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调查报告

陈文贵^[2]

（1941年12月12日）

报告（中华民国三十年十二月十二日于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总所、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部）：

窃职奉命组织湖南常德鼠疫调查队，当即率领教官兼医师刘培、薛荫奎及助教兼检验技术员朱全纶、丁景兰等，随带应用检验器材、疫苗及治鼠疫特效药品等，于本年十一月二十日自总部出发，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安抵常德。当晚即发现一疑似鼠疫死亡病例，经作尸体解剖、细菌学检查及动物接种等实验，证实确属真正腺鼠疫。

职队在常时曾与驻常德各防疫机关商讨处理鼠疫办法，并分发各负责机关鼠疫疫苗及色芳雪麝等。旋因无新病例继续发生，乃率全队队员于十二月二日离常德，六日抵筑^[3]；携归染色标本涂片、由鼠疫死亡尸体培养之鼠疫杆菌纯菌种及敌机投掷之谷麦等物，备为研究之用。

谨呈总所主任、总队长林^[4]

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总所检验学组主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部检验医学指导员陈文贵呈

附呈

查陈文贵医师由常德带回之鼠疫研究标本材料，业经职等详细检查，认为确系鼠疫杆菌无误，至其报告书之结论亦表同意。

谨呈总所主任、总队长林

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总所防疫学组主任、中国红十字会总队部医防指导员施正信呈，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总所检验学组高级教官、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部检验医学指导员林飞卿呈

民国三十年十一月四日晨五时许，敌机一架于雾中在常德上空低飞，掷下谷麦、絮纸、毡棉及其他不明之颗粒状物多种，分落鸡鸭巷^[5]、关庙街及东门一带。迨午后五时，警报解除，始由军警搜集散下物一并焚毁，且留送一部分交广德医院用显微镜检验，其染片结果，凡在常德之医务人员均认为类似鼠疫杆菌。今经陈文贵医师复查染片结果，不能确定为鼠疫杆菌，自是遂起疑窦，故在常工作之医务人员群相警惕，均恐鼠疫之降临。

敌机抛掷谷麦等物后，在当时虽无任何不幸事件，迨第一可疑病例于十一月十一日出现。此例为十一岁之幼女，住关庙街附近，当日骤发高烧，翌晨入广德医院求治，除发烧外，病体不呈其他异状，血片检验显有类似鼠疫杆菌。患者于十三日晨死亡，解剖尸体则见可疑之鼠疫病理变化，内脏涂片亦发现有类似鼠疫杆菌（病例一，见表）。

又十一月十三日续发现一死亡病例，寓东门常清街。后经询悉，病者于十一日曾发高烧，十三日病亡，当作肝脏穿刺术，作涂片标本，在镜下检视亦有类似鼠疫杆菌（病例二，见表）。

嗣后于东门附近，又相继发现第三、第四两病例，皆于十二日发病，呈高烧、鼠蹊腺肿大（横痃）等症状，淋巴腺穿刺液涂片检查，均有类似鼠疫杆菌，其一于十三日死亡，他一于十四日死亡（病例三、四，见表）。

第五病例于十八日发病，有高烧、谵妄、横痃等病象，十九日入隔离医院，当晚即病死，虽经尸体解剖，据云无特殊病理变化（病例五，见表）。

第六病例为龚操胜，年二十八岁，男性，寓关庙街，二十三日晚骤发高烧，四肢无力，继发横痃，二十四日晚病亡。其时适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总所检验学组主任陈文贵医师于是日抵常德，即经举行尸体解剖、细菌培养及动物接种等实验，由各种检查之结果，均证实为真正腺鼠疫无疑（病例六，见表及附录之甲）。

