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宏
曹文轩的一系列小说如《草房子》、《红瓦》和《根鸟》等始终实践着他“永远的古典”的创作观念。他的作品为读者重新呈现了以废名、沈从文、汪曾祺为代表的诗性小说中的古典意境,为欲望张扬的当下中国文坛带来一种清新而温馨的美的感受。但是,这种还小说以温馨的感觉并不是以缺乏纵深维度的浅表叙事为代价的,相反,在曹文轩的作品里,充满了对生命意义的深度探寻。作者正是试图以净洁的美感创作,来开拓现代意识的诗性空间。本文希望通过对上述作品的具体解读,来说明作者如何借助审美视域实现对人生悲剧意义的世俗性超越和终极性思考,从而在作品里达到具有宗教情怀的精神升华和生命感悟。
一、古典怀旧与现代审美
在曹文轩的作品里,扑面而来是的一系列行歌漫吟、诗情画意的古典意象,美妙朦胧却又栩栩如生,像一个总也做不醒(或者不愿意也不忍心醒来)的梦,以及无处不在的怀旧氛围,适度感伤却不夸张痛苦,以免破坏和谐美感的抒情氛围。在瑞士学者施塔格尔看来,文学作品可以分为抒情式的、叙事式的和戏剧式的,而回忆是抒情式的本质(1)。这个观点可以用来解读曹文轩作品的抒情风格。但是,回忆并不意味着对现实的逃离和放逐,相反,它是作者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对现代性叙事的反省和思考。随着西方社会在科学技术和理性思维的主导下实现人性的解放和世俗回归,以及由此带动的资本主义精神和现代文明的发展,人类社会挣脱中世纪的神学专制却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一场以大众化、世俗化、物质化和娱乐化为旗帜的所谓“欲望狂欢”,正夹杂在新自由主义全力打造的全球化浪潮中,成为流行的时代精神。物化的社会导致欲望张扬而精神庸化。这种状况随着全球化的扩张已经演变成现代人的整体困境。它甚至表现在艺术包括小说的创作上,如在20世纪末中国作家沉迷的文字叙述游戏和“一地鸡毛”式的庸俗化写作。
曹文轩对此深表忧虑,并且对现代小说一味排斥古典美学的写作策略持怀疑态度。他试图用回忆和审美的方式来苏复现代人对情感和精神的崇高追求。因此,在曹文轩的作品里吸收了深厚而富有人文关怀的俄罗斯文学风格,它包括托尔斯泰式的悲悯情怀,屠格涅夫式的热爱自然以及蒲宁式的格调与情趣。尤其,在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里,作者承接甚至发扬了废名作品恬淡的古典意境、沈从文抒情诗式的田园风格,以及汪曾祺的散文化和诗化写作。这些大师的文学风格无疑是曹文轩创作凭借的宝贵资源。表现在具体的作品里,就是对风景描写的热爱和对情调的精心营造。当然,从来没有绝对客观的风景描写,审美也从来都是主观感受。就如同阿米艾尔所说的那样：任何一处风景都是一种灵魂的状态。曹文轩在小说里表达的是一种对美感和净洁的精神追求,而这正是疲惫劳顿在钢筋水泥的都市丛林里的现代灵魂所匮乏的。在这里,曹文轩显示出自己清醒的现代人立场,如同他直言不讳地表明的：“我在理性上是个现代主义者”(2)。“一个现代主义者”的身份使他的小说在承继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的古典主义的同时并没有迷失自己的独立思考,更没有选择对现代真实性的刻意回避、放逐或者视而不见。相反,曹文轩小说试图给予这个物质坚硬的世界以纯美的诗意,同时又召唤我们每个人灵魂深处对神圣梦想的追逐,对人性高贵成分的坚守。因为曹文轩坚信：“文学艺术是美的”(3)。这样,一进入他的小说,迎面而来的便是梦幻一样优美迷人的自然风景：池塘、草房、红瓦、大路、百合、山谷……。这种对美奂美仑的景象描写为作品营造了一个温馨自然的叙事情调。而情调,就如施塔格尔认为的：“比任何直观、任何概念更直接地开启……生存”(4)。在曹文轩的作品里,对情调的讲究不仅使作品涂上了梦幻和诗意的暖色调,而且体现了作者内心深刻的写作哲学。那就是：无论社会如何发展,时间如何流转,对审美和诗意的精神追求,都是人类生活不变的主题；而文学艺术是寄托美好情思,并且为人们创造美感的表意实践。正如同为海德格尔推崇的诗人荷尔多林的名句表达的那样：“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居住在此大地上。”(5)如果说这种对美好生活方式的追求和对古典美的崇尚与怀念带有理想甚至梦幻的色彩,那么曹文轩宁愿让梦幻和追忆超越具象化的时间化为永恒。因为,他深深地知道,没有梦想和回忆的人类生活是不堪想象的,就像《根鸟》里板金的故事告诉我们的那样。从这个层面看,曹文轩的作品对古典意象的迷恋并没有让叙事变得朦胧虚幻,相反,却让它变成对现代性叙事下人类焦虑的深入探寻。
二、悲剧意识与宗教情怀
