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光
邓小平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1)对毛泽东文艺思想来说,也是这样：毛泽东文艺思想是个体系,是一个艺术科学的体系。
“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2)的确如此,毛泽东文艺思想也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
“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3)。同样地,对待毛泽东文艺思想,也应持这种态度,要从体系上进行把握和运用以继承、坚持与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
一
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高度概括了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长期的、丰富的、颇具独创性的实践经验,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卓越贡献之一,是中国化了的、而且其基本原理的正确性已为实践所证明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现实指导意义已经作出了最全面、最科学的论述和评价；《决议》是我们重新学习、研究、实践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把金钥匙。
何谓毛泽东文艺思想?毛泽东文艺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文艺问题的一般原理、原则与中国革命的文艺、文化运动的丰富实践长期结合的产物,是中国人民的马列理论宝库中的珍贵的文化精神财富。“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4)。在坚持毛泽东思想中当然地包括着坚持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用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解决新的现实问题,必然会有新的实践经验；以新的实践经验补充、丰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论体系,以新鲜的生活血液滋养它的生机勃勃的革命机体,这正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文艺思想集中表现于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5)为典型代表的毛泽东的一系列文艺论著中。
《讲话》属于毛泽东思想成熟时期的重要著作,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宣告形成的主要理论标志。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伟大文献之一,它过去对包括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在内的一切革命者发挥过极大的教育作用；在今天和今后,它的精神实质即渗透于整部著作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仍然对我们从事新的革命实践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结合我们所面临的各种文艺、文化实际问题,笔者认为确实很有重新学习、研究的必要。
《讲话》作为我国文艺史、文化史上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文献,它的最重要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呢?笔者认为,在于它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第一次系统地阐明了马列主义关于文艺、文化问题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在于它解决了“五四”以来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实际存在的许多复杂问题；在于它直接继承并发展了列宁“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政治、美学思想,最明确地指出了文艺为工农兵、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正确方向和最鲜明地提出了文艺、文化工作者必须与新时代的人民群众相结合的指导思想,从而使它成为过去解放区文艺运动取得丰硕战绩的保证,成为其后开拓社会主义文艺的广阔道路的指南。
二
纵观《讲话》全篇,其中心内容可以概括为一个主题：关于文艺、文化必须为人民群众服务和如何为人民群众服务的问题。
紧紧围绕这个中心内容和主题,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科学的概论和中国共产党文化文艺工作的方针政策的总纲,《讲话》知真见灼地论述了如下基本问题,形成了这部著作,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显示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主要思想内容的结构。笔者以《讲话》为主要根据,以毛泽东其他文论、周恩来代表文论为参照,试从体系角度论述毛泽东文艺思想。
(一)文化艺术总体论——从革命全局出发着重评价文化、文艺的性质、地位及作用的文化艺术总体论。
列宁在1905年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提出了社会主义运动中无产阶级的党的出版物的原则。列宁认为,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工人阶级的整个先锋队所开动的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应当接受党的领导和监督,应当帮助党同资产阶级的形形色色思想作斗争。总之,出版物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
毛泽东继承了列宁的文化、文艺思想,并以中国革命文化、文艺运动的实践极大地丰富了它,使之得到更大的发展。