常德腺鼠疫六病例研究与调查结果简表（详情见附录甲与附录乙）

续表

以上六病例均为久居常德城或其附近者之湖南人，截至完成本报告书时止，无新病例发生。

结论：据病例及涂片检验之结果，第一、二、三、四、五病例均似腺鼠疫，第六病例则经证实确为腺鼠疫。

（甲）普通情况：

常德南滨沅江，东倚洞庭。昔者公路未废，北通鄂境，东贯长沙，西达桃源及湘西各重镇。今则公路破坏，其最近公路站为郑家驿，距常德西南凡六十公里，仅可通船舶，其他水路交通，东可经洞庭往长沙入鄂，西缘沅江通沅陵、芷江，故除利用民船外，仅可由小路直达常德耳。

常德夏季酷热，冬则严寒，今当十一月间已入冬季气候，在调查时该地气温在华氏表四十至五十度之间。

常德素为湘北商业中心，自抗战以还，迭遭空袭毁坏，复加公路废弃，今日商业遂一落千丈矣。

（乙）常德医务机关：

广德医院——为美国教会医院，设有病床一百张。县卫生院——设有门诊部。隔离医院——设病床五十张，该院系于常德鼠疫发生后成立。

（丙）死亡统计：

常德人口现约五万余，其死亡率向无确实统计，过去曾为地方性霍乱流行中心之一，逐年皆有霍乱流行。

据称在敌机散掷谷麦等物之前，人口死亡率并无激增现象，自第一可疑病例发现后，县卫生院得到警局及棺木店之协助，曾对全城死亡作确切之调查，有记录可稽。自十一月十二日起至二十四日止，共死亡十七人，内包括鼠疫死亡者六人，至其他病例之死亡原因则未详。

（丁）环境卫生：

常德全城之环境卫生状况，甚为恶劣，且屡遭轰炸，被毁灭之房屋甚多，目下城内房舍多为木制，最易为鼠类潜匿。

“A”区——关庙街与鸡鸭巷一带，地当市中心，房宇栉比，街衢狭隘而不洁，曾视察鼠疫死亡寓所，发现室内阴暗，空气阻塞，无地板设置，垃圾散积屋隅，鼠洞随处可见，其他房屋亦大同小异。

“B”区——东门一带。此区房舍虽较稀疏，但居民多系贫寒之家，屋内尤欠整洁，至其环境卫生则与“A”区无甚差别也。

据云于鼠疫发生之前后，鼠类之死亡，并未显示增多，曾置一印度式捕鼠笼于一鼠疫死亡家，凡三夜，但无所得；此外，曾收集鼠类约二百余头（其来源地区则未注明），经解剖检验，并未发现鼠疫传染之病理变化，又将特别之捕蚤笼多个置于该鼠疫死亡者之室内，结果毫无弋获。

（甲）常德是否有鼠疫?

（一）经陈文贵医师研究一鼠疫病例之结果，证实该病例确系腺鼠疫（按：陈医师曾在印度作鼠疫专门研究）。此病例为二十八岁之男性，十一月十九日始由乡间来城，二十三日发病，二十四日曾经李医师诊视，有高烧及横痃等病症，当晚即病亡，尸体解剖鉴定为鼠疫致死。鼠蹊淋巴腺、心血、肝及脾之涂片、细菌培养及豚鼠接种试验，均证实诊断无误（详情见附录甲）。

（二）十一月十一日至二十四日常德之有鼠疫流行，此可由上述之第一至第五疑似病例而断定。或谓此五病例，无一经细菌学方法及动物试验证实者，但其发烧及横痃之病历，淋巴腺、肝或脾涂片检验所发现形态学上类似鼠疫杆菌之结果，病程之迅速（咸于发病后二十四至四十八小时内死亡），均证实其为鼠疫者，鲜有疑问焉。此外大多数病例之发病日期皆在同一时日。综上所述，可证实腺鼠疫确已于十一月十一日（敌机散掷谷麦后之第七日）后在常德流行。此数病例之各种涂片标本，后经陈文贵医师复查，认为确有类似鼠疫杆菌。

（乙）鼠疫从何而来?十一月四日晨，敌机散掷谷麦等物是否与此有关?

