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府打击鼠疫，纪实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

1941年12月2日驻常德的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第二中队长钱保康撰写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第二中队民国三十年（1941）十一月份工作报告》（简称《钱保康报告》）向驻贵阳的救护总队部汇报该月在常德的防疫工作。该报告记录：

查11月份4日上午6时雾气蒙蒙之际，敌机一架于常德城郊往返低飞三周，投下谷、麦、絮状等物。警报解除后，由常德警察局及镇公所将敌机散布之谷麦等收集少许，送于广德医院，经该院谭学华及检验室技士（检验）……据谭医师声称，将送来谷麦等以无菌之生理食盐水浸洗，经15分钟以沉淀器沉淀作涂抹标本，以革兰氏染色镜检，发现多数革兰氏阳性杆菌及少数两极染色（类似鼠疫）杆菌……^[7]

上述可看出，常德警察局及镇公所作出了对敌机投掷物的最早反应：他们在当天“竟日警报”解除后，“将敌机散布之谷麦等物收集稍许，送至广德医院”。

国民政府在1940年12月就颁布了《防制敌机散播鼠疫菌实施方案》饬行各地。因此，常德警察局及镇公所的反应是正常的。但是，今天来看却不能说是及时的，“及时”的做法应是在第一时间收集投掷物，这样便可能收集到与谷麦一齐投下的跳蚤。当然，这应该说是“苛求”。

广德医院的医师谭学华和检验士汪正宇，随即以医院有限的检验设备和器具对日机投下的谷麦进行了检验：

去岁十一月四日清晨，有敌机一架至常德市空，低飞三周并未投弹，惟掷下谷麦等物甚多。敌机离去后，防空指挥部、警察局及镇公所收集敌人投下之谷麦少许，送至广德医院请求检查。该院谭学华医师查视谷麦之内并无跳蚤，遂作以下各种检查。

以谷麦少许，浸洗无菌生理盐水中，十五分钟后，以离心器得沉淀质。将沉淀质作涂抹片，经革兰氏染法，在浸油显微镜下检查，除大多数革兰氏阳性杆菌外，并有少数两极着色杆菌——疑似鼠疫杆菌。

第二步宜作细菌培养。惟该院限于经费，向无此设备。谭医师乃自一肝硬化患者取出腹水约30公撮，分装于三个无菌试管内。以二试管培养敌机所投之谷麦，而以其余一试管培养自一粮商处所取来的谷麦，以资对照。此三试管均置于温箱内，经24小时取出视检，见含有粮商处取来谷麦之试管其液较清；而其他含有敌机投掷谷麦之二试管其液较浊。取此浊液作涂抹片，用革兰氏染法，除革兰氏阳性杆菌外，又有两极着色之杆菌。用测量镜量其大小，平均为1.5×0.5兆分米。对照培养液内则无此种细菌。^[8]

日本东京医科大学细菌学教授中村明子2000年撰文《中国（常德）发生的鼠疫同日军细菌战的因果关系》，在该文中她评价广德医院医生所作的上述检验：

1.涂抹标本检查：这里所进行的检查，符合鼠疫诊断中“涂抹标本”检查的规范，当然，被检查物是谷物，不是活体。一般说来，检查材料被大量病原体感染时，首先要作成检查材料的标本（切片），对染色标本进行显微镜观察，是现在也利用的手段之一。而且，对检查材料实行无菌处理，可见检查是慎重的，对检查结果也作出了客观的记录。

也就是说，因为谷物含有杆菌类，发现多数革兰氏阳性杆菌是正常的。但在显微镜下发现了少数两极着色的阴性杆菌……因为两极着色的阴性杆菌除了鼠疫菌外没有其他，不能不推断是鼠疫菌。而且，利用显微镜进行观察是早期诊断的特点，所以，推断是充分的。

2.细菌培养检查：在20世纪40年代，检查室的设备以及检查材料不能说是完备的。但是，在低劣的条件下，想方设法在没有琼脂培养基的情况下，利用肝硬化腹水的患者的腹液，进行了细菌培养，而且用了两个试管装进投下的谷物，为了对比又用一个试管装入普通谷物，对照检查以求得检查的客观性，这是十分重要的。……

