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研究：多维视野下的成果

郝岚[2]

导言：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溯源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运用女性主义理论所进行的文学批评的实践，它是世界范畴内的妇女解放运动的直接产物。作为一种阐释方法，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读者与研究者了解女性视角与生存体验，明晰作品中的性别与权力关系开辟了新的空间。乔纳森·库勒认为女性主义理论属于一种后结构主义方法，因为它对男／女这组对立进行了解构。但与其说他们是一个统一流派，不如说是一场社会性的，以知识分子为主的运动，一个争论的空间。“它一方面捍卫妇女身份，为女性争取权利并宣传她们的作品，认为它反映了妇女的生活经验；另一方面，女性主义进行异性策源（the heterosexual matrix）的理论批评，它以男女对立的方式组织身份和文化。”[3]虽然女性主义理论出现远远早于后结构主义，但从整体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关注文本与社会环境，文本中的权利与意识形态等问题，因此与后结构主义研究同样都属于文学的外部研究。[4]

最初的女性主义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期的法国和英国，女性运动的中心到19世纪中叶又从欧洲转向了美国。不过事实上，“女性主义”这一词汇到1890年代才在英语中流通开来。虽然本文将考察中国的女性主义视角下外国文学研究，但需要特别提示的是，女性主义最初的出发点，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虽然都是非文学的，但作为一股思潮，“始作俑者”均开始于文学界。

西方女性主义的第一次浪潮大约从19世纪持续到1930—1940年代。其主要出发点是要求在政治、教育、就业到家庭地位中女性与男性的平等。其中理论上的两位重要人物还属英国作家维吉尼亚·伍尔夫与法国哲学家兼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伍尔夫的两本小文集内蕴力量强悍：《自己的一间屋》（1929年）、《三个基尼》（1938年），今天已经成为女性主义理论的重要文献。伍尔夫的重要贡献在于她认识到性别身份的社会建构性，她以自身的经验出发，坦言直陈女性面临的经济、社会方面的障碍。在文章《女性的职业》中她相信，只有女性获得与男性同等的社会经济地位，女性才能突破表达女性激情的禁忌，自由表达艺术天分。正如K．儒斯文所说，虽然后来形形色色的女性主义立场、观点各有不同，但是无论肤色还是性倾向，众多女性主义的批评理论，都已经暗含在伍尔夫的论著之中了。[5]

1949年，波伏娃发表了女性主义批评的“圣经”——《第二性》。在这本书中，波伏娃受存在主义“非本质论”的启发，考察了男性（主体）与女性（他者）的历史与现状，从而揭示“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之整体，产生着这居间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6]波伏娃严谨区分了性别（sex）与性属（gender）的意义，指出只有女性摆脱被客体化、被塑造的地位，才有可能摧毁父权制。“《第二性》是第一本，而且至今是唯一的一本提供了既能解释妇女所受的压迫又能解释她们获得解放的可能性的辩证理论的书。”[7]波伏娃与其他第一次浪潮的女性主义者一样，从生物性的差异出发力图冲破社会性差异的藩篱。

女性主义的第二次浪潮开始于1960年代的美国，基本持续到80年代。运动的标志是1963年贝蒂·弗丽丹（Betty Friedan）《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发表。本书采用问卷、访谈等方式，说出了1960年代美国妇女的“奥秘”：美国白色人种、异性恋、中产阶级妇女因家务缠身，自我无法在创造性工作中实现。作者号召女性在平衡事业与家庭中应以前者为重，“自由地成为自身”。这之后的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贯穿着几个主题：“父权体制根深蒂固无孔不入；现有政治体制对女性的歧视和排斥；文化解放的政治核心在于崇尚女性的差异性等。”[8]第二次浪潮的流派虽然众多，有些常常针锋相对，但是他们的共同目标是消灭两性之间的不平等。

