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研究：多维视野揭秘

刘建军　袁先来[1]

导言：马克思主义批评与文学社会学的发展

文学批评和阐释是关于文学发生、发展、嬗变的历史叙述，不同时代对历史采取的叙述视角是不同的。在中国文学批评界过去的60年里，对文学史观和批评方法产生巨大影响的无疑是社会学视角。什么是文学社会学？简单地说，文学社会学就是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研究文学活动的理论。如何认识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决定了如何阐释文学的本质。“文学社会学”要求将文学放在现实社会背景下进行研究、力图发现文学活动的运作规律。它不仅是文学理论的一种重要形态，也是一种方法论。借助它，我们可以认识并挖掘文学的本质。

就欧美文学批评领域而言，西方对文学与社会关系的思考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发展过程，即从封建社会解体后最初的商业资本主义到工业资本主义，再到晚期资本主义的这一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上溯至18世纪，西方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开始著书立说，这些学说从不同侧面触及了文学艺术与社会的关系这一问题。卢梭的《论科学和艺术》（1750年）认为现代社会的堕落和变态亦体现于艺术领域；席勒《审美教育书简》（1793年）则强调社会组织的“政治问题”必须依托于审美王国的“时代精神”；19世纪的斯达尔夫人《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1800年）和《论德意志与德意志风俗》（1810年）开创性地探索了宗教、习俗和法律与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此后，丹纳的种族、环境、时代学说，左拉的“实用社会学”创作，舍雷尔的《德国文学史》（1880—1883年）倡导以传承、学养、生活三种因素研究作家和艺术家的创作，创立实证主义社会学科的孔德和涂尔干也对后来的文学社会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后者在代表作《论自杀》（1897年）中阐明政治冲突、哲学派别、文学思潮以及作品、自杀等社会现象都有其集体的起因，因而，只有从社会的角度才能给予恰当的解释。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后，欧美文学界对文学与社会关系的态度出现分野。一方面，新兴起的结构主义、新批评等流派强调文本的自足语境，突显了文学的“自主性”和“自律性”观念，具有反社会学视角的倾向；另一方面，其他的理论流派却致力于将一些新的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或融合，或背离。法国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让一保罗·萨特1948年写了《什么是文学？》一书，明确提出什么是写作，为什么要写作和为谁写作的问题，提出作家要干预生活，文学是“介入”的写作。1950年代影响最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吕西安·戈尔德曼（1913—1970年）的发生学结构主义理论，把作品的意义结构与涉及更广的社会集团的集体意识结构之间的关系视为同源关系，试图在对社会文化现象做高度概括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解决文艺同社会的根本关系问题。到了1960年代，鉴于阿多诺（Adorno）、卢卡契，尤其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教条化倾向，法兰克福学派对“苏联模式”文论进行了批判，马尔库塞的《审美之维》的副标题即是“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批判性考察”。在《审美之维》中，马尔库塞提出，“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相反，我相信艺术的政治潜能在于艺术本身，即在审美形式本身。此外，我还认为，艺术通过其审美的形式，在现存的社会关系中，主要是自律的。”[2]他指出苏联马克思主义批评都是由“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概念推衍出来的，过于强调物质力量的现实存在，低估了整个主体领域。马尔库塞甚至偏激地认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即使在其著名的代表人物那里，都同样低估了主体性，因此，都倾向于把现实主义当成进步艺术的领域，而把浪漫主义贬为纯粹反动的流派，鄙视为‘腐朽的’艺术。”[3]在艺术与政治的关系上，马尔库塞认为“艺术的政治潜能仅仅存在于它自身的审美之维。艺术同实践的关系毋庸置疑是间接的、存在中介以及充满曲折的。艺术作品的直接的政治性越强，就越会弱化自身的异在力量，越会迷失根本性的、超越的变革目标”[4]。法国学者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1958年）和德国学者菲根的《文学社会学的主要方向及其方法》（1964年）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反对用文学内容来印证社会问题。埃斯卡皮着重根据社会和经济的进程来探讨文学的社会功能，强调文学社会学应该采取价值中立的立场，不是深究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而是探讨“文学事实”，亦即研究“社会中”的文学，而不是研究“文学中”的社会。197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研究、后殖民研究、新历史主义研究的兴起，欧美的“文学社会学批评”得以再次兴起，一些理论家也开始反思文学社会学的根基及其内涵。1970年代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影响日益强大，使得一些文艺社会学家的理论不同程度地涂上了马克思主义的色彩。卡尔·曼海姆（KarlMannlieim）创立了“知识社会学”，齐马在《本文社会学》（1980年）、《小说的双重性：普鲁斯特、卡夫卡、穆齐尔》（1980年）、《小说的无差异性：萨特、莫拉维亚、加缪》（1982年）和《社会学批评概论》（1985年）等著作中，提出并逐步完善了文学社会学的理论。