表面看来,曹文轩的小说只是用充满古典和美感的趣味和意象来讲述少年成长的心路历程,在长大成人的叙事后面夹杂着一丝对往事不复的淡淡惆怅。但仔细阅读,就发现它们是真正关涉现代人内心世界的作品,甚至可以说它们通过象征和比喻的艺术手段,为读者提供和呈现了作为一个整体之现代人的精神成长史。在这里,了解作品里无处不在的悲剧意识与宗教情怀无疑是参悟其作品内涵的必要手段。因为曹文轩认为,尽管人的存在注定要感染虚无与孤独的悲剧色彩,但是这并不能成为人否定精神追求和使自身变得庸俗化的理由；而对审美和净洁精神带有宗教情怀的追求和信仰,恰恰是人救赎和超越自己“沉重的肉身”,从而解脱现代社会人类困境的有效路径。
因此曹文轩在《20世纪末文学现象研究》里,一开始就庄严地呼唤高贵的悲剧精神,并且认为：“悲剧精神的觉醒,乃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觉醒,也是中国历史的觉醒。”(6)这里的悲剧精神其实是指对人性深处的复杂性思考以及对宿命的抗争和深度挖掘,带有很强的形而上思考和终极性探寻。在曹文轩眼里,中国文学被赋以承担“高贵的悲剧精神”的使命：“文学的基本使命之一就是在这样一些较高的社会学层面上或是在哲学层面上来表现人的永无止境的痛苦以及在痛苦中获得的至高无上的悲剧性快感”(7)。这种表现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在精神上的,能够发掘人性深处的崇高、伟大、坚韧与顽强的素质,即“高贵的悲剧精神”与崇高和美紧密相连,而与满眼泪水的廉价呻吟和怜悯相反。因此曹文轩对世纪末中国文学过于平民化的倾向进行批判。他曾经将新时期文学的悲剧因素总结为“房子”与“粮食”,并继而追问：中国的当代小说难道只满足于博得读者的一掬同情之泪?中国当代文学的悲剧难道只抒写物质的贫乏?由此,曹文轩对模仿现实和迎合媚俗的文学现象进行了否决：“文学的悲剧不应是对现实悲剧的摹仿。悲剧是悲剧的悲剧,而不是现实的悲剧。”(8)悲剧的痛苦应主要关怀人的精神：文学“不可夸张痛苦。因为夸张痛苦是一种‘撒娇’行为,一种缺少足够承受能力的表现”(9)。也是一个民族素质低下的表现。悲剧不是眼泪的艺术。其实,这也是对文学庸常化的否决。
曹文轩的作品迷漫着无处不在的悲剧感——《草房子》、《红瓦》、《根鸟》无一不是悲剧文本。在他的小说里具有悲剧精神的梦想和美感被作为一种精神向度,甚至带有了宗教的品质,以期救赎这个欲望张扬而精神沦丧的社会。因为他认识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倘无宗教情怀,是很难维系生存的,或者说,是很难使这种生存提高质量并富有美感”(10)。当世界日甚一日地粗鄙、卑俗、委琐、凡庸,曹文轩非但不妥协、不回头,反而给予根鸟一匹梦想之马,步入了一个宗教般的境界,执著追逐着一种自己精神上的超越与人格上的完善,从此走上一个信仰与拯救的漫长旅途。根鸟寻梦不是来自某种观念的外在推动,而是听凭一种生命本能的内在需求与召唤,是一种自觉的精神成长和行为实践过程。在此寻梦之途,曹文轩向我们展示了少年根鸟长大成人的心路历程,同时也呈现了曹文轩以小说的形式对生命所做的思索。在曹文轩的小说中,通过一个个美丽动人的故事和叙述,生死与宿命、爱情与怨恨、梦幻与清醒、理想与现实、存在与虚无这些严肃的人生主题都被置放在庄严而神圣的位置上进行追问。
所以,如果说《草房子》是曹文轩为我们搭造的一个美好的象征,作者以优美的文笔,写了离我们已远去的小学生活,让我们想起浪漫、温馨、遥远的童年记忆,那么《根鸟》实际上是讲述给整个人类的一个童话,它试图在如梦如幻的叙述中重建生命的根基,并追问生命的意义和它的精神归宿。这其实是曹文轩作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人,在灵魂漂泊的世纪末中国反复咏唱和挥之不去的主题。他曾将希望寄托于永恒的古典家园。曹文轩的作品大多是写田园生活的。形成这种格局的直接原因是作家生长在农村,对田园生活格外熟悉,并感到亲切。但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他对田园生活的价值所做的思考和判断。在一篇名叫《乡野》的散文里他断言：“人若是能得这一片乡野,他就没有理由不活着,就没有理由不好好活着。”(11)由此,他痛惜现代人对于古典家园的背弃：“小说失去了古典的温馨与温暖。小说已不能再庇护我们,慰藉我们,也已不能再纯净我们。我们在那些目光呆滞、行动孤僻、对周围世界无动于衷的现代形象面前,以及直接面对那些阴暗潮湿、肮脏不堪的生存环境时,我们所能有的只是一种地老天荒时的凄清与情感的枯寂。”(12)但是,面对这一现代人生命深处的恐惧与颤栗,古典的家园是否能拯救现代人宿命的悲剧?曹文轩从不轻易乐观,相反,他笔下追寻的古典家园充满忧郁的情调,甚至经常弥漫出来一股悲悯的情怀。