第二次浪潮是伴随着西方社会的文化渎神与信仰悼亡、美国的平权运动而高涨的一场社会运动，天然带有政治色彩，它在文学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除去现实的社会与政治原因外，女性主义批评在理论上也广泛受益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新历史主义等多种批评理论与方法。特别是1960年代以后，新批评的衰落、以索绪尔语言学为基础的结构主义理论取代存在主义之后又开始向解构主义转变，同时阐释学、接受美学崛起……女性主义以开放的姿态博采众长，例如它们从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看到经济地位对女性创作的影响，又借用阶级分析方法，以性别替代了阶级，对之进行社会历史分析。此外，在弗洛伊德有关潜意识形成的理论中，有一部分被女性主义者批评对女性创造力与性欲的忽视外，另一部分被女性主义吸收。正是在对多种带有“父权制”色彩的理论与批评的综合思考中，女性主义批评构建丰富了自身。

女性主义的第三次浪潮开始于1980年代以后，是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运动影响下的产物。这一时期的英美女性主义注重自由人文哲学，法国女性主义则从解构主义获取营养。解构主义消解二元对立的思路为女性主义批评解构文学创作和作品中的男女对立提供了方法论基础。法国代表人物包括：克里斯蒂娃、伊莱娜·西苏、露丝·伊里加蕾等。她们将后现代理论，导向了对父权制以及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女性主义批判。第三次浪潮中特别突出的是第三世界或殖民地国家女性、有色人种女性要求摆脱性别压迫、种族与阶级压迫，发出自己的声音。受到后现代思潮的影响，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的特点在于其颠覆性。顺应多元文化时代的潮流，这一时期的女性运动同时关注了女性内部的差异，主张把社会性别与种族、国家、阶级等问题结合起来，这不仅颠覆了父权秩序，也颠覆了传统女性主义运动的基础。

从整体而言，肖瓦尔特认为“英国女性主义批评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它强调压迫；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质上是心理分析式的，它强调压抑；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文本式的，它强调表达。然而它们都是以妇女为中心的文学批评。”[9]不过，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多年的发展中也有自身的局限。1998年，美国女学者苏珊·弗里德曼（Susan Standford Friedman）在她的文章《超越女作家批评和女性文学批评》中认为女性／女权主义批评的前途在于超越妇女作家批评（genocriticism）和女性文学批评（gynesis）。她所针对的就是1984年肖瓦尔特对1980年代女性主义批评所使用的这两个概念：女作家批评就是把女性作家的历史的研究作为明确的文学传统；女性文学批评是把女性作为打破西方文化主流权威叙事话语表现的效果，所做出的理论解读。无论这两个概念区别如何，他们都把性差异作为重点，把性别作为社会身份的一个要素。她认为由于人口迁移、信息时代、后现代的来临，不应再把自然性别／社会性别差异看作先验的、固定的特性，而“应该清醒的估计社会性别是如何与社会身份的其他组成成分交叉作用的。”例如除去社会性别差异之外，也应该考虑地理迁徙造成的文化移植（异体合并杂交主体论），由种族、阶级、宗教和社会性别等共同组成复合主体，他的社会身份也常常根据场合处境的变化而流动（社会地位情景论）等六种状况。作者呼吁“建立与跨学科的社会身份研究新疆解说相适应的女作家批评和女性文学批评……其特点是在其进行女权／女性主义批评的时候学习、应用社会身份新疆界的关系论、情景论、流动不固定论的观点，取代女作家批评和女性文学批评的固定形式的分析”。[10]

近年来的事实证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确在与其他学科批评方法的结合中获得了新活力，例如：以兰瑟（Susan S．Lanser）为代表的女性主义叙事学，以斯皮瓦克（G.C．Spivak）、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等为代表的后殖民女性主义，以蕾切尔·卡尔迅（Rachel Carlson）、苏珊·格里芬（Susan Griffin）等为代表的生态女性主义等等。这些文学批评在拓展阅读视角中，有效解答了女性身份、女性气质、女性角色、性别差异、性别权利等问题。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自身有其复杂多变性，在进入中国研究界之后，不仅应用于中国学者的外国文学解读，更在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与研究中“广结善果”。但限于篇幅与论题范畴，本文侧重于探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影响和变迁。

一、孕育期（1900—1980年）

20世纪漫长的前80年，中国社会经历巨大变迁，她积攒孕育的女性主义文学话题将在未来新时期得到总的、井喷式爆发。虽然西方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界基本没有同步的回响，但在译介领域也偶有涟漪。

中国社会的女性主义引进是随着西方文明的译介以及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历程开始的。虽然中国的女性主义的动机在于社会改革，但其最先发声是从文学界开始的。