欲解答此问题，应检讨三种可能起因，兹分别解述于下：

（一）敌机散掷谷麦等物前，常德有鼠疫否?

（二）常德鼠疫能否由国内邻近疫区传入？

（三）常德鼠疫是否因敌机散掷有传染之谷麦等物所致?

（一）常德向非疫区。在昔全球鼠疫大流行及国内鼠疫流行时，非特湘北一隅，即华中区域从未波及，至鼠疫之自然发生，则向未所闻，故常德本地鼠疫复炽之说不攻自破。

（二）根据传染病学之原理，鼠疫蔓延，恒沿粮食运输线。船舶因载货物，鼠类易于藏匿，而该项船舶若常往来于鼠疫港口，如福建、广东沿海各港口，首当其冲，先为鼠疫侵入，自是得以逐渐蔓延内地。我国现在以福建、浙江两省及江西毗连闽浙交界地带，为鼠疫盛行之区，距常德最近之疫区为浙江衢县，去常凡二千公里（按：衢县鼠疫，起于去岁，亦疑由敌机投掷传染性之物件所致），以目前国内交通情形而论，鼠疫由浙江衢县远播至常德，实为事实上所不可能。且上述之六病例，均久居常德有年，据探询所知，彼等于病前并未远行他处。又常德为产米之区，粮食之运输，常往外送而不由外来也。故此次常德鼠疫之流行，当系起自该城本身，而非由国内其他疫区所传入。

（三）舍上述二端，吾人认为敌机散掷传染物而致鼠疫流行之说，极为可能。缘由列述如下：

1.所有病例悉来自敌机散掷谷麦等物最多之区域。

2.敌人所掷下谷麦等物内，依推论所得，似藏鼠疫传染性之鼠蚤，其当时未被清道夫或收集人发见者，大约有二因：

（1）一般市民，无鼠疫传染常识，未料及敌人散播此危险物，故未予注意。

（2）是日常德竟日警报（由晨五时至午后五时），迄警报解除后，始收集及扫除谷麦等物，鼠蚤当早已跳走，潜藏于附近气候适宜之屋内矣。

3.传染性物可致鼠疫之途，不外有三：

（1）敌机所散掷之谷麦等物，可先用鼠疫杆菌沾污，鼠类食之，可致传染，如是由鼠而蚤，由蚤而人，致发生流行。此法似不甚可能，或未成功，其理由有二：

I.所收集之谷麦等物曾作培养及动物试验，结果并未发现鼠疫杆菌（见附录三）。

II.自敌机掷下谷麦等物后，常德鼠类之死亡，并无激增之明证。

（2）已受鼠疫传染之蚤，随同谷麦等物掷下后，因谷麦之诱惑，鼠类趋之，而该蚤乘机得附鼠身，于是可引起鼠类鼠疫之流行，自是由鼠而蚤，辗转相传，以及人类。此种理论，虽属可能，似又未于调查时见诸事实，因为：

I.前述六病例，皆于敌机掷下谷麦等物后十五日内发病，普通人类鼠疫恒起于鼠类鼠疫流行两星期之后，且鼠类鼠疫亦须相当时期方能流行（约两星期）。

II.常德鼠疫爆发前及其流行期内，并无鼠类鼠疫发生之线索及证明。

假设敌机确实掷下已受鼠疫传染之鼠蚤，鼠疫能否在鼠类流行实赖当时鼠体上鼠蚤之多寡或印度鼠蚤之指数而定。换言之，若值鼠类鼠疫盛行之时，此指数恒高。常德平时鼠类之印度鼠蚤指数，则未经考查，但因斯时气候寒冷，可预知印度鼠蚤指数当不致过高，而使鼠类鼠疫能迅速传播。今常德鼠类是否受传染则无法断定，惟须继续研究方可解答此点。

