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丈记》、《徒然草》与随笔庶民化：日本文学简史

这一时期，随笔文学发生了巨大变化，散文、杂文、小品、日记、纪行文、随想录、谈艺录、见闻记、讲演词，凡此种种，尽列其中。基本上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文学性的随笔；第二类，文学论的随笔，以随笔的形式记述对文学的见解；第三类，知识性的随笔，指随意记下的学问上的知识。由此可见日本随笔形式之丰富，体裁之多样，内容之庶民化，为世界古代文学之鲜见。当时随笔作者，主要是隐士，他们是当时的知识分子的主流，远离权力，舍弃社会地位，正如庆滋保胤的《池亭记》所示的“身在朝，志在隐”、“职仗人下，心住山中”，可以以自己的自由意志直书自己所见、所闻和所感，形成日本文学史上所称的“隐士文学”。其中镰仓时代以鸭长明的《方丈记》、吉田兼好的《徒然草》为代表；江户时代以松尾芭蕉的《奥州小道》等系列纪行文为代表。继平安时代清少纳言的《枕草子》和王朝女性日记文学之后，迎来了日本文学史上随笔文学的第二个和第三个高峰期。

随笔家鸭长明（1153？—1216）出身于神职家庭，自幼丧父，家道中落。年轻时修炼和歌、音乐，经历了火灾、风灾、地震、饥荒等自然灾害和社会的动荡，深感“天变地异”的无常。人过中年，作为歌人活跃于镰仓歌坛，并曾在后鸟羽院再兴的和歌所任职，自撰和歌集《鸭长明集》。他未能摆脱身份观念和阶级差异对他的束缚，后鸟羽院推举长明任下贺茂河合神社的神职，遭他人反对，长明受挫折，决心舍弃官禄的同时，也深感人生的无常。失望之余，于50岁时厌世出家，法号莲胤，隐居于洛北大原、日野山等地。其时，鸭长明的心境是：“念诵读经之间，怀旧之泪频相催。”他长期积郁于心中的无常感，在随笔集《方丈记》（1212）里表现了出来。

《方丈记》从结构来说，分点题性地叙说人生无常、种种自然灾害、自叙闲寂的隐居生活、老来反省修心悟道等四大部分，共37段。在描写自然灾害时，是按灾害发生的年代顺序排列，自叙闲寂隐居生活部分则以相似性类聚，两者之间，以艰难的社会环境和自己的身份境遇作为连接部，社会的大空间和个人的小空间浑然一体，使全书各段相互对应，保持了结构的统一性和整体性。

从内容来说，“序”段起到了开章明义的作用，曰：“川河水流不息，然已非原来的水。浮在淤水上的白泡，消结无常，尚无久驻之例。世间的人与居处也如此。（中略）人与家居争无常之相，与牵牛花上的露珠无异。或露落花仍残留，花虽残留，然迎朝阳即枯萎。或花萎露仍未消，全消须待黄昏时。”作者以如“流水”、如“白泡”、如“露落花残”来象征性地提示人生的苦恼与无常，并以空无观为根底，用咏叹调道出了支撑这部随笔命题的无常观，体现了作者的现世苦难和人生无常的文学主体精神。

这部随笔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以写实的笔致描绘了自己经历过的大灾害和社会诸现象。这里有安元三年（1177）的大火、治承四年（1180）的旋风、养和年间（1181—1182）的饥荒和病疫、元历二年（1185）的大地震等自然灾害，折射出社会种种不可思议的世相，就像绘制出一幅悲惨灾害的精密的绘卷。这些天变地异的描写，多从隐士的视角出发，抒发了个人的无常感，同时也慨叹了人间社会的无常相。但这不是消极的，而是显示了积极的关心。比如，养和年间发生大饥荒，京城病疫流行，盗贼行劫、百姓弃婴、死者满巷，这种“哀声充盈于耳”的惨状，在长明的笔下，如泣似诉地展现了出来：

前一年，就这样勉强煎熬过去了。人们期盼着第二年情况会有所好转，然不仅毫无好转的迹象，反而又入添瘟疫。世人皆挣扎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极端穷困的度日惨状，恍如“缺水的鱼儿”，坐以待毙。最后连头戴斗笠、足扎绑腿、衣着不俗之人，也只顾挨家挨户沿街乞食。如此饥寒交迫的人们走着走着，就突然倒地，一命呜呼。土墙的路边，饿死者不计其数。因来不及收拾尸体，尸臭弥漫，尸首大多腐烂变形，不堪入目。加茂川两岸，尸体遍地，使车马无路可走。