随着中国近代翻译热潮，早在维新变法前，西方男女平等思想便已经介绍入中国：1902年，马君武译赫伯特·斯宾塞的《女权篇》由少年中国学会发行，1903年，约翰·米尔的《女人压制论》进入中国。这之后《新青年》、《每周评论》、《少年中国》、《觉悟》等纷纷译介西方女性主义和两性学的内容。《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刊登了周作人翻译的日本女作家的《贞操论》，以缓解《新青年》刊登半年广告征集“女子问题”而应者寥寥的问题。第六号是著名的“易卜生号”，刊载了罗家伦、胡适翻译的《娜拉》等几个剧本，以及胡适撰写的《易卜生主义》、袁振英的《易卜生传》。十几年以后，茅盾在评价这一事件时谈到：“《娜拉》被介绍过来以前，《新青年》已经谈到妇女运动，但是《娜拉》译本随《易卜生专号》风行以后，中国社会上这才出现了新的女性。妇女运动从此不再是纸面上一个名词。”[11]这也是由外国的文学作品凸显性别问题，催生中国女性主义社会运动的一个明显例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30年代出版了现代中国第一部明确的性别视野下外国文学研究的评论。1934年，任职上海商务印书馆《妇女杂志》编辑的男性评论家金仲华出版《妇女问题的各个方面》。其中的一章“近代妇女解放运动在文学上的反映”梳理了国外小说和戏剧界的诸多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包含从易卜生的娜拉，到萧伯纳《华伦夫人》中的薇薇等反映妇女要求经济解放和性解放的正面形象，也谈到屠格涅夫、左拉、莫泊桑、托尔斯泰、哈代等作家笔下“优柔、顺从”的非“新型妇女”的形象。新女性应该“是立足在职业工作的场所，经过社会人群中长久的锻炼，境遇的颠沛并不能使她嗟怨，命运的嘲弄更不能使她屈服。她有着四种基本的特质：能动、反抗、果敢、决断”。[12]金仲华虽然谈的是外国文学的女性形象，但是仍把她们“镶嵌”在社会变革之中，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文学批评。不过考虑到中国近代沉重的社会改革与民族救亡主题，对外国文学的分析侧重其社会功用并不难理解。正如林树明分析所说：“五四一代学人更多将性别问题与社会政治改革及两性生活实际情景联系起来，即使谈到文学，也主要是将其作为反映‘人的’生活的镜子来看待，并未深入探讨文学中的性别问题。”[1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到1950年代中期，左右中国文艺批评话语的是俄苏学者僵化的社会学批判，这一时期的外国文学研究，对经典女性形象的解读，虽然可能注意到女性的社会性别问题，但常常会迅速滑向阶级斗争与社会分析的套路。例如1958年北京大学师生集体对《简·爱》的讨论批判：“《简·爱》这部作品，由于它提出了妇女要求平等的激进思想，我们应该加以重视”，但是“作者只不过提出了妇女问题，她没有认识到妇女问题的实现，没有认识到妇女问题与整个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在联系，更没有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这种局限性，是由于作者的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她生活在狭小的家庭圈子里，远离当时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与广大的社会生活相脱节，因而她不可能正确地认识这个广泛的社会问题，更谈不上真正地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14]“文革”期间，“两突出”、“三结合”等思想指导下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已经失去相当活力，虽然很多翻译与评论以“内参”的方式发表，但基本谈不上有效的女性主义视角。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界没有明确形成规模，也缺乏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中国的女性主义语境仍然常常与社会改革和政治运动连接在一起，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在“男女都一样”、“铁娘子”、“半边天”的口号声中，看似追求的男女平等，事实上隐含着“去女性”主义，拟男性主义的含义，是女性在与男性话语争竞的不甘之中，以女性口吻装点男性思维，解构“女性”的思路，应该区别于真正的女性主义主张。

二、勃发期（1980—1994年）

伴随着“文革”结束和新时期中国的文化热与译介大潮，女性主义理论与研究开始勃发。这一时期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外国文学研究有几个特点：