（3）抑有传染性之蚤随同谷麦等物由敌机掷下后，该蚤一部分直接咬人而致鼠疫流行。根据此次研究及调查所得，吾人对此种传染法，似已获得较完全之证据：(www.zuozong.com)

I.腺鼠疫潜伏期（由蚤咬受传染日起至发病日止）为三至七日，间有八日或至十四日者。此六病例之四，其潜伏期最多为七或八日。此点显然表示患者于敌机掷下谷麦后不久即被该蚤咬刺，约在十一月四日或五日左右。第一病例于十一月十一日发病，恰在敌机散掷谷麦等物后之第七日；第二病例亦然；第三、第四病例则于十二日起病（敌机散掷谷麦等物后之第八日）；第五病例则于十八日发病；第六病例已证实为腺鼠疫矣，按该病人于十九日始至常德，住四天（十一月二十三日）即发病，假若患者于十九日到常时即被该蚤咬刺受染，适为敌机散掷谷麦等物后之第十五日。在比较长时期内有传染性之鼠蚤是否能生存?答曰：然。盖已受鼠疫传染而又饥渴之鼠蚤，在适宜环境中，虽不吸血亦可生存达数星期之久。

Ⅱ.所有六病例，皆寓居于敌机散掷谷麦等物最多之区域内（见附录丁《常德腺鼠疫六病例在城区分布图》）。

根据前述各节，获得结论如下：

1.十一月十一日至二十四日间常德确有腺鼠疫流行。

2.鼠疫传染来源系由敌机于十一月四日晨掷下之鼠疫传染物，内有鼠疫传染性之蚤。

（甲）腺鼠疫病例临床及尸体解剖记录：

病者姓名：龚操胜

解剖日期：民国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解剖地点：常德县隔离医院（由东门外徐家大屋改建）

解剖者：陈文贵

助理：薛荫奎、刘培

记录者：李庆杰

病例简史：死者男性，年二十八岁，生前寓关庙街前小巷十八号，过去在外佣工，于本年十一月十九日因其母病卒返埠。其母死因未明（或为结核病）。据云生前削瘦并经常不适，是夜十一时骤发高烧、头痛、疲乏等症状，二十四日晨觉右侧腹股沟痛疼，乃以膏药敷之，午后四时作呕，病况渐剧。七时，军政部第四防疫大队技正兼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第四分所防疫学组主任李庆杰医师应召往诊，是时该病者已一息奄奄。当时诊视病者患高热，右侧腹股沟淋巴腺肿胀及有触痛，按病历及病象颇似腺鼠疫，遂劝告送往隔离医院，但不料病者于未搬入以前，即在晚八时许死亡。该尸体则由警士监护，于十时送达卫生院，在该院施行全身衣被床褥灭蚤消毒，洗取膏药，以无菌手续施行心脏及右侧腹股沟淋巴腺穿刺，采得标本少许，用以及时培养。惟因时已入深夜，光线不适，故尸体解剖不得不延于次晨行之，暂将该尸体入棺钉盖，送存隔离医院太平间内。

解剖结果：

1.一般状况：死者中等身材，体质瘦弱。

2.皮肤：面色稍紫，唇部尤著，全身皮面无溢血斑点，无蚤咬伤痕，右腿腘部发见有类似疥疮之皮肤病。

3.淋巴腺：右侧腹股沟淋巴腺肿大，肠系膜淋巴腺亦稍肿大。

4.胸腔所见：肺肉眼所见，无显明变化，胸腔内两侧各有积水约二十毫升，心包膜内有渗液约二十毫升，心肌颓软并未肥大，以无菌手续由右心房穿刺心脏得心血数毫升，接种于血液琼脂斜面培养基上。