《讲话》从整个革命事业的全局出发,对“文化的军队”、对文艺工作的地位与社会作用作出了恰如其分的总的评价。明确反对两种倾向：既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过分强调到错误的程度；也不赞成对文艺的重要性估计不足。在革命斗争中,既要有拿枪的军队,又要有文化的军队。如果连最广义、最普通的文学艺术都没有,革命运动就不能进行、不能取得胜利。后来,毛泽东还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6)。
作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文艺,应该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传播真理、暴露敌人、打击敌人、消灭敌人、提高人民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的有力的精神武器。
毛泽东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亦有过总的论述。他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总体着眼,指出中国新文化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部分,是它的一个伟大的同盟军。他认为,革命文化是人民大众进行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高度评价了革命文化对革命实践运动的理论指导意义。
《讲话》指出,诉诸革命人民的思想精神的革命文艺,是以精神的方式发挥它的改造世界的力量的：革命文艺应该使人民群众觉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而这精神的方式是以来自生活的艺术形象(主要是人物形象)为表现特点并通过形象的具体作用而使精神转化为物质力量的：革命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人民群众推动历史的不断前进。
艺术的社会作用主要体现于社会的精神世界。在1944年4月2日给周扬的信中,毛泽东表达了极具启迪意义的思想：革命文艺不但在创作时应该集中反映而且在传播中应该大力联合人民群众的由于种种原因而分散了的感情、思想和意志,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把他们提高起来(7)。
着眼于革命事业全局,着眼于文艺与人民大众的关系,《讲话》指出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的文艺”。而为谁服务是决定文艺的根本性质的最重要根据：文艺为地主阶级的,是封建主义的文艺；文艺为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的文艺……超阶级的文艺是不存在的。
(二)文学艺术源流论——以辩证的、能动的唯物主义反映论阐发的关于文艺的“源”与“流”的理论。
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曾论及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他深刻地指出：“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8)。在《讲话》中,这一思想得到进一步的阐发。
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文艺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只有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矿藏的人民生活,才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过去的书本上的文艺作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它们不是“源”,而是“流”。
(三)两种美的比较论——生活美与艺术美的比较论。
《讲话》指出,人民生活中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粗糙的,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
但是人们并不满足于生活美而需求文艺作品,追求艺术美。原因即在于——
“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这六个“更”,即是从不同的角度、层次、深度和广度上将艺术与生活相比较,说明艺术比生活更美,源于生活的艺术比生活本身原貌更美,艺术美高于生活美。
毛泽东指出生活是艺术之源,生活美在生动性、丰富性方面高于艺术美,使之“相形见绌”；但艺术美在强烈性、集中性、典型性、理想性、普遍性上高于生活美。生活美是自然形态的美；艺术美是加工创造的美。他的全部论述中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从内部联系中阐明了艺术与现实、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的复杂的辩证关系。关于两种美的比较论,笔者曾经提出九个要点进行辩证。结论是——毛泽东的美学学说树立了世界美学史上新的里程碑(9)。
(四)文学艺术创作论——以社会生活为源泉,以典型化为方法,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标志的艺术创作论。
艺术创作论包括创作过程与创作方法两个方面的理论。
《讲话》高度概括了艺术创造的全过程及其主要内在规律：首先深入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体验研究一切人和一切生活、斗争形式,并改造主观,取得创作的原始材料,然后通过典型化的艺术方法进行艺术形象创造。
艺术形象的中心是“各种各样的人物”；
典型化的根据是生活事实；
在阶级对立的社会里,艺术典型化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揭示对立的阶级关系及其本质；
典型化的本质是把人们看得很平淡的日常的事实现象集中起来；艺术典型化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把生活事实中的矛盾、斗争典型化,能否将生活的真实转化为艺术的真实；
生活的真实具有量的普遍性,艺术的真实更具有质的代表性。
毛泽东在1939年5月提出：文艺创作要有“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10)。