在鸭长明描写的大自然灾害中，这是最悲凄惨烈的一幕。

在随笔里，长明还谈歌论诗，话琵琶，品尝了艺术的三昧，确是“方丈极乐”。这种“极乐”是艺术感受的、心灵感受的愉悦，这里蕴含着一种幽远的情趣。然而，此时作者在艺术享乐中，在心灵的自我慰藉中，仍不忘世间的无常，慨叹自身犹如“黎明舟后掀白波”，一现即逝。它与“序段”的“白泡消结实无常”是相照应的，喻人生一切犹如梦幻的泡影。

长明蛰居方丈草庵，过着闲寂的生活，以四时为友，也写了花鸟虫鱼风雪月。比如写了春观藤波起，联系到西方往生；夏听杜鹃声，联系到冥途的旅路；秋闻飞蝉鸣，联系到空蝉之悲世；冬赏白雪飘，联系到积雪、化雪似世间罪障，从中发现自然之美，并在美中捕捉闲寂、空寂与无常，达到了宗教思辨和美的融合。这与他在上述描写的人间的恶、世俗的丑是互相对照的，这样更衬托出作者在超脱俗世中，并未放弃自己对生活方式的反思和对处世哲理的探求；在“世乱出凶事”的秩序中，苦苦地思索着人与人生的问题，总结出人的主体性的问题，比如在“都会的生活”一段提到“随波逐流者身不由己，不随波逐流者乃被视若狂人”之理。也许从他的这篇随笔中，还可以看到这一时代转折期的新旧价值观的转换。

《方丈记》各段的篇幅短小，但作者直接而坦率地表白自己激越的感情、纤细的感受、冷静的思索和明确的思想。在准确叙述的同时，也十分注意表述的技巧性。有时远距离地观察客观的事件和社会，有时又近距离地思索主观对这些事件和社会的体验，充满了真情实感。这大大地提高了叙述的力度，以及表述文学思想的深度，最后使对象与主体、客观描写与主观表现的融合达到浑然一体。

《徒然草》（1330—1336）与《枕草子》、《方丈记》并称为日本文学史上三大随笔文学。作者吉田兼好（1283—1352），神官家庭出身，年轻时代，曾仕奉后二条天皇朝廷，憧憬贵族文化，成为二条派的歌人，活跃在二条派歌坛上，与顿阿、庆云、净辨并称为歌坛“四天王”。他自撰家集《兼好法师集》。二十多岁时，在乱世中出家，先后隐居于京洛小野庄、修学院、横川等地。

《徒然草》上下两卷，分序段和正文243段。就全篇内容来说，大致可分无常感、求道说、人生谈、艺术论、自然观、生活训、青春颂、仪式法制、自颂自赞等项。从形式来说，有随想、说话、艺谈、回忆等。总之，这些项目所涉内容和形式，广泛、多彩而又驳杂。各段相对独立，不时转换主题，涉及中日古今的大小话题，然全篇又贯穿作者鲜明的创作主体和统一的精神，是知性与感性的结合，抽象观念和具体事物的并叙。关于写作此书的目的，作者在序段也作了交待：“徒然闲寂，终日对砚，心中浮现出幕幕琐事，漫然书就，达到痴迷的程度。”

在作者“心中浮现的幕幕琐事”中，既有对现实生活的烦恼，又有超脱现实后闲寂生活的愉悦。他在文中进一步言明《徒然草》序段点题的“徒然”闲居生活的意义和状况，展现其“远离尘俗，身心闲寂，可自得其乐”的思想，并以此思想为中轴，铺陈他对各项内容的叙说。