可以说，文学社会学在西方文学研究中是一门显学，流派众多，其中各流派与“马克思主义文学观”，“马克思主义文学社会学”之间的影响、交流和碰撞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就国内而言，我们所说的社会学批评，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较长一段时期内隶属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批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批评于30年代开始活跃在苏联和东欧各国，逐渐影响到中国的文学批评，尤其是到了40年代，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志，马克思主义文学观在文学理论、中外文学批评、文学史史观等方面占据主导地位，形成了那个时期文学社会学批评的“中国特色”。限于篇幅，本文侧重于谈谈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社会学批评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影响和变迁。

就中国的学术界和文坛而言，社会学批评是中国六十年来文学研究中的显学，这一批评在与“马克思主义文学观”，“马克思主义文学社会学”相互浸透、相互影响、相互吸收与排斥中，各种观点层出不穷，异彩纷呈，蔚为大观。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社会学批评历经了三个历史发展阶段：一是新中国成立至“文革”期间的强化期，在当时阶级斗争为纲的背景下，借助社会学批评的方法，老一辈学者灵活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观点”，对外国当代进步文学进行了介绍和评价，对文学作品中体现的社会发展规律进行了探索研究，促使中国人了解了国外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了解了外国人民为争取光明和自由所进行的英勇斗争，在广大读者中起到了积极的教育作用。二是改革开放至90年代初的反思期。这一时期清算了庸俗社会学的不良影响，反思了政治批判的标准，发起了“人道主义”与“现代派”的论争，将批评从外部社会价值观批判转向对现代化背景下人的内在情感世界的探索，同时深化了对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的讨论。三是90年代中后期至今的平衡期，社会学的内涵扩展到文化视野，社会学批评的单一性、封闭性被打破，女性主义、种族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多样性的话语实践所具有明显的“政治旨趣”，也进入到了社会学批评领域。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60年间的中国的社会学批评是在理解消化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曲折道路上，结合中国发展实际，在与西方各种新兴流派相互比较、碰撞、借鉴和扬弃的过程中发展壮大的。

一、中国社会学批评的强化时期

这一阶段主要是指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文革”期间（1949—1978年），因中国特殊的历史语境，在当时的政策与苏联文学批评界的影响下，中国的文学社会学走上了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按今天的眼光重新审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理论，为建立科学的文学社会学思想体系奠定了基础。而且，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学的评论，也是从文学艺术自身规律出发，经得起历史的或现实的社会生活实践、文学实践的检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并没将文学视为政治、社会的附庸。例如，恩格斯曾这样评价巴尔扎克：“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展现了“上升的资产阶级”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这一贵族社会”“尽力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的标准”，却不可避免地“腐化”并“逐渐灭亡”。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是“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他看到了……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5]这里，恩格斯将社会学批评的“历史的观点”和“美学的观点”统一在一起，既印证了马克思《资本论》中社会发展阶段的观点，又从美学的角度阐明了文学问题。然而，我们由于受到当时政治因素的影响，在外国文学研究中走入了庸俗文艺社会学的泥潭。我们片面地将马克思将社会关系的理解简单地归结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冲突又表现为阶级斗争或阶级利益的冲突。于是，以此为依据，便认为必须将文学这一精神文化现象还原到这种斗争关系中才能够理解它。在这种机械粗暴的对文学的阐释中，我们从主观意志和政治需要出发去厘定外国作品的价值，用政治、政策条文的标准来衡量文学现象的意义。除此之外，必须指出的是，苏联阵营的文学批评理论和批评范式对中国的庸俗文学社会学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20年代苏联庸俗社会学的代表之一弗里契声言：“经济—阶级—阶级心理—艺术，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艺术一元论”；艺术是“经济进化的标志”，“艺术作品是用艺术形象的语言翻译的社会经济生活”，艺术同法律、科学、道德、宗教、哲学一样，都是为了“表达社会的经济内容和阶级内容”而存的。[6]不仅保尔·拉法格（1842—1911年）粗暴地对待资产阶级作家的创作倾向，卢卡契在批评文章中也将一切现代派文学贴上颓废文学的标签，这些都对中国的文学社会学批评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最初的30年，虽然我国的外国文学学者已经敏锐地认识到苏联社会学批评的不足，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处理成一种僵化的一对一的关系。社会学批评被框限在机械反映论的认知模式中。杨周翰、吴达元和赵萝蕤三位教授主编的《欧洲文学史》就反映了这种矛盾。《欧洲文学史》上下卷分别于1964年和1979年问世，这部文学史书代表了当时我国学者对欧洲文学的认识和研究水平。这部教材从社会学视角进行文学批评，并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引入其中，反映了老一代学者世界观改造的新的进步。但不可否认的是，这部文学史也仍然过度地强调了历史背景与作家、作品之间的关系，如在讨论狄更斯、萨克雷等人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时，特别强调“他们大都经历过宪章运动或受到这一运动的影响”。[7]这种历史叙事明显夸大了工人运动的作用，没有对文学与当时社会历史的各种具体的细节和中介环节作更细致入微的分析，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批评的“历史的观点”的真正贯彻。该书对浪漫主义进行了“政治”性解读，将其分为所谓的“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认为积极浪漫主义作品“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强烈要求摆脱封建束缚，追求个性解放；这种激情往往体现在他们描写的大自然中”[8]，而“消极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因其“颂扬统治阶级的国内外反动政策”的政治立场，不予讨论，这样，从效果上看，文学的价值高低就完全取决于它是否反映了社会现实、是否选择了正确的政治道路，而对作品的审美性判断被搁置在一边了。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介入，使这部开拓性的著作仍然留有机械理解的遗憾。