《讲话》指出：“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
周恩来1953年9月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更进一步说明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特质。
这个文艺主张后来继续发展,在1958年,毛泽东同志又提出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
(五)艺术创造特质论——作为精神生产的艺术创造的特质论。
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艺术作品是观念形态的精神产品,这种产品如《讲话》所说,是“经过革命作家的创造性的劳动而形成”的。肯定艺术生产的创造性,就是指出了它的最重要的特质。
艺术的创造性,非来自“空头”,而是复杂长期的劳动结果的某种体现。要“进入创作过程”,须进行艰苦的准备。这其中就包括着思想和艺术的痛苦的磨练。
由上述特点、条件所决定,艺术作品有的比较简单浅显,而高级的作品则比较细致,因此也比较难于生产。对精神生产是不能划一化地要求的。
毛泽东一生在从事革命与建设的领导工作的过程中,始终进行诗词创作实践,其作品之思想、艺术价值举世公认,光耀日月；然而他却自评为“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11)。他深知甘苦地说：为诗不易。又说,“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12)这真是伟大的谦虚,同时也是他对艺术创造内在规律的心灵感受与深刻洞察。
毛泽东说艺术作品要“尽可能完美”,这是对艺术美的永无止境的追求,同时也是一种启示：艺术美本身并不存在“顶峰”,总是“山外有山”。
(六)世界观与方法论——世界观和艺术创作、艺术批评的方法论。
毛泽东非常重视文艺工作者的精神世界。他认为这是因为文艺是意识形态,是反映客观存在的观念形态的产物。如何反映客观世界,世界观具有决定意义,无产阶级文艺家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文艺工作者是教育者。只有改造好自己的面貌,才能改造好自己作品的面貌。
关于世界观与艺术的创作方法、批评方法的关系。毛泽东指出：一般的宇宙观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在于学会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和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
毛泽东对我们的启示是丰富的、深刻的：1.世界观决定方法。先进的、革命的世界观决定着先进的、革命的方法,其中包括创作方法与批评方法。2.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世界观,它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对人类一切活动都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因而创作方法与批评方法应该达到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水平。3.世界观包括着方法,革命的创作方法与批评方法不应该也不可能脱离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否则,其革命性就会减弱以致丧失甚至成为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东西。4.创作方法与批评方法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宇宙观即世界观是人们关于宇宙、世界(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各种观点的总和,而艺术的创作与批评方法只是这个总和的一部分,整体包括部分,而不能代替部分,不能等同于部分。世界观的一般原理不能代替、不能等同于艺术创作与批评的方法,后者具有的具体性、个别性即决定了它的相对独立性。5.如果用世界观代替艺术的创造与批评的方法,文艺作品就会如同哲学讲义。丧失了自身的应有特性即是自身的丧失。6.“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是对艺术的破坏；不仅如此,它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原理的破坏。7.毛泽东的世界观论贯穿着研究、尊重艺术规律的思想和精神；强调世界观的决定作用不但不是否定、抛弃艺术规律,而且正是包括研究艺术特性在内的研究所总结出来的规律性论断。研究艺术规律与肯定世界观的决定意义与指导作用是一致的,而且,是应该一致的。
(七)文化艺术发展论——普及与提高相统一、批判继承遗产的文化艺术发展论。
毛泽东认为,艺术产品既需要有“阳春白雪”,又需要有“下里巴人”,二者皆以人民大众的需要为依据；二者的区别是相对的,是在一定条件下转化的,皆以人民大众的水平为转移。因此,要把“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统一起来,“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13)。要向工农兵普及；从工农兵提高,沿着工农兵自己的、无产阶级的前进方向去提高。着重强调普及,同时又重视提高。普及,是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为普及所决定的提高。
毛泽东还运用“不平衡”规律,指出：在中国范围之内,革命和革命文化的发展不是平衡的,而是逐渐推广的,一处的由普及而提高的好经验可以使别处的工作得到指导。就国际范围而言,外国的好经验也有指导我们的作用。
毛泽东强调,我们所说的普及工作,不但不是妨碍提高,而且是给目前的范围有限的提高工作以基础,也是给将来的、范围大为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毛泽东当年如此地高瞻远瞩、深谋远虑,正是为中国文化、文艺今日的发展繁荣开辟了道路,准备了最必要的条件。
毛泽东一贯教导我们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对于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他主张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应当给以总结并加以继承；对于外国的进步文化,无论是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还是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都应该吸收。这是总的思想原则。这些总原则在1938年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和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皆已备述。