1.译介先行，译介内容不分先后

中国女性主义研究是从1980年代翻译介绍西方女性主义文学与批评开始的。1980年代虽然正与西方女性主义的第三次浪潮基本同时，但由于相当一段时间中国与西方的隔绝，理论译介的滞后，西方女性主义先后三次浪潮的经典之作一起涌入。而在八九十年代，“妇女问题的提出和尖锐表现，最早是在文学而不是在社会领域，无意中使得有关妇女的文学成为社会学讨论的导火索和先驱。”[15]

最早在中国介绍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是关注英美文学的朱虹。她于1981年在《世界文学》第4期上发表了《美国当前的“妇女文学”——〈美国女作家作品选〉》，介绍了美国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妇女文学”。1983年，她又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以该文作为序言的《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系统介绍了西方女权主义文学及理论。朱虹主要介绍了西方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的概况：1960年代后期美国女权运动再次勃兴的历史背景、现实表现以及这一运动对美国的历史学、思想史、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同时，朱虹还向国内的女性一起介绍了几个时期的经典之作：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间》、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贝蒂·弗里丹的《女性之谜》（即《女性的奥秘》）、杰梅茵·格里尔的《女太监》、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吉芭合著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凯特·米勒特的《性别政治》等一批著作，使中国学者对这些素未谋面的女权主义著作有了一个初步了解。朱虹是中国女性主义的首倡者，不仅让中国的女性第一次接触了前沿的理论，而且还用新的理论反思西方的创作以及一些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以此引导我国的研究者迈上了女性主义批评的道路。

在这之后，第二次浪潮的经典之作波伏娃的《第二性》直到1986年中译本才问世。书中对劳伦斯等五位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的分析，在方法论上影响到中国后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最初从女性形象批评入手的特点。1992年，作为第一部由国内学者编辑的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文集，张京媛主编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产生广泛影响。文集分“阅读与写作”和“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两个主题，介绍了19篇国外女性主义理论著作。文章基本上都是西方1980年代第三次浪潮以后发表的最新理论，其中的一些观点被国内的许多女性文学批评文章反复引用，大大推动了国内女性主义研究的步伐。此外，张京媛在该书的序言中提出将“女权”与“女性”相区别，认为“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反映了妇女争取解放运动的两个时期的学说。也正是从这开始，“女性主义”这个提法在大陆兴盛起来。张京媛认为，“女权主义”主要强调早期妇女运动中争取男女平权的斗争，而“女性主义”则立足“文化批判”的立场，注重“性别意识”及文化建构，是“后结构主义”的产物。她特别强调“性”也包含着“权”。因此，中国学界对Feminism的理解，从“女权主义”到“女性主义”的概念变化其实正是“女性主义”在中国，从政治领域向社会文化领域的延伸。

2.女性形象批评在相当长时间内是主流研究

虽然80年代的西方女性主义正经历着第三次浪潮的席卷，发展和丰富多样、跨界的女性主义文学研究，但同时期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基本还是以最初的女性形象批评为主的。

关于女性形象批评（Women Image Criticism）指的是在男性作家的作品中或在男性评论家评论女性作品时所运用的批评范畴中去寻找女性模式（stereotype），“它以从性别入手重新阅读和评论文本为主要方法，以将文学与读者个人生活联系为主要特点以批判传统文学，尤其是男性作家的作品中对女性的刻画以及男性评论家对女性作家的评论为主要内容，以揭示文学作品中女性居于从属地位的历史、社会文化根源为主要目的”。[16]女性形象批评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一种最早的批评形态，它是1960年代女权主义运动的直接产物。西方的“女性形象批评”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与凯特·米勒特《性政治》（Sexual Politics）为代表，这一阶段批评往往以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为例来阐释论者的某种女性主义观念，其批评思路多从观念出发，以文学来印证观念，可称之为“女性形象批评”的观念化批评阶段；第二阶段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女权主义的视角》（Images of womenin Fictions: Feminist Perspectives）和桑德拉·吉尔伯特与苏珊·吉芭合著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妇女作家与十九世纪的文学想像》为代表，注重在分析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的基础上得出女性主义的观点，与第一阶段相比更着重于从文学文本层面出发，因而可称之为“女性形象批评”的文学化批评阶段。