可以看出，他们第一阶段的涂片检查，是对少数细菌的检查；而利用培养液检查，则是对多数细菌的观察，可通过显微镜观察细菌的大小及染色体，推断鼠疫是无疑的。总之，检查的结果是客观的，从细菌学的角度是能够站住脚的。^[9]

如此看来，当时广德医院的医生对敌机投掷物的反应和工作是积极而正确的。

广德医院将对日机投下物的检验初步结果报告了常德县有关部门。“11月5日（上午），常德各有关机关（县政府、防空指挥部、警察局、县卫生院）召开防疫会议。谭学华代表广德医院出席，提议以下各事：（1）敌机所投之谷麦，除收留小部分严密封存，留待专家检验外，其余一律清扫焚灭；（2）急电省卫生处，请派专门人员来常德检验以便证实，及协助防疫；（3）扩大鼠疫宣传；（4）速设隔离（医院）所。”^[10]

常德的政府部门，在日机突袭第二天就召开了相关会议，这样的反应也是十分迅速的。

钱保康在他的《报告》中说：他“偕肯德^[11]

队长于6日至广德医际研究。……（该院）所检验之细菌实有类似鼠疫之疑，虽细菌学不能以形态为凭，但迄未证明以前，事先预防未致大错。乃派魏炳华视导员常驻常德（县）卫生院做调查工作，并更期作进一步之研究。”^[12]

这说明，当时驻常德（德山）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第2中队的医防人员，也在积极关注和研究怎样应对日机投物事件。救护总队第2中队此后成为常德鼠疫初期防御的重要力量。

据常德历史档案记载，11月8日，常德县政府召开防疫会议，成立了“常德县防疫委员会”：

常德县防疫会议记录

地点：县政府会议室

时间：三十年十一月八日下午四时

出席者：三民主义青年团常德分团部袁长理、总司令部喻铉、红十字会二中队魏炳华、沅安镇龙丕金、国民兵团曾纪敬、金朝章、王雨亚、保安第四大队曾昭月、中医公会长顾三庐、警察局李柏年、县商会李步云、水警第二队（原五分局）刘子阳、卫生院方德诚、启明镇龙风麒、长庚镇王先金、防空指挥部刘止孝、县党部徐惠陶、李峻

主席：郑达、王秘书雨亚代

记录：金朝章

开会如仪

报告事项（略）

讨论事项：

1.查敌机于本月支日，在本市散播米麦、棉质、纸等物甚夥，经广德医院化验，确含有鼠疫杆菌。应如何积极防疫案，以策安全案。

决议：

（1）报湖南省政府及卫生处，乞速派医师并携带药品、器材来常以资防范；

（2）即日举行防疫大扫除;

（3）举行防疫宣传大会（与国父诞辰纪念合并举行）由县府严令各镇公所，饬每户派一人参加，并由卫生院及广德医院派人出席讲演;

（4）由卫生院及广德医院编拟防疫特刊，请《民报》、《新潮日报》义务刊登，并拟制标语分发各机关团体缮贴；

（5）推定县政府、卫生院、县商会、首先筹制捕鼠器壹仟俱，款由商会筹垫，三镇公所负责推销；

（6）依照县政府捕鼠竞赛办法，定于本月三十日起，举行捕鼠竞赛，按成绩优劣，分别奖惩（由社会科李科长主办）；

（7）推由警察局在东门外觅借空屋一所，以作临时隔离医院，请由卫生院、广德医院、红十字会负责治疗；

（8）俟省府疫苗发下，定期举行防疫注射。

2.应否组织防疫委员会请公决案。

决议：

（1）组织常德县防疫委员会，公推请：专员公署欧专员、师管区赵司令、县政府郑县长、防空指挥部彭参谋长、县党部熊书记长、青年团贺书记、警察局张局长、卫生院院长、县商会郑主席、广德医院、红十字会、中医公会顾主席、国民兵团曾副团长为防疫委员。

（2）组织简则，请卫生院方院长拟定。^[13]

这是日机偷袭后第一次正式的县防疫会议。这次会议决议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如何积极防疫；二是成立县防疫委员会。