在《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要反对两种倾向：一是一概排斥,一是盲目搬用。而正确的态度是批判地继承,如同对于食物,排其糟粕,吸收精华。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曾经提出,在阶级对抗的社会条件下,每一个民族都有两种民族文化,除了占统治地位的地主资产阶级文化外,还有代表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文化。毛泽东关于文化的精华和糟粕的理论,是列宁“两种文化”学说的中国化、具体化、形象化和通俗化。
正是基于以上思想原则,表现于文学艺术,毛泽东论述了对一切文艺遗产和传统的有目的的继承、借鉴、利用和改造。《讲话》指出,要以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为标准,检查遗产,分别采取不同的态度。
必须继承中国和外国一切优秀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批判地有分析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与没有这个借鉴是大不相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
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代替创造。
要给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加进新内容,以利用并改造之,使之变为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产品。
要首先把本民族的东西搞通,吸收外国的东西要加以溶化,要使它们不知不觉地很自然地与本民族的文化融合在一起。这种溶合是化合而不是混合,更不是强加和硬“焊”。
(八)文学艺术批评论——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主张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统一的文艺批评论。
关于政治标准,这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例如,在《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以是否有利于抗日和团结为标准；到了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提出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亦即政治标准。《讲话》中说,对待中外文化文艺遗产,要检查它们：第一,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第二,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这也可以说是关于遗产的政治标准。因而,我们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
对于上述文艺批评理论,周恩来根据社会主义文艺实践, 1963年《在音乐舞蹈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作了阐发,具体化为四个标准：第一是好坏的标准,主要是阶级标准问题；第二是高低的标准,关于民族化问题；第三是好恶的标准,即以人民的喜爱为标准,这也是战斗性问题；第四是多少的标准,艺术应以现代化的占多数(古代的应占少数),中国的多,外国的少。这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艺术批评理论就更加丰富了。
一切事物都是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体。正确地认识并把握构成事物的内在要素的总和与这些要素的组织、结构和表现形态之间的具体辩证关系,是思维运动的基本环节之一,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点之一。毛泽东、周恩来将此用以论述文化、文艺等问题。论题集中于：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民族形式。新文化就是以民族的形式表现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解放后,周恩来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思想。他指出,中国艺术应有中华民族的艺术的完整形式,以唱中国调子为主,要立足于中国民族的基础上,才有国际的贡献。
表现作品艺术性的作品形式,有可能与其内容不相一致。毛泽东曾指出,那种内容反动却“带艺术性”的文艺现象；那种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那种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标语口号式”的倾向,一概应在排斥、反对之列。
毛泽东还从对文艺史的总结与对文艺发展态势的展望的结合上,指出：反动的政治内容和艺术形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是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这种矛盾,由剥削阶级不可克服的没落趋向所决定,同样是不可克服的。
革命的文艺作品,其内容与形式之间也存在着矛盾,但这种矛盾较之前述者迥然不同,是完全可以克服的,在矛盾的克服中艺术品渐趋完美。
《讲话》的著名论断是：“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艺术标准是具体的,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艺术标准。我们“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