中国的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外国文学研究基本都处于女性形象的文学化批评阶段，鲜有观念化的研究。这与观念批评的学者需要深厚哲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素养有关，只要看看波伏娃与米勒特都对哲学、政治“情有独钟”便可明了。而中国的学者大多出身于文学领域，文学是其安身立命之所，也是批评的主题。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的女性主义视角基本局限于文本性的“形象研究”，它一方面缺乏西方女性主义深广的观念的力度，但另一方面也部分地避免了西方学者观念先行的弊病。

1988年和1989年，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和玛丽·伊格尔顿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的出版，评论界也开始出现了许多对女性形象的解读：黄梅《“阁楼上的疯女人”——“女人与小说”杂谈之三》、韩敏中《女权主义文评：〈疯女人〉与〈简爱〉》和康正果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述评》等文章都着重介绍了“女性形象批评”并将其引申到对欧美其他文化现象的批评中去。王逢振的《既非妖女，亦非天使——略论美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详细介绍了美国的“女性形象批评”并以海明威等人的作品为例，指出了美国文学中的“厌女症”现象。

3.这一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研究对象相对比较集中于西方文学传统中的经典形象和作家，对东方文学形象缺乏关注

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最青睐的形象非简·爱莫属。例如：《〈简·爱〉与妇女意识》（朱虹，《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5期）、《禁闭在“角色”里的“疯女人”》（朱虹，《外国文学评论》，1988年第1期）、《女性主义文评：〈疯女人〉与〈简·爱〉》（韩敏中，《外国文学研究》，1988年第1期）等文章，多从妇女解放思想和妇女独立意识、简·爱和疯女人伯莎形象的角度来分析《简·爱》：“简·爱不承认传统的妇女美德，不肯扮演女人的传统角色。……《简·爱》全书激荡着妇女对男性压迫者的愤怒抗议和要求男女平等的呼声。……《简·爱》表现妇女意识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看：揭露、控诉男性的压迫，与‘家里的天使’模式针锋相对，塑造作为强者的正面妇女形象”[17]，等等。然而运用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利器，开凿蕴含丰富的东方——亚非文学中女性形象的研究少之又少。

三、繁荣期（1995年至今）

世界妇女大会1995年在北京召开，乘着这股“东风”，妇女研究开始成为显学。与此相应，外国文学研究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趋繁荣。它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1.研究范畴涵盖东、西，研究视角更广阔，日渐与世界接轨但仍有差距

这一时期的研究克服了上一时期套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主要研究西方文学的弊病，开始用自觉的意识探讨东方文学的命题。如肖霞的文章《突围与建构：论日本现代女性文学的发展》从社会性别意识、女性主义和人本主义理念的角度，分析战后日本在宏大叙事、国家叙事等重大题材的淡化后，在消费文化背景下带有“个人化”写作特点的女性叙事如何影响到男性作家的写作。从女性史的角度看，作者认为这是日本现代女性文学一个突围与建构的过程。[18]此外，王春景的印度文学研究系列文章，如《现代印度妇女的哀歌——解读R.K．纳拉扬的小说〈黑房间〉》以印度英语作家R.K．纳拉扬的小说《黑房间》为核心，分析了作家早期的妇女观，认为此作对之后纳拉扬的女性题材创作具有重要意义。作品揭示了印度现代家庭妇女的悲剧命运，莎维德丽的反抗与失败暗示出传统力量的强大，“黑房间”是印度女性自我境遇的具象化。[19]中国的东方文学研究纳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野的时间虽然晚近，但一出现就呈现了较为成熟的面貌。(www.zuozong.com)

西方文学研究方面，本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即使仍然针对西方文学中的几个经典形象或作家：如简·爱，安娜或者奥斯丁，也有了突破。例如仍然是1980年代的“老话题”简·爱也有新说。在《试论〈简·爱〉中疯女人形象塑造的双重性与必然性》中，作者首先对美国女权主义者吉尔伯特和古芭的观点以及中国学者朱虹和方平的观点进行了否定，进而阐明自己的立场是“打开疯女人伯莎这个《简·爱》及夏洛蒂·勃朗特本人的黑匣子，人们获得了无数的新发现，伯莎主观上是埃热夫人的心理原型，客观上是个受迫害的妇女形象，而罗切斯特不过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20]。