首先，他有一股强烈的求道之心，表明“吾生已蹉跎，当放下诸缘之时也”。于是，他专心求道，叙说无常，成为其《徒然草》的最重要的内容，无处不引用佛典和儒籍，使用佛语和带哲理性的语言。作者在这项内容上是花费心力最多的，展现了他对生死无常的独到认识。兼好的无常感，最早是用咏叹式、感性式表现出来，带有浓重的感伤性。经过隐居求道生活的历练，从不自觉到自觉，理性地认识无常——“贪生”即人的生的欲望和“利欲”即物质的欲望。“自然变化之理”，这是《徒然草》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特质，它支撑着随笔集的整个结构。在这项内容的有关段里，就集中地显现出这种从“感性的无常观”到“理性的无常观”的思想发展脉络来。同时，在许多段中，通过对有代表性的硕学高僧，比如弘融、道我、贤助等作了人物素描，来形象地加以说明。

其次，这种自觉的无常观，反映到对人生的态度上，就是积极论说自然与人的生命转化之理，即生死的辩证关系，内容主要是有关自然与人的本质、生与死的关系，以及社交、处世的心得等方面。在许多篇章中，作者仔细地观察自然，从一株新芽的萌生，看到了新的生命的成长、新的生命的力量，试图辩证地把握人的生命的流转规律，具体地通过季节的推移，自然风物的转换，来表达对生死轮回的无常观。在这里，存在着日本文学传统的敏锐的四季感，并从中可以发现美意识的源泉。(www.zuozong.com)

当然，兼好这种生死观完全将生命限定在个体的人，而未能也不可能从人类历史的大空间加以把握，即由于作者人生观、世界观的局限，以及历史、时代的局限，未能也不可能真正辩证地把握人生和世界。

第三，由此，《徒然草》形成另一显著特色，那就是从四季的自然中发现美，将自然与美意识密切相连。他描写四季的自然和表达的美意识是相当充分的，也是典型的。文中表现出的哀感，蕴含着“哀”与“寂”之美的情愫，将古代的“哀”、“物哀”与中世纪的“空寂”、“闲寂”无间相融，创造了兼好式的随笔文学之美。

兼好特设专段论述了“美与无常”，他写了雪月花的美，特别是写了对雨恋月、花散月倾、月辉叶影、月冷凄清等等之美而有所省悟，正如作者所云“秋月者，至佳之物也”，从秋月中获得了美的感动，从这种美中获得了寂灭（佛语：摆脱烦恼，进入静寂的境地），并联系到人生与自然的“空寂”、“闲寂”的情景，悲叹世间的盛衰无常。

第四，在《徒然草》有关艺术论的段落中，还通过感性与知性的思考，将古今典籍娓娓道来，表现出作者对文学、音乐、艺能的丰富知识和高深造诣。在这类段落中的许多典故或用语，都出自汉诗集、和歌集《怀风藻》、《万叶集》、《古今和歌集》、物语文学《源氏物语》、《平家物语》、说话集《今昔物语》、历史物语《大镜》、文集《本朝文粹》、歌谣集《梁尘秘抄》等日本古典名著，论述涉及物语、和歌、连歌、和汉朗咏、神乐、催马乐、雅乐、舞乐、郢曲、白拍子、吕律等种种乐器、艺能，以及古今歌人等传统文学艺术的广泛领域。

对于中国典籍，即便直接运用，也自在自如，完全融合在行文之中，化作血肉相连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叙说人生时，引用中国传说或典故，宣扬清贫之德，据理发挥，使人心服。比如，引用了唐代李翰的《蒙求》中“许由一瓢”的传说：“以手捧水饮之，人遗一瓢，得以取饮，饮讫树于树上，风吹历历作声，尚以为烦，遂去之”，以及“孙晨藁席”条注：“冬月无被，有藁一束，暮卧朝政”二例，以传教于世。在描写山川草木、花鸟虫鱼的自然感动中，常常直接引用中国古人的诗文加以渲染。比如，引用魏朝嵇康的“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与山巨源绝交书》）；唐代戴叔伦的“沅湘日夜东流去，不为愁人住少时”（《湘南即事》）等，这些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典型运用，增加了随笔的深远意境和艺术魅力。

松尾芭蕉（1644—1694）的散文世界，在历史时空中，与镰仓时代的随笔相隔了三个多世纪，其中《奥州小道》闻名于世，将随笔文学推向第三个高峰。他的随笔由两大系列组成：一是纪行文，主要有《笈小文》、《奥州小道》等；一是俳文，主要有《幻住庵记》等，为中世纪日本随笔文学开拓了新天地，在日本古典文学中拥有不朽的价值。