关于“如何防疫”问题：①报省政府及卫生处，请求医务人员、药品、器材上的支持；②举行防疫大宣传；③进行防疫大扫除及捕灭老鼠；④准备建隔离医院；⑤等待省府疫苗，准备防疫注射。

关于“成立县防疫委员会”：①决议成立以专员欧冠为处长的党、政、军、团、警、医各方人员组成的“常德县防疫委员会”；②组织“简则”另定。

以今日眼光看此次防疫会议，有诸多缺憾：①敌机投物后第四天才开此会，已属迟缓；②重要的灭鼠竞赛，竟定于22天后的“本月30日起举行”；③关键的对居民的检疫措施，竟没有讨论和制定，以致9—11日城内多处传闻暴病死人和死鼠，而无人顾及；④防疫委员会虽成立，但无各项组织机构，甚至组织简则也待定。

尤其没有制定对居民可能感染鼠疫的检疫措施，是一大失误。

谭学华医师回忆说：“在11月9日，听说城内街道上常有老鼠出现，当时无人将老鼠送来检验，以上述法院街、青阳阁、关庙街等处为多。在11月10日到11日，我们又听说城内发生多人死于急症（发高热及瘀癍等，于1—2日死亡），但未有来院诊治者。”^[14]

汪正宇检验士也回忆说：“11月11日，有多人传说城内某地一带多有死鼠发现，和急症病人在起病后一二日内即行死亡。我们很想求得此类死鼠或患者来院检验，但终无人送来。”^[15]

常德鼠疫的第一名患者蔡桃儿，是11月12日由其母亲送至广德医院来求诊，这才使政府知道常德发生了鼠疫。常德政府是被动地知道常德发生了鼠疫的。

假如8日的防疫会议上，政府制定了严密的对居民检疫的措施，甚或在5日上午的防疫座谈会上就制定这样的措施，或许政府早在12日前就会获知某些鼠疫病人的情报。

《井本日志》记录：“11月6日，常德附近中毒流行。”

可见，常德地方最初的防疫反应，广德医院的医生谭学华和汪正宇做了非常了不起的正确应对工作，但县政府的行政官员们虽然也十分重视应对这一事件，可是采取的措施却在关键点上欠“中肯”，流于形式。(www.zuozong.com)

11月12日第一名鼠疫患者蔡桃儿出现后，13日、14日又连续发现患者聂述生、徐老三、蔡玉珍，均死亡。常德防疫部门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瞬间紧张起来，电告各方寻求支援。

驻常救护总队第2中队队长钱保康迅即命令本队医防人员开始在全城检疫急病患者。^[16]

14日，第六战区长官部卫生处长（陈立楷）抵德山，会同德山驻军总司令部刘毓奇主任、军委会俄籍卫生顾问司威威巴克及肯德队长等，商讨防疫纲要，决定先将救护总队第2中队各分队急调来常从事防疫工作，并候中央和各地卫生人员派到。^[17]

16日，常德召开了第二次防疫会议：

16日下午，（钱保康）会同陈处长、刘主任赴湖南省第四区专员公署谒见欧专员冠，并请郑县长及方院长聚集，决定一切防疫问题，并解决工作上之困难，计议决定要案如次：

（1）隔离医院明日起改在东门外徐家大屋，令民从速迁移，以便布置。

（2）由欧专员即日下令，派警察局张局长为疫情情报股股长，三镇（启明、沅安、长庚）镇长为情报队长，督促各保、甲长将疫情逐日报告。

（3）于防疫大队未到之前，暂由红会（2中队）派队在卫生院协助检验工作。^[18]

这次紧急的临时防疫会议，针对怎样应付突发的鼠疫病患局面提出了应急措施。那就是开辟新的隔离医院于东门外的徐家大屋，以安置病人；建立警察局—三镇镇长—保甲长为系统的疫情机构，以掌握疫情；由救护总队2中队人员协助县医院开展当前防疫工作。

