅薄的”科学派而为人文学术争地盘。

张东荪以人的生命活动来统合知识（科学）和文化（人文）的关系，认为生命就是“活着”（living），“活着”时的所见、所闻、所想就是“知识”，也就是说，知识是生命的活动“历程”，“有生命必有知识，有知识必有文化”，知识创造文化，文化控制个人，个人的心理受文化因素的支配^[189]。人的知识分为常识、科学和形而上学三种系统，它们所用的材料（data）是同一的，但对付知理材料的方式不同。科学系统与形而上学系统以人的行为过程为参照系，科学是对外，重在发掘客观事实，即在事实界（realm of facts），形而上学是对内，以人的品行和修养为对象，即在理想界（realm of ideals），科学与哲学由于对象不同，只能在各自的范围内起作用。当然，张东荪对这种划分只是为研究方便而言的，不是绝对的，“形而上学知识在表面上也未尝不是对外的，因为其探究的是最终极的实在，这个实在至少是超乎主观的心理而独立存在的。而同时在科学方面亦不能完全没有对内的功用，所以我说对外与对内是勉强而分但未尝不可借此以明两者之性质。”^[190]科学与人生观“截然不可相通”，“人生观是理想，理想不能用严格的科学方法来实验”，“人生观是一种综合，实验的方法止能于分析而不能用于综合”，因此，“以科学方法产生不出人生观”，但科学能“解决人生的问题”^[191]。

新起的现代新儒家也参加到讨论中来。熊十力认为科学是知识的学问，哲学是心性的学问。牟宗三认为科学与哲学分处科学世界和价值世界，人生的本质只能在价值世界里寻找，批评科学派以“科学一层论”的“知识之学”否定“德性之学”，这是把“根源的文化生命”也抹杀了，因此“科学一层论者，泛科学主义者，是无德性的人”，是“狂妄无知”的表现^[192]。冯友兰认为“真际是指凡可称为有者，亦可名为本然；实际是指有事实底存在者，亦可名为自然”，“真正形上学底命题，可以说是‘一片空灵’，空是空虚，灵是灵活。与空相对者是实，与灵相对者是死。”因为“科学底命题是对经验作积极的释义”，是有内容的。而形上学命题是对实际无所肯定，所以是“空”，其命题对一切事实无不适用，所以是“灵”^[193]。这就在形式上为科学与哲学做了区分。

胡适等科学派人物继续强调“拿科学做人生观的基础”“拿科学的态度、精神、方法，做我们生活的态度，生活的方法”^[194]，要求常怀疑、遵事实，重证据、求真理，科学的功效不只是粗浅的物质功用，还具有引导个人和社会生活趋于合理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功能。认为过去的哲学只是幼稚的、错误的或失败了的科学，将来的哲学家是自然科学的理论家，他们或批评已有的理论或解释已发现的事实，或沟通其冲突矛盾，或提出新的解释，请求专家的试验与证实，他们都不能自外于人类的最进步的科学知识思想，而不是自夸不受科学制裁的哲学家。他们的根据必须是已证实的事实，他们的方法必须是科学实验的方法。若不如此，他们便不是将来的思想家，只是过去的“玄学鬼”。

马克思主义者批判汲取双方的理论营养以发展自身学理，他们倾向科学人生观，而将玄学作为传统文化而加以批评，认为推翻传统，打破迷信，提倡科学是当务之急。^[195]但对于人生观问题科学化倾向还是提出了批评，社会科学是能解决人生问题的，但应以“新哲学”为指导。胡绳说：“我们还是应该首先根据新哲学来确立我们对于人生观的基本的认识，然后，才可以把人生的一切问题再放到社会科学中去做更具体的研究”。“新哲学一方面把人生问题的具体解决权交给社会科学，让这些问题配合着各种特殊的环境，特殊的条件，得到个别的圆满的解决，但另一方面也不放松哲学在人生问题上的指导权，要把我们的人生观看作我们的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认识论在人生问题上的应用。——这是我们处理人生问题时，和旧哲学绝对不同的态度。”^[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