艺术标准是发展的。昨天的“高级”艺术,是今天的“普及”品；今日的“高级”艺术,将是明天的“日用货”。艺术标准以人民大众的文化艺术水平的提高为根据。批评家的批评水准也要与观众的水平相结合,而且,归根到底,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
至于“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提法,理论上欠妥,实践中有偏,在现时代是需要并且已经得到了纠正。
(九)艺术鉴赏与评论——表现于真知灼见之中的革命的、科学的艺术鉴赏与评论。
毛泽东说过,他与鲁迅在精神上是相通的。知人论世,他对于鲁迅及其作品的高度评价是众所周知的,其范围远远超出了“文艺”；而就文艺范围而论,是革命的、科学的、知真见灼的艺术鉴赏与评论的典范。
《讲话》之前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的论述已经以金字载入世界文化史。其中最重要的,是指出了“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讲话》中贯穿全篇的主要红线之一,就是鲁迅论。在艺术创造、文艺批评、正确运用讽刺、目的若都在工农大众战线当然统一、不屈服于敌人而忠心服务于人民等,凡在涉及文艺为人民群众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上,无不以鲁迅为力证和榜样。
对于郭沫若的学术艺术成就,毛泽东极为赞赏,“觉得羡慕”。着眼于整个革命事业,曾以《甲申三百年祭》作为延安整风文件；论其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论及诗人、革命家柳亚子,毛泽东说：“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又曾论“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陈毅“大作,大气磅礴”。周扬写《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书序,毛泽东说“写得很好。你把文艺理论上几个主要问题作了一个简明的历史叙述,借以证实我们今天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一点很有益处,对我也是上一课”。艾青写《秧歌剧的形式》,毛泽东看了,在给胡乔木的信中说：“此文写得很切实、生动,反映了与具体解决了年来秧歌剧的情况和问题,除报上发表外,可印成小册,可起教本的作用。”(14)毛泽东还曾写信给盛誉中外的国际政治活动家、诗人萧三,称读其大作,“感觉在战斗,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盼望多作；论其《第一步》(15),“写得很好”,“文章诚实,恳切,生动有力”,令人“很得益处”。
《讲话》论及法捷耶夫及其《毁灭》：“只写了一支很小的游击队,它并没有想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
对于古代文艺遗产,如李、杜、李贺诗,韩愈诗文,宋词,《红楼梦》、《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至上古神话、童话等,毛泽东都有所论及,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真知灼见,表现出艺术上的深有造诣,甚至往往是惊人的独创性见解。
笔者上世纪有幸结识诗人萧三。萧三老师曾与笔者面谈,他有一段详尽的回忆(内容已核正)——
1939年5月5日,在“鲁艺”,毛泽东谈论文学问题时曾涉及《聊斋志异》。毛泽东说：“《聊斋》是封建主义的一种温情主义。作者蒲松龄反对强迫婚姻,反对贪官污吏,但是不反对一夫数妻(妾),赞美女人的小脚。主张自由恋爱,在封建社会不能明讲,乃借鬼狐说教。作者写恋爱又都是很艺术的,鬼狐都会作诗……”他认为：“《聊斋》其实是一部社会小说。鲁迅把它归入‘怪异小说’,是他在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说法,是搞错了。”又说：“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他泡一大壶茶,坐在集市上人群中间,请人们给他讲自己知道的、流行的鬼、狐故事,然后回去加工……不然,他哪能写出四百几十个鬼和狐狸精来呢?”这些见解在国外学术界亦有影响,费德林为阿列克谢也夫所译《聊斋》作序,即持此论。
1981年,在一次学术会议(牡丹江市)期间,笔者与一位红学家交谈。他说：“毛主席有很高的鉴赏力,在艺术上表现出特有的恢弘气派,当代难有第二人”!先生之言,可谓的评。
周恩来在这方面同样有很多精辟的见解。在他的关于文化艺术的鉴赏与评论中,生动地贯彻着彻底的毛泽东文艺思想。(www.zuozong.com)
《我要说的话》(16)是马克思主义的鲁迅与郭沫若比较论的典范。渗透字里行间的革命、科学精神,真挚、热烈的情感,精辟入里的见解,以及朋友、同志式的真诚态度,无不给我们以教育和启示!从“两人的时代背景和两人的经历”入手分析,周恩来指出,秋白对鲁迅“最清醒的现实主义”、“‘韧’的战斗”、“反自由主义”、“反虚伪的精神”的高度评价,“都是非常之对的”。以此为对照,他论述了郭沫若“在新文化运动二十五年当中”的三个特点：丰富的革命热情；深邃的研究精神；勇敢的战斗生活。周恩来的结论——“鲁迅是鲁迅,郭沫若是郭沫若,‘各人自有千秋’”——在学习、研究鲁迅、郭沫若上具有非常重大的指导意义。
对毛泽东、陈毅的诗作,周恩来也发表过精辟的比较论。对闻一多、田汉、老舍、曹禺、魏巍、楼适夷、梅兰芳、程砚秋、盖叫天等作家、艺术家的作品及表演艺术,周恩来都有过极其中肯精当的评价。
对各种形式、种类的艺术(文学、戏剧、音乐、美术、舞蹈、电影、曲艺、摄影等),对它们的源流、风格、发展及革新,周恩来都发表过真知灼见。他甚至对剧本提出了非常具体的修改意见,如对《奇袭白虎团》的修改,充分显示出他的政治家的胸怀与艺术评论家的高深修养,生动体现着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巨大活力。
(十)美学艺术批判论——实践的、科学的、美学与艺术的批判论。
《讲话》批判了形形色色的地主资产阶级观点,唯心论形而上学观点,指出了各种错误的文艺思想倾向和文艺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在有的放矢的批判中,与假、恶、丑鲜明对立地树立起了无产阶级的真、善、美。批判的主要内容包括：
1.政治与艺术关系的多元论：在对于文艺与党的整个革命工作的关系上表现出来的托洛茨基式的“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资产阶级的”那种二元论甚或多元论。
2.抽象的、超阶级的人性论：人性问题上的抽象的超阶级的观点。
3.抽象的“自由、真理”观。
4.人类之爱与文艺的出发点：批判关于“人类之爱”是“文艺的基本出发点”的论调。