“返校那天,爷爷一直在河边望着我们……我们走出很远,回头看,他还站在那儿。天空下就他一个孤零零的影子,仿佛一颗孤独了天年的老残的灵魂,永远地凝住了。”《红瓦》里对爷爷的描写,似乎成了对古典家园时光不复的象征。而作品里更多的忧郁是属于人性和生命本身的。成长意味着我们再也无法回到从前,就如同《红瓦》里描写的那样：“好似一叶扁舟离了岸,欲想靠拢,但却一个劲儿地往前漂流,是那么无奈与恐慌。”成长永远是一个充满缺憾的人生体验,就如同世界无法尽善尽美一样。《红瓦》里“我”的朋友一个个离别而去,因为时空的分割,也因为境遇的转变和心灵的彼此隔膜。但是作者对成长的感怀并没有陷入无尽的悲伤和眼泪之中,相反,他用一种悲悯的情怀刻意拉开阅读的视角距离,保留了进一步追问和思考的权利。在这里具有宗教意味的外在悲悯超越了内在的忧郁和感伤。对于人生的苦难与宿命,悲悯投射出超脱和宽恕的目光来。甚至可以说,它是一种普察世情的宗教情怀。而在另一部代表作《根鸟》上,这种宗教情怀则表现得更加明显和深刻。根鸟千辛万苦抵达寻梦的终点并没有见到紫烟姑娘的面,这个拯救紫烟的悲壮行为本身就是一个象征着信仰和救赎的梦。
进一步说,《根鸟》在实现了古典美学与现代主义哲学的结合后,并没有沿着现代主义中的一条时髦之路一路冷漠甚至虚无地消解下去,而是转向对灵魂和信仰的拷问,试图通过展现主人公根鸟艰难的人格成长过程,达到真正的精神救赎和对虚无的超脱。其实,曹文轩和许多现代主义者一样,也许,比一般意义上的现代主义者更能理性地意识到生命本身的虚无性。但意识到虚无,在他看来,只是一个起点,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现代人应该怎样面对虚无。《根鸟》的写作就是出于怎样面对虚无的解答,而不是仅仅指出虚无。在这里,具有超验意味的信仰和象征宗教情怀的梦想被作为拯救现代人精神困境的途径。因为曹文轩相信：“人不一定必须皈依某一名目的宗教,但人却必须要有宗教情怀”(13)。在《根鸟》里：一个“一到十八岁,便突然地不再做梦”的家庭令人何其恐惧!正如板金的诉说：“黑夜长长,人要么睁着双眼睡不着,在那里熬着等天亮,要么就死一般地睡去,一切都好像进入了无边的地狱,醒来时,觉得这一夜黑沉沉的,空洞洞的,孤独极了,荒凉极了,那感觉真是比死过一场还让人恐怖。”(14)可见,梦,即便是噩梦,该是一件多么好的东西。由此,曹文轩借人物之口在夜半至诚地呼唤：“梦是上苍的恩赐!”在他的笔下,梦是对家园和生命意义的寻找,是对美感和圣洁精神的信仰,是对永恒和宗教精神的敬畏。在他的思想里,这样的梦想应该和人类社会共存。离开梦,人类社会就
(作者张宏系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
会像板金的世界一样只有无尽的黑暗。有了梦想,现代人就会战胜苦难、直面虚无,最终走向个体的不断完善和精神的不断超越。
【注释】
(www.zuozong.com)
(1)参见施塔格尔《诗学的基本概念》,胡其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2)曹文轩：《红瓦》代后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56页。
(3)曹文轩：《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页。
(4)施塔格尔：《诗学的基本概念》,胡其鼎译,第51页。
(5)海德格尔：《诗·语言·思》,彭富春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188页。
(6)曹文轩：《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第16页。
(7)曹文轩：《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第20页。
(8)曹文轩：《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第53页。
(9)曹文轩：《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第53页。
(10)曹文轩：《追寻永恒》,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0页。
(11)曹文轩：《追寻永恒》,第209页。
(12)曹文轩：《红瓦》代后记,第556页。
(13)曹文轩：《追寻永恒》,第170页。
(14)曹文轩：《根鸟》,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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