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关系和应用探讨

形式逻辑（形式论理学、静的逻辑）与唯物辩证法（辩证逻辑、动的逻辑）关系的讨论是唯物辩证法论战的“分战场”^[131]。论争中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张东荪、牟宗三等人的形式逻辑“唯一论”；二是叶青、李石岑、范寿康、王礼锡等人的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分治论”；三是艾思奇等的辩证逻辑取代论^[132]。

（一）形式逻辑“唯一论”

认为形式逻辑完全可以代替所有的思维规律和方法。张东荪认为形式逻辑在思维和语言方面“已绰乎有余”，有办法对付动的事物，不必再重新发明一种动的方法学，“不论辩证法是动的思想律亦好，还是动的方法学亦好，要而言之，思想律与方法学都是工具则无疑。工具与其对象因不必是同一性质的。”自古以来的科学家“从来没有用过辩证法”，“迄今尚未发现现在所有的方法有不能对付动的对象的地方”。^[133]

牟宗三将唯物辩证法看做是一种元学理论，既不是逻辑，也不是方法，它“不能克服形式论理”，“不能自成一个逻辑而代替形式论理”，只能“指示客观事实的性质”，是“一个解析事实的命题”和“元学上的原则”，“与物理律性质并无不同”。牟宗三只承认辩证法是一个事实命题而否认其方法论意义，认为逻辑是客观的、绝对的、普通的，是公共的法模（form），唯物辩证法只是“物质的演化或演化的物质的一种元学主张”，它取了黑格尔的辩证形式做外衣，而骨子里则完全不是辩证的意义”^[134]。

贺麟则认为辩证法是“哲学中的一个主要思想方法。为哲学家所共有，而非任何一派所能包办”。但是贺麟限制辩证法的适用范围，只能用于研究人类的情感生活，是“哲学家研究人类情感生活所发现的一个道理”，辩证逻辑是“爱的逻辑”，如果用辩证法来研究自然界，则有“穿凿附会、削足适履的地方”^[135]。

（二）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分治论”

认为辩证逻辑比形式逻辑高级，二者各有不同的适用范围。辩证逻辑要消灭形式逻辑的绝对性而使其保存相对性，将形式逻辑在从前所支配的一切领域中予以分离，只规定其在静的领域里起作用，辩证逻辑则在动的领域里起作用，二者各得其所，互不侵犯。叶青批评艾思奇说：“绝对地否认形式逻辑，好像是辩证法底‘卫道’者，其实是辩证法底浅尝者和曲解者”^[136]。李石岑认为“形式逻辑便可算辩证法的一部分”，只有辩证法才能真正把握和认识宇宙的真相，形式逻辑是人类相互了解的一个手段，二者可以相需为用，而不是绝对相反^[137]。范寿康认为形式逻辑只在静止的孤立的存在中使用，而辩证法是一种更高级、更普遍、更正确、更深刻的观察法^[138]。王礼锡认为形式逻辑有局限性，“形式逻辑的破产，是指明形式逻辑是不能在流动的，各方面，各种关系中去把握事象，它仅能把握静止的，孤立的，片面的事象。所以我们不是要完全打破形式逻辑，而是要限制形式逻辑的绝对功用。”^[139]

“分治论”观点既打破形式逻辑的“绝对性”，又肯定了形式逻辑的必要性，充分论证了辩证逻辑有形式逻辑不可替代的功用。(www.zuozong.com)

（三）辩证逻辑“取代论”

其中邓云特、胡绳持“取代论”，艾思奇持“吸收论”，卢心远等持“融合论”。他们的共同思路就是将形式逻辑与形而上学等同，主张用辩证逻辑来“扬弃”形式逻辑。

胡绳认为“静”的世界观溯源于“到变动的现象中去寻求永久不变的本体”，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形式逻辑的思想方法，把法则和客观事实相脱离，只看见推理的形式，不顾及客观事实的发展，所以主张否定形式逻辑。“我们之所以不拿形式逻辑而拿动的逻辑（辩证法）做我们的思想方法，就是由于客观事实是永远在变动中间的缘故。”^[140]逻辑是活的，是有内容的，它不但是思维的法则，又是生活中的逻辑，是行动的逻辑，“我们的方法论不能不和我们的本体统一——辩证法则是我们的世界观：是本体论，同时又是方法论。”^[141]

艾思奇认为形式逻辑“是从形式论理学产生的，它的特征，就是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或社会上的一切现象，或思想中的一切概念等都看作固定的，各自独立毫不相关的东西”。^[142]由于形式逻辑“从来都把形式论理学看作仅仅研究思想形式的学问”，“不研究思想形式所反映的现实内容”^[143]，因而是“低级的”。而辩证逻辑讲求内容与形式统一，是“高级的”，“辩证法吸收形式论理学，并不是简单的保留，而要加以改作，消化，经过改作和消化而吸收以后，它已成了最高的方法，自然就不能再另外给形式逻辑辟独占的地盘了”^[144]。艾思奇没有否定形式逻辑而是低估了形式逻辑的功用，并忽视了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区别，说“形式逻辑的真理方面被辩证法作为一个有机的要素吸收了”^[145]。艾思奇所言的“扬弃”是包摄、吸收，不同于邓云特、胡绳的“取代”。

卢心远、谭辅之、潘梓年等人反对简单抛弃形式逻辑，也不赞成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分疆而治”，主张把形式逻辑融合于辩证法之中。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关系是辩证法否定形式逻辑，这是一种辩证的否定，是扬弃，是抛弃形式逻辑的糟粕，取得它的精华，再加以辩证法的锤炼，使其溶解于辩证法之中，成为辩证法的一部分^[146]。形式逻辑可以融合于辩证法之中，但两者决不能并存、相安、分疆而治^[147]。

潘梓年则认为逻辑学可以分为方法和技术两部分，辩证法是一种思维方法，形式逻辑只是一种逻辑技术。形式逻辑的具体内容可以分为几个部分，采用不同的方法加以处理，比如，抛弃形式逻辑的三个基本定律，改作概念、判断、推理、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等，收编形式逻辑的词、命题、三段论的各种规定以及统计法等到辩证法中来，让它们在辩证法的指挥下，充当技师，起思维技术的作用。

“唯物辩证法”论争中的几方都有非此即彼、非彼即此的倾向，这是中国近代社会以来的严峻的政治、社会局势使然，是“主义”求取生存空间的不当但又必需的做法。钱曼予的一段话代表了当时各派的心理：“资产阶级的学者，为着要替资本主义辩护，把资本主义社会说成永久的理想王国，这种保守性，使他们不能不远避唯物辩证法，而采取形而上的思维方法……唯物辩证法是劳动阶级用以认识和改变世界的革命工具，形式逻辑是资产阶级保存一切古旧和陈腐东西的反动工具。辩证法与形式逻辑之争，正反映着两种人类类型的你死我活之争。因此我们不可能跟形式逻辑成立任何的妥协。”^[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