5.所谓“超功利主义”观点。
6.“文艺是超阶级的”观点。
7.对光明和黑暗的错误态度：“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的糊涂观念,以及“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的蠹虫主义。
8.“杂文时代与鲁迅笔法”：声称“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不分对象地乱用讽刺的现象。
9.“只凭动机,不问效果”：“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的不严肃、不负责的艺术创作态度。
10.对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反动：认为“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的错误思想。
11.小资产阶级“自我表现”：着重表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艺术倾向。
12.轻视普及而“关门提高”：在文艺工作中轻视、忽视普及而“关门提高”的倾向。
13.“硬搬”与“模仿”：“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对于古人、外国人的文艺作品毫无批判地硬搬和模仿。
14.对人民群众萌芽文艺的错误态度。批判指向：对人民群众萌芽状态的文艺的鄙弃或猎奇、甚至追求其中落后因素的错误态度。
要正确地理解与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革命的批判。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进一步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精神,作了规律性的总结：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过去和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如此。“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17)毛泽东还指出,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非常有害。要用辩论的、细致的、讲理的方法克服错误思想。革命的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应该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与《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充分地阐明了这个问题。而延安《讲话》,则是善于以革命批判的风格解决精神问题的典范。
(十一)文艺方针政策论——文化艺术工作之方针、政策论。以上所述,均是我党文化艺术工作方针、政策的基础理论,其中不少内容即是方针、政策。除以上所论外,还有如下有关方针、政策的论述。
关于文化艺术界的统一战线。统一战线要以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要在抗日、民主、艺术方法、艺术作风等问题上,既有团结又有斗争地形成统一战线。《讲话》有周详论述。
关于知识分子政策。毛泽东指出：一切知识分子,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卓有成绩的,都应受到尊重。知识分子是国家和社会的宝贵财富。因为近代中国是一个被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造成的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国的人民解放斗争迫切地需要知识分子……而在过去半世纪的人民解放斗争,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斗争中,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在今后的斗争中,他们将起更大的作用”(18)。1949年7月6日,周恩来作了《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报告中,周恩来指出,文艺工作者是精神劳动者,广义地说来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
关于旨在繁荣文化、促进艺术发展与科学进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关于改革旧剧、艺术应表现人民创造历史的指示。见1944年1月9日《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
关于诗歌应当“以新诗为主体”的方针。见1957年1月12日《给<诗刊>编辑部的信》。
(十二)本质观的语言论——主张认真学习群众语言、从思想感情入手实现“大众化”的语言论。毛泽东指出,大众化就是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
(十三)党风观的文风论——指导反对党八股以改进文风的文风论(19)。
(十四)艺术形象思维论——揭示艺术创造思维内在规律的形象思维论,集中体现于毛泽东1965年7月21日给陈毅谈诗的一封信(20)。
(十五)文艺精神生产论——综合地揭示文艺规律的精神生产论。集中体现于周恩来1961年6月19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十六)一以贯之的美论——贯穿于全部毛泽东诗词与艺文论著中的最广义的美论。作为自谓主要身分是政治家的毛泽东,其美学思想的基础是贯彻其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十七)美学的艺术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是一个富有艺术实践性的艺术美学体系。
毛泽东无心做诗人,无意做书家；而偶有所作,皆臻为绝唱,落为神笔。就创作主体而言,这是由其诗人气质所决定的。一个立志改造并已经改造了世界的人,其革命理想不可能没有浪漫想象的翅膀,不可能没有凌空翱翔之壮歌豪唱与搏击于万类之中的鸿迹鹏踪。
诗者,言志也,达意也,抒情也。言之不足,达之不足,抒之不足,则手舞足蹈以助之也。为文者善文,手舞足蹈之不足,则用于笔、形于墨,是谓之书。天地之转、万物之变,可喜、可悲、可愕、可叹者,一寓于书。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