此外，以我国对英国女性主义文坛耆宿伍尔夫的研究为例，虽然西方对伍尔夫女性主义研究于20世纪70年代兴起，我国的伍尔夫研究直至199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出现。西方议题热点包括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观，例如H．马德的《女性主义与艺术：伍尔夫研究》[21]和N．T．巴辛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与双性同体视象》[22]代表了当时的研究深度。中国的伍尔夫女性主义研究主要包括女性主义思想研究和女性主义小说批评两方面，如：童燕萍在《路在何方》（《外国文学评论》，1995年第2期）中解读《一间自己的房间》，概括伍尔夫关于女性现状、创作、阴阳合一心态等主要观点。林树明在《战争阴影下挣扎的弗·伍尔夫》（《外国文学评论》，1996年第3期）中，指出伍尔夫对男权主义的评判与她对战争的评判紧密相连。新世纪以后出版的两部基于博士论文的专著探讨了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思想：吴庆宏《伍尔夫与女权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和吕洪灵的《情感与理性：论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妇女写作观》（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虽然以上研究代表了这一阶段中国女性主义研究在外国文学作家批评上的题材开拓，但与西方相比，对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的研究仍然缺乏丰富的议题和深度的开掘。而且关于西方曾引热议的伍尔夫双性同体观，我国的研究则持基本的肯定态度，“结论大体指向和谐共存的主旨，体现独立的思维和理念”。而整体上，在对伍尔夫的女性主义研究上，“由于该批评视角本身包含着明确的预设假说，研究过程和观点受制于研究模式，对西方批评方法和理念的借鉴成分比较多。”[23]

除经典话题之外，这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已经开始涉及更广的研究对象：如多丽丝·莱辛、众多的黑人女作家、亚裔美国文学女作家群以及其他或经典或新晋的作家研究上，同时也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进行了梳理。但对理论的辨析、争议缺乏思考、回应。例如，西方流行的生态女性主义研究在中国也出现回响，但对国外学者黛微恩提出的“生态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吗？”（Is Ecofeminism Feminism？）的质疑只有译介，并无回应。黛微恩认为毫无批判地赞美女性气质（the feminnine）并不符合女性主义的主张，女性主义者应该批判性别角色扮演，若以赞扬女性特质的观点来联结生态学的观点，只能称为“生态女性”（ecofeminine）。虽然我国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不少，但对西方诸多的争论，中国的学术界还缺乏理论建构和对话的自信。

2.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在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界获得制度化保证，学科化明显

这主要表现在大学中设立相关研究所、召开学术会议、开设课程、教材编写、人才培养、丛书出版等多方面。北京世界妇女大会之后，性别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一些高校先后在本科教学、硕士与博士研究生培养中开设了女性文学研究、女性主义批评课程或研究方向。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外国文学研究人才培养的阵地主要分布在中文系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文艺学学科、以及大学的外语学院各语种文学研究领域。由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各省部级项目的带动，以及学位论文支撑的研究类或译介丛书纷纷出版。教育部推荐的教材也引进了与女性主义批评有关的内容，《女性文学教程》成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规划教材。这些都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开花结果提供了资金及制度化保证。

3.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流派纷呈，其中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方兴未艾前景广阔[24]

进入新世纪以来，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基本上都有了介绍与实践，如后殖民女性主义、女性主义叙事学、女性主义心理学、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等等。但是由于中国有着与西方迥然不同的特殊的历史语境和国情、缺乏西方的全面后现代境况。与那些密切结合西方形而上学传统、逻各斯中心主义等的后殖民研究、翻译研究相比，笔者认为，长远看来，由于全球性的环境危机，生态女性主义在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生命力将更长久。