5.腹腔所见：肝微坚实，脾较常态肿大约二倍，肾无变化，肝、脾、小肠及大肠等之表面皆有出血斑点，腹腔内无液体积蓄。

细菌学检验结果：

采取右侧腹股沟淋巴腺、肝、脾各一部及心血少许，施行直接涂片培养及动物试验。

1.直接涂片检查：所有涂片均以石炭酸硫堇紫及革兰氏法两种染之，但均先以一比一倍乙醚及无水酒精混合液固定，镜下检查，发现多数卵圆形两端着色较深之革兰氏阴性杆菌。

2.培养检查：病者尸体心血、腹股沟淋巴腺、肝脾等，以无菌手续接种于血液琼脂斜面培养基上，置入盛有摄氏三十七度温水之广口保暖瓶中。培养二十四小时后，在培养基面上见有无数极微小灰白色不透明集落，皆为纯粹菌种，涂片染色镜检均为革兰氏阴性两端深染之卵圆形杆菌。

动物接种试验：

1.豚鼠第一号：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时将豚鼠右侧腹毛剃除，接取病者尸体之脾组织涂擦该剃毛腹皮处，使受人工感染（该脾组织曾经检验含有多数革兰氏阴性两端深染杆菌），于二十六日下午八时开始发现病状，至二十八日清晨该豚鼠死亡，计其潜伏期二十九小时，病程全经过约三十二小时。

剖验所见：

（1）皮肤：接种处皮肤肿胀发红。

（2）淋巴腺：两侧腹股沟淋巴腺均肿大，右侧较著且充血更甚。

（3）皮下组织：皮下组织水肿充血，接种部有出血现象。

（4）胸腔：脾肿胀充血，肝肾及胃肠消化道亦现充血。该豚鼠之心血、肝脾及腹股沟淋巴腺等一一取作涂片及培养检查：

染色标本镜下检视（石炭酸硫堇紫染色及革兰氏染色法）发现多数革兰氏阴性两端深染杆菌，与病者尸体内脏直接涂片同。

上记各项标本接种于血液琼脂斜面培养基上，培养二十四小时后，亦发现同样之纯菌种。

2.豚鼠第二号：该豚鼠亦于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时与第一号豚鼠同样处置后，以病者尸体之腹股沟淋巴腺涂擦接种之，病状开始发现于二十八日上午八时，潜伏期约四十七小时，历四十四小时后死亡（死于十一月三十日晨）。

剖验所见：其病理变化与第一号豚鼠相同，淋巴腺、脾肝等涂片检查，结果亦同。

3.豚鼠第三号：用由患者尸体分离之纯菌种，即患者尸体心血培养于血液琼脂斜面上凡二十四小时所得，涂擦于刚剃毛之豚鼠左侧腹部，四十五小时后发现病状，至十一月三十日清晨即死，病程经过约四十小时。

剖验所见：肉眼检视一般病理变化，除淋巴腺及脾脏较著外。均皆与前两鼠相同。

豚鼠尸体之心血、淋巴腺、肝脾等涂片检查，结果亦与前同。

结论：根据病历经过，死后尸体解剖，细菌学培养及动物接种试验结果，证实该患者龚操胜确患腺鼠疫，且因鼠疫杆菌所致之败血性传染而死亡。

（乙）疑似鼠疫病例临床记录：

第一病例（蔡桃儿），病者女性，年十一岁，住关庙街蔡鸿胜炭号内。据云于十一月十一日发病，于十二日晨七时由警局送往常德广德医院诊治。入院时由谭学华医师检视，发现患者神志不清，体温升高至华氏105.7度，右耳有湿疹，淋巴腺未肿大，亦无触痛，肺部听诊有少许水泡音，腹部正常，血液涂片检视（瑞忒氏及革兰氏两种染色），发现形态学上类似鼠疫杆菌，遂将患者隔离并予以“色芳里迈”药片治之，至十三日晨，患者皮肤出现溢血斑点，一般状况更剧，再作血液涂片染色，检视结果同前且更显明，至当日上午八时即死亡。尸体剖检主要病象为左侧耳下淋巴腺肿大，无肺炎征象，肝脾肿大，表面有出血斑点，肾亦现出血现象，脾脏涂片检查结果与血片相同，曾由该院取脾髓培养，惟无确定报告。