毛泽东之诗之书,独步千古,工夫虽难可论,天然诚属第一。
毛泽东之书,飞龙走蛇、凤舞鹤鸣,鱼翔浅底、鹰击长空。既有翻江倒海之势,横扫千军之威,浪遏飞舟之险,林深苔滑之艰；也有春风杨柳之柔,雨后斜阳之丽,火树银花之耀,战地黄花之香。其哀也悲也壮也,狂飙天落；其欢也喜也恋也,心潮逐浪,飞雁望断情思久,风卷红旗过大关。
风格多样而化于一；一者,毛书也。
克莱夫·贝尔主张“有意味的形式”。有意味的形式就是有感情的形式。毛书,就是有感情、有意味的形式之一。
毛书,起承转合、提按顿挫,笔势相连、飞动跳跃,在笔墨线条的意向流动中显现了丰富、复杂的情绪波动,表达着心境、精神外化的淋漓尽致、痛快舒意,造成了强烈的抒情境界或曰笔墨意味的典型环境。
毛书,行而草、草而行,体态多姿、章法灵活,极尽变化之美。或大或小、或正或斜、或揖让或穿插；间行或疏,有疏可走马之技；布局或密,存密不透风之妙。或曲也,或直也,构结几至于至境。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书法、书法,书而有法,上呼下应、前呼后应,有呼必有应也。
用笔或徐也,或疾也,柔而有刚、健不失趣,自然却颇合法度。劲瘦处斑竹一枝,绚烂时红霞万朵。墨色,时而层林尽染之浓,时而漫天皆白之淡；枯也好、润也好,无不遒丽以致天成。
至于其魄力之雄强,气象之浑穆,意态之奇逸,直远迈唐宋而比肩魏晋。吟其诗品,因其精神飞动而飞动精神；赏其书品,因其兴趣酣足而酣足兴趣。心灵相通,无论吟诗还是赏书,皆得其意而忘其形矣。至若法书者毛泽东,其本性不拘形迹,其本色不拘一格。先之圣者曰：“书如其人”。毛泽东之作,真乃尚神之品、庶几乎神尚之品也!
体察之,毛书之气象,体现了书法艺术对现实世界的革命浪漫主义的升华。
宏观之,毛书之境界,在“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自强竞争意识与“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人类人文关怀之间,几近完美地完成着美学的平衡与和谐。
吾论既出,有质之者曰：难道毛泽东没有败笔吗?答曰：非然也。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制次之。毛泽东既无心于书家,毛书即不存心于妍美流丽,不刻意于技法之精熟完美。然其败笔,对世人示而不隐,虽涂鸦历历,但呈出简静平和心态与朴质之本性本色；删存对比之间,正显现了所谓残缺之美、无为之为。
综上所论：由于富有美学的艺术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不但具有先进政党性和广大人民性,而且具有艺术实践性：存在于人民群众的文艺运动的经验升华之中,存在于毛泽东的“无心做诗人,无意做书家”的“‘无为’境界”与诗词书法艺术的创造实践之中。
(十八)泽润心灵的诗语——毛泽东广义美论的实践性之普泛化表现。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为基点,超越而宏观之,笔者发现,毛泽东的论著、诗词和书信、讲话等等,作为生命化、人格化、个性化、艺美化的语言运用之实践产物,已经形成了千古独步的风格话语体系,成为覆盖于、贯穿于、渗透于中国语言文学文化乃至中华文化血脉的有机元素,并越来越广泛地影响着世界。例如全世界都传播着这一声音和思想：“不到长城非好汉——If we fail to each the Great Wall we are not men”。全部“毛文体”活生生地显现着毛泽东话语体系,以普泛诗语为载体,其思想、情感、审美意味、哲学情趣已经并将继续泽润中华民族的人文心灵,在最深的层次继承着、培育着、发展着中华民族精神,并影响着人类精神文明。由此观之、论之,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已经具有了令研究者与其从微观更不如从宏观深察细研的多维度的蕴意；已经具有了令世人与其从中国更不如从世界之视界进行比较研究的多元文化的价值。
三
综观以上数项,对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笔者虽难能概全,但已可从中粗见规模了。
以上各项,关系不是并列的。其中“文化艺术总体论”是纲。只有“纲举”,才能“目张”。只有彻底解决了文化文艺工作与党的整个革命事业的关系,摆正了它在革命全局中的地位,正确认识了它的性质、作用,其他各项才具有真正的意义。否则,一切论述都失去了应有的前提和基础。它们之间的关系又是互相渗透、血肉相关的。其贯彻始终的精神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一切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教科书式的定义出发的基本原则,概言之曰：实事求是。
笔者全部论证的结论是——
毛泽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艺术的社会作用论与主体目的论为“骨”,以创作论、赏鉴论、批评论为“体”,以发生论、发展论为“史线”,在文艺文化运动的革命实践中,按照实际需要整合了文艺学、哲学、社会学、美学、文化学等,多位一体地进行多方面、全方位的阐发,在理论与实践的最大限度的统一上,在博与精、中与外的尽可能完美的融合中,构建了在其所处时代所能达成的全新而宏大的、架构基本完整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并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最富有东方创造性与民众实践性的有机组成部分。
四
在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中,有的同志提出了这样一种见解：不存在一个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体系。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等于说：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不成体系。我个人认为,这是错误的意见,起码是一种糊涂观念。有的同志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如果有体系,请把体系的模样拿出来看看。这篇拙文,我认为不妨就是一个“模样”。这个“模样”,最初勾勒于1984年(21)。品其所论,以今日眼光平心审视,的确是“无过之而有不及”的。