芭蕉的纪行文多是通过在旅途中的自然观照，自觉四季自然之无常流转，“山川草木皆无常”，进而感受到“诸行无常”。因此，他“以旅为道”，竭力摆脱一切物质的诱惑，“以脑中无一物为贵”，以及以大自然作为自己的“精神修炼场”，培植“不易流行”的宗教哲学思想和风雅之“诚”和“寂”的美学思想。同时，在清寂自然的环境中闲居，与各地弟子的共同艺术生活中思考创新俳句的问题。这些深深地渗透到他的纪行文的字里行间，形成其纪行文的独有特色。

芭蕉的《笈小文》（1688）是芭蕉以大和路为中心，巡游了鸣海、伊贺、吉野、高野山、奈良、大阪、须磨、明石等地，历时7个月，就旅行体验而书就的俳谐纪行文。它以“百骸九窍之中有物，且名曰风罗坊”开始，展开“顺随造化，回归造化”这名句的论述。实际上，它不是单纯写旅行的见闻，而是探讨旅行观，极力提倡一种崭新的纪行文学，即探求风雅之道。此书是芭蕉殁后15年，由其弟子乙洲编辑出版的。全书首尾不连贯，缺乏统一性，其中许多俳文是通过谈《源氏物语》到和歌、俳句，来表述其艺术观的，并且打破文句一对一相配的传统，插入不少俳句，与一般纪行文不尽相同，具有其特殊的价值。

《奥州小道》这篇纪行文是他在弟子曾良相伴下，从江户出发，赴奥羽、北陆、美浓等地旅行6个月，行程2000多公里，以名胜古迹、名寺古刹为素材写就的，经过四年的反复推敲和修改后，由曾良誊清，作为定稿面世。此书可谓倾尽了芭蕉的心血。全篇45段，以散文为主体，各段都配以俳句，芭蕉作51句，曾良作10句，还有西行、曲水、岚雪、其角、去来、越智越人等人若干句。文字含蓄幽远，俳句意境深邃，抒发了旅途的风雅情怀。作者开卷就借用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的“光阴者百代之过客”句，言明自己“积日羁旅，漂泊为家”，并联系古人即指西行、宗祇、李白、杜甫等多客死旅途，慨叹“早已抛却红尘，怀道人生无常的观念，在偏僻之地旅行，若死于路上，也是天命”，道出了旅途的孤寂、人生的“浮生若梦”的主题思想。

奥州小道之行，芭蕉身处佳丽而沉寂的景色之中，通过对自然的纤细感受，心情平静，于是挥笔作文书句，以慰藉他的孤寂悲凉之旅心。来到了山形藩领地的立石寺，写下了“立石寺”一段文字：“山形藩领地，有一山寺，名曰立石寺。是由慈觉大师开基，甚清闲之地也。众口皆碑，当自游之，遂从尾花泽折回，其间约七里。日暮时分，在山麓寺庙订下宿处，尔后登上山上的大雄宝殿。岩石重叠，松柏苍老，土石古旧，滑苔丛生。山寺的寺门紧闭，寂然无声。绕断崖，攀山岩，拜佛阁，顿觉佳景闲寂，心清如镜。”

这段文字和结尾配的俳句“蝉鸣透岩石”，显示作者仿佛进入了一个“顺随造化，回归造化”的大自然的幽玄之境。此时，心境清澄，如同一个无边无涯无尽藏的心灵宇宙，飘逸出一种“寂”的余情余韵。这充分体现了芭蕉在艺术上追求的闲寂的风雅之美。可以说，《奥州小道》集芭蕉美学诸要素，和他所提倡的“不易流行”哲理的大成，是芭蕉倾注心血最多的一部随笔作品。

综观芭蕉纪行文，始终流贯风雅之美，同时它还有如下的基本特色：一是心意相合，将主观契入自然；二是虚实相兼，以实为主，含有某些虚构成分；三是文句（指俳句）相依，构成不可分割的一体。

芭蕉的另一类随笔是俳文，所谓俳文是含有俳意的，以气韵生动的文体写就的文章，亦即俳谐的美文。俳文是芭蕉首创，《幻住庵记》是芭蕉最脍炙人口的俳文，它以叙事为主，叙事与议论结合，描写了幻住庵的所在和由来、自己居庵的经过、草庵周边的景色、身居庵中的心境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