第二例（蔡玉珍）^[6]，女性，年二十七岁，住东门常清街。据家属云：于十一月十一日体温突然升高，于十三日即死亡。当十四日棺木经过德山时，为本部驻常肯德队长逢于途，查询其死因，疑为鼠疫，乃开棺检查，并抽肝脏液少许，涂片染色检视，发现形态学上类似鼠疫杆菌。

第三例（聂述生），男性，五十八岁，住常德东门附近启明镇四保三甲一户。于十一月十二日晚发高烧，十三日自诉腹股沟淋巴腺肿大及触痛，由本部驻常德第二中队长钱保康医师抽取肿大之腹股沟淋巴腺液涂片染色检视（瑞忒氏染色法），发现状似鼠疫杆菌，该病者于当晚七时四十分即死亡。

第四例（徐老三），男性，三十五岁，住东门外杨家巷永安街五保五甲五户。十一月十二日发高烧头痛，十四日上午由广德医院谭学华医师及常德县卫生院院长方德诚医师诊视，当即发现腹股沟淋巴腺肿大并有触痛，遂在广德医院作淋巴腺穿刺，抽取液质涂片染色检视（瑞忒氏染色法），发现状似鼠疫杆菌。

第五例（胡钟发），男性，住关庙街钟发医院。十一月十九日晨往常德卫生院求治，自称已染鼠疫，言时神色张皇，语无伦次，脉搏极速，温度并不甚高，腹股沟淋巴腺肿大，其他病状不详。当即送入隔离医院，至晚体温增高，并忽然死亡。死后由广德医院谭学华医师及卫生署医疗防疫总队部第二路大队长石茂年医师剖验尸体，发现死者全身皮肤呈深紫色，尤以胸腹部为甚，各部淋巴腺均未肿大，脾稍肿，腹部内脏无显明变化，脾汁涂片检查及培养试验，仅发现革兰氏阳性球菌及杆菌，惟须注意者，即检验员所用之培养基恐不适宜。

（丙）敌机在常德投掷谷麦等物检验记录：

标本系敌机于十一月四日上午五时在常德上空低飞投掷之物，于次日晨从街面收集保存，由投下之日至检查时已三十四天矣。

肉眼检查：检查物为大麦、米谷及不知名之植物种子。

培养检查：检查物放于无菌乳臼内，加消毒生理盐水五毫升研磨之，然后将此混合物接种于血液琼脂斜面及硫酸铜肉浸汤琼脂斜面培养基上，两种培养基均培养于摄氏三十七度，经过二十四至四十八小时后，只发现葡萄状球菌、大肠杆菌及其他鉴定之中心性芽孢革兰氏阳性杆菌等污染杂菌，未检出类似鼠疫杆菌之细菌。

动物接种试验：取上述麦谷研磨两毫升，于十二月八日上午九时注射接种于豚鼠皮下，该豚鼠于十二月十一日深夜死亡，但从未显示著明病象。

豚鼠解剖检验：

十二日晨豚鼠剖验，接种处局部化脓，全部皮下组织出血，腹股沟淋巴腺未肿大，肝脾及心脏正常，由淋巴腺、脾肝等涂片检查，并无类似鼠疫杆菌，仅发现革兰氏阳性及其他革兰氏阴性杆菌。

豚鼠尸体之心血及淋巴腺、脾肝等培养之结果，则查出大肠杆菌及少许革兰氏阳性含有中心芽孢杆菌，未检得鼠疫杆菌。

结论：

据细菌培养及动物接种试验，该项谷麦等标本中未发现鼠疫杆菌。

（丁）常德腺鼠疫六病例在城区分布图

常德腺鼠疫六名病例在城区分布图
A区——关庙街一带；B区——东门一带：瑞染——瑞忒式染色法。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372—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