毛泽东文艺思想是具有体系性的思想,这是因为——它所包涵的丰富内容及所论问题的众多侧面；对文化艺术从现象到本质的深刻概括；对文艺从历史的纵向与特定内容的横断面的结合上所进行的规律性的观察、揭示；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峰对文化艺术所作的整体面貌的俯视……这一切,已经构成了艺术科学的体系,洋洋大观,卓然而立!毛泽东文艺思想既成体系,而这体系不是别的,正是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在毛泽东思想特定时期的一种表现形态,是中国化了的具有民族形式的形态,是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文化文艺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形态,是一种得到极大丰富与新的发展的形态。既然如此,那末,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怎么反倒没有体系了呢?马列主义是人类社会最先进的思想体系,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体系；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即在此体系之中,而不是外此体系的孤立之物。
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体系,是以马列主义原理原则对文艺问题进行观察、认识、研究、解决、阐发所得出的全部科学成果之总和,它的一切无不是马列主义理论体系的特定形态和在文艺问题上的具体化。对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对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应作如是观。根植于文化文艺革命实践土壤之中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之树是常青的,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阳光雨露下它会不断长出新的青枝绿叶,结出新的累累硕果,这正是它的根系发达、生命力强的新的实证。
邓小平要求我们,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就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各项工作。同样地,对待毛泽东文艺思想,也应持这种态度。要从体系上把握它,运用它,而不能采取皓首穷经式的腐儒态度；不能拘守于章句而抛弃其精神；不能刻舟以求剑而无视其发展；更不能以它的只言片语去损伤它的生命之树。
不承认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是革命的、科学的实践的体系,这是不对的；对这个体系采取“凡是”的态度,也是错误的。任何否认、无视、歪曲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革命性与科学性及实践性的“理论”,都是错误的和有害的。
“要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22)。存在于各个领域内的毛泽东思想体系,其中当然包括着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
阐明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的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是应当努力完成的。让我们共同坚韧地攀登吧!
(作者赵晓光系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教授)
【注释】
(1)邓小平：《“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9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邓小平：《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3页。
(3)邓小平：《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2页。
(4)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3页。
(5)以下简称《讲话》,《毛泽东文艺论集》第48—8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以下凡引此文,不再注。
(6)毛泽东：《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毛泽东文艺论集》第110页。
(7)参见毛泽东《致周扬》,《毛泽东文艺论集》第280页。
(8)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毛泽东文艺论集》第43页。
(9)参见赵晓光《邓小平文艺思想核心论》第87—96页,京华出版社,2000年版。
(10)毛泽东：《为鲁迅艺术学院周年纪念题词》,《毛泽东文艺论集》第24页。
(11)毛泽东：《致臧克家等》,《毛泽东文艺论集》第308页。
(12)毛泽东：《致陈毅》,《毛泽东文艺论集》第333页。
(13)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毛泽东文艺论集》第43页。
(14)以上均见《毛泽东同志给文艺界人士的十五封信》,《人民日报》1982年5月23日。
(15)见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2月20日。
(16)《新华日报》1941年11月16日。
(17)毛泽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毛泽东文艺论集》第160页。
(18)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2页,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19)参见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0-846页。
(20)见《诗刊》1978年第1期。
(21)参见赵晓光《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简论》,《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84年增刊,总第20期,第78—96页。
(22)邓小平：《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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