“生态女性主义”作为完整的术语，最早出现在1996年关春玲的《西方生态女权主义研究综述》一文中。该文是国内第一篇生态女性主义综述性质的论文，作者简要地介绍了其定义，把生态女性主义作了三个流派的划分。这之后，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伴随着生态批评的“东风”开始为“女性主义批评”开疆拓土。21世纪以后，中国学术界在译介、梳理、消化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同时，开始进入批评实践。2004年《外国文学评论》第3期的“当代外国文学”栏目发表了左金梅女士的论文，该文解析了美国当代女小说家珍妮·斯梅蕾（Jane Smiley）的杰作《千亩农庄》（A Thousand Acres）的生态女权主义思想。四川外国语学院的严启刚教授、南开大学的杨海燕女士则看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生态女性主义者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男性文化霸权对女性的统治的一致性，指出其共同的批判宗旨是“呼吁人类要共织生命之网，建立一个与自然相互依存的世界”。[25]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张峰博士在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视角下解读了约翰·福尔斯的经典小说《收藏家》（The Collector），重新阐释并赋予小说新的意义和价值。谢鹏也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对劳伦斯有争议的作品《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进行了个案分析。从2000年开始截止到2013年8月，中国学术期刊CNKI检索关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世界文学”学科的论文716篇，有方兴未艾之势。可以预计，未来的中国学界，结合自身愈演愈烈的环境恶化，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领域前景将更为广阔。

总之，女性主义视角下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在经历了漫长的孕育之后，经过1980年代之后的勃发期，现在仍处在繁荣之中，成为了一门显学。可以预期，女性主义为各个领域所带来变革，将继续为外国文学研究注入活力。

注解：

[1]　Feminism在新文化运动中传入中国，译作“女子主义”、“女权主义”、“男女平权主义”、“女性主义”等不一而足。总体而言，1990年代以前“女权主义”的用法占主导地位，约与1933年李鼎声编撰的《现代语辞典》收录“女权”、“女权主义”有关（参见〔日〕须藤瑞代：《近代中国的女权概念》，载王政、陈雁编：《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44页）。进入1990年代以后，特别是1992年张京媛在其主编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辨析了“女性主义”、“女权主义”之后，“女性主义”的使用更为普遍了。本文除特别指出外，使用“女性主义”涵盖中国各个时期对Feminism的不同翻译。

[2]　郝岚，天津师范大学教授。

[3]　See Jonathan Culler, Literary Theor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28.

[4]　持此论者也可参见朱刚编著：《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6页。

[5]　K.K．Ruthven, Feminist Literary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22.

[6]　〔法〕西蒙娜·波伏娃：《第二性——女人》，桑竹影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序言一”第9页。

[7]　〔法〕安德烈·莫鲁瓦：《西蒙娜·德·波伏娃》，见李清安等选编：《西蒙娜·德·波伏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37页。

[8]　Roman Selden, Peter Widdowson, and Peter Brooker, 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4th ed. London: Prentice Hall, 1997, p. 134.

[9]　〔美〕伊莱恩·肖瓦尔特：《荒原中的女性主义批评》，转引自罗婷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

[10]　〔美〕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超越女作家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见马元曦、康宏锦主编：《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文化译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4页。

[11]　茅盾：《从〈娜拉〉说起》，见《茅盾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0页。

[12]　金仲华：《妇女问题的各个方面》，开明书店1934年版，第17页。

[13]　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8页。

[14]　北京大学师生：《论夏绿蒂·勃朗特的〈简·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4页。

[15]　李小江：《当代妇女文学中职业妇女问题》，载《文艺评论》，1987年第1期。

[16]　顾红曦:《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与“女性形象批评”》，载《外国文学研究》，1998年第4期，第69页。

[17]　朱虹：《〈简·爱〉与妇女意识》，载《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5期，第23页。

[18]　肖霞：《突围与建构：论日本现代女性文学的发展》，载《文史哲》，2010年第5期，第64页。

[19]　王春景：《现代印度妇女的哀歌——解读R.K.纳拉扬的小说〈黑房间〉》，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第107页。

[20]　陈晴：《试论〈简·爱〉中疯女人形象塑造的双重性与必然性》，载《江汉石油职工大学学刊》，1996年第4期，第43页。

[21]　H．Marder, Feminism and Art: A Study of Virginia Woolf.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22]　N．T．Bazin，Virginia Woolf and the Androgynous Vision.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73.

[23]　高奋：《新中国六十年伍尔夫小说研究之考察与分析》，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第88页。

[24]　本部分内容受益于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及其在中国的接受》（作者：谢鹏、指导教师：罗婷教授，2005年）一文。特此致谢。

[25]　严启刚、杨海燕：《〈启蒙的辩证法〉和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载《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第37—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