钱保康的2中队的5个分队，当时纷纷奉调来到常德：472队17日到达，驻西门；522队17日到达，驻东门外韩家大屋，协助隔离医院工作；111队19日到达，驻北门；731队19日到达，驻东门；642队29日到达，驻下南门和南站。“中队部为指挥便利，亦由德山迁驻城中大高山巷91号办公。”^[19]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第2中队医护人员在常德鼠疫初期流行最紧急的时候，为防疫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18日，中央卫生署第2防疫大队大队长石茂年到达常德。^[20]20日，湖南省卫生处副处长邓一韪率医事职业学校学生50余人组成的省医疗防疫队到达常德。^[21]22日，卫生署第14医防队到达常德。23日，军政部第4防疫大队第1中队到达常德。^[22]24日，陈文贵“常德鼠疫调查队”到达常德。27日，军政部第9防疫大队第2中队到达常德。^[23]

20日，常德再次召开防疫会议，成立了新的防疫机构“常德防疫处”。容启荣《防治湘西鼠疫经过报告书》记载了这次会议情况：

……中央及地方主管军民防疫工作单位先后赶到常德，乃于30年（1941）11月20日在行政专员公署召开大会，决议加强防疫机构，成立“常德防疫处”，即以专员（欧冠）兼任处长负责主持。另由各方面高级卫生技术人员联合组织“设计委员会”。常德防疫处下设：总务、财务、宣传、情报、纠察、补给及防疫7股，由专员公署、省银行、三民主义青年团、警察局、保安大队、商会及卫生署医疗防疫总队第14医防队主管或高级人员分别依次兼任。另设隔离医院及留验所各一所，由县卫生院院长兼任，隔离医院内设病床50张。为便于分工合作起见，各方派往常德参加防疫工作之技术人员，共同组成“联合办事处”，下分设疫情调查、预防注射、隔离治疗及细菌检验等小组，指定工作地点及工作范围，分别负责办理实地防治工作。^[24]

这次会议在中央和地方各防疫官员到达后召开，主要是完成了“常德防疫处”的构建，体现了当时应对常德鼠疫爆发局面的思路和方法及措施。

图4—2是1941年12月2日《钱保康报告》中附录的“常德防疫处组织系统表”。

图4—2 常德防疫处组织系统表

这一防疫机构组织系统，将防疫工作分为“行政”与“技术”两部分。防疫处长及各股股长等均由常德地方党、政、军、警、医人员担任，中央及各地来常的高级医防人员聘为设计委员会委员。由设计委员会“设计”防疫方案和措施，由防疫处及各股去推行各项防疫工作。这一组织方式符合当时国情、政情。但往往也容易造成“技术”与“行政”的脱节，造成防疫的“迟滞”和“低效”。另外，“设计委员会”也存在弊端，因人员去留频繁，致使“一度曾有无人主持及互相推诿”的情况出现，^[25]后来伯力士到达常德，并此后常驻本地一年多，这一局面遂有改观。

常德鼠疫11月12日流行后，引起重庆政府高度重视，目睹日军自去年在衢州、宁波投撒鼠疫后，今又在常德如法炮制，深虑其危害及须竭力遏制。11月21日，委员长蒋介石签署手令：“应特别注意研究常德等地鼠疫及毒气，组织常设机关，实地调查搜集证据，从速防治。”^[26]

中央卫生署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遂于11月下旬制定颁布三个关于防制日军飞机投散鼠疫的文案：《处置敌机掷下物品须知》、《防制敌机散布鼠疫杆菌实施办法》、《补充防制敌机散布鼠疫杆菌实施办法》，^[27]饬知全国各地严加防范。

11月24日，陈文贵率“常德鼠疫调查队”抵达常德，他做了8天的细菌学调查检验后写成的《常德鼠疫调查报告书》，就是一次“实地调查搜集证据”的工作。

12月21日，中央卫生署派遣的本署外籍防疫专员伯力士也来到常德，显然，他的一个重要任务也是“实地调查搜集证据”，如前述，他于12月30日写成《关于常德鼠疫——致金宝善报告》上呈中央卫生署署长，与陈文贵报告异曲同工地揭示了日军常德细菌战的真实手段。

伯力士曾在我国东北获得丰富的防治鼠疫的理论学识和实践经验，他到来后担任了常德防疫处设计委员会的技术顾问。此后，常德防疫的诸种方案和措施基本上都来自于他的设计，他的到来，使此后的防疫工作不再“盲目”。从某个角度说，常德鼠疫的最终被控制，离不开他的辛勤工作和杰出贡献。

常德鼠疫第一次流行的两个月时间里，历史档案记录染疫死亡者为8人。历史事实显然不是这样。

陈文贵《报告书》中说：“自第一可疑病例发现后，县卫生院得到警察局及棺木店之协助，曾对全城死亡作确切之调查，有记录可稽。自11月12日起至24日止（十三天间）共死亡17人，内包括鼠疫死亡者6人，至其他病例之死亡原因则未详。”

这就是说通过警察局的调查，当时13天内常德有17人病死，除了其中6人经防疫诊断为鼠疫外，其他11个病例未经检查，“死亡原因未详”。

12月2日的《钱保康报告》中有一份《中华民国红十字部会救护总队第2中队疫情调查未经检验证实病患统计表》，该表记录了他们11月12日至11月29日在常德城区17天内调查到的26名“未经检验证实”的病患者。见表4—3。

表4—3 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部第2中队疫情调查未经检验证实病患统计表

续表

上表“检验结果：非鼠疫”，意指表面检视的结果。这些病患实际都“未经检验证实”。

以下还有一份档案与当时常德鼠疫感染人数有关：

军政部军医署：陪都防制敌机散布毒气及病菌会议记录

地点：重庆市民医院院长办公室

时间：三十年（1941）十二月二日下午二时

主席：卢致德（李穆生代）

记录：蔡方进

甲报告事项

主席报告：本年十一月四日，敌机在常德掷下带有细菌之碎布及谷麦等物，十一月十二日常德即发生鼠疫，据报，至该月十九日止，民众感染者已有55人，现经检验证实确系鼠疫。十一月二十一日并奉委员长蒋手令，饬知应特别注意研究常德等地鼠疫及毒气，组织常设机关实地调查，搜集证据，从速防治等。……鼠疫现已在湘省流行，目前川湘交通频繁，陪都方面亟应预为准备，以防万一。故特召集有关各机关到此讨论。（后略）^[28]

这份档案表明11月20日常德方面上报重庆的报告中，提到12日至19日常德城区的“民众感染（鼠疫）者已有55人”。

陈文贵的《报告》写成于12月12日，钱保康的《报告》写成于12月2日，上述重庆的会议记录形成于12月2日。3份历史档案获取的“死亡”、“病患”、“感染”的信息，看来其渠道各不相同：陈文贵来自警察局，钱保康来自本中队的调查，常德上报重庆的信息大约来自军政部门。

看来第一次鼠疫流行期间，常德的疫情情报系统还处于紊乱状态，疫情检验系统更是不能胜任，钱保康中队调查到26名病患，但却不能检验证实，还有蔡桃儿死亡之前的疫情更是无人知晓。

因此，常德鼠疫第一次流行的两个月时间里，历史档案记录的染疫死亡者为8人，显然不是历史的事实，有大量病例未被掌握，真正染疫死亡的居民应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邓一韪曾回忆说：“继蔡桃儿无辜死亡后，关庙街、鸡鹅巷一带相继发生病例多起，往往不及医治而死。染疫人数一天天增多，平均每天在10人以上，传染极为迅速，一人有病，波及全家……”^[29]

从1996年到2001年，常德细菌战受害调查会调查到的第一次鼠疫流行期间常德城区居民死亡人数是87人。见表4—4。

表4—4 1941年11月至1942年1月历史档案记录之外的常德城区居民鼠疫死亡表

续表

说明：①这一死亡表记录的均为历史档案记录之外的死亡者；②这些死亡者均为瞒过了防疫队的检疫而由亲人偷偷埋葬；③这一调查是在60年后完成，故必有大量的病患死亡者遗漏。

日军731部队军医金子顺一1943年的鼠疫细菌战秘密论文《PX（鼠疫跳蚤）效果略算法》中记录：“常德，第一次（鼠疫）感染，310人。”可以认为，当时731部队“岛村参谋搜索”的这一结果应有其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