如何公允地看待这一时期的外国文学研究中的社会学批评呢？应该注意到，在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刚刚完成社会革命的新中国，必然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巩固和发展革命成果。从现实情况来看，对于文学创作、翻译和评论而言，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听从号召，联系实际、面向群众，为无产阶级政治建设服务。由于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太紧，以至于在这样的政治局面下，我们在外国文学的研究中，不由自主地就将阶级分析、政治批判当成了判断作品优劣的唯一手段和标准，并且，将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和评论视为思想教育的手段，从而导致分析和评价作品时主题先行，过多注重作品的时代背景、注重意识形态上的革命与否、注重作品的思想教化功能。典型的例子就是：认为《战争与和平》宣扬不抵抗主义，而《威尼斯商人》则是攻击犹太人。这类分析有意无意间让文学作品充当了当时政治思想的载体，剥夺了文学本身的本质属性。应该说，恰恰是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改造西方的社会学批评理论的时候，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理解的机械化和教条化，致使我们要建设的更科学的社会学理论，反而成了庸俗社会学批评。这种批评方式的僵化和视野的狭窄，必然导致对外国文学作品理解的片面，比如，我们的文学批评界曾无法容忍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人道主义和有神论思想，以政治尺度衡量作家作品。“文革”期间，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采用鲜明的阶级分析方法，对作家个人政治定性：世界观是矛盾的，流放前相信革命，流放后皈依宗教，宣扬忍耐，是反动的。运用唯一的社会学批评标准，表现在作品评价上，只肯定《穷人》和《死屋手记》，对《罪与罚》、《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卡拉玛佐夫兄弟》等提出批判地吸收其中一部分，即对俄国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对穷人的悲惨处境的刻画，对资产阶级及金钱关系的揭露等。……用作品直接图解历史，认为《群魔》是最反动的作品，歪曲革命家形象，污蔑革命斗争。否定陀氏的病态描写，白痴式主人公、分裂的人格等等。最彻底批判的是他为社会寻求出路开出的宗教药方，要人们驯服忍从。[9]这种做法走向极端时，甚至对19世纪及以后作品进行全盘否定。

当然，如前所言，也要注意到，在长期的批评实践中，一些大翻译家、评论家以过人的胆识和高超的理论造诣，本着“为革命服务，为创作服务”的宗旨，在重点介绍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的同时，还对英、美、法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给予了应有的重视。在那样的情况，这种工作尤其难能可贵，因为当时的欧美文学更多是被当成资产阶级的大毒草，“供批判用”引进的。一方面，外国文学研究者灵活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观点”，为中国的外国文学的社会学研究做了奠基性的工作。他们对外国当代进步文学的介绍和评价，使中国人从中了解到国外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了解外国人民为争取光明和自由所进行的英勇斗争，唤醒了中国民众，投入到和平运动和反帝斗争中，推动一批又一批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当时的有些外国文学研究者所做的一些评论在今天看来都是较为公允和全面的，有真知灼见的，甚至在今天的教材中仍然得以沿用，如陆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文中，就客观地评价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19世纪后半期俄罗斯生活和社会矛盾的艺术概括，对人物内心生活的深刻分析，语言的表现力等又都和现实主义的，人道主义的俄罗斯文学传统不可分割地联系着，因而也就是对于人类文化宝库的光辉贡献”[10]，李赋宁在《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中认为，“《皆大欢喜》在莎士比亚的创作道路上占有重要地位，它可以帮助说明由于社会矛盾的加深，由于莎士比亚世界观的深刻化和成熟化，莎士比亚的创作作逐渐由喜剧时期过渡到悲剧时期；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世界观表现出这样的转变：从对族长式的牧歌社会抱着幻想进入到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英国社会关系加以深刻分析和严厉批判。”[11]前辈们建立起来的作品、作家与时代、社会、思想传记，文学的社会作用，教育意义三大模块得以在后来的教材系统中长期沿用，摆脱了外国文学研究“欧洲中心”论现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研究者比较全面地揭示了19世纪日益得势的资产阶级与贵族之间的矛盾以及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民主自由的虚伪、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冷酷关系和资产阶级的伪善面目；指出了在充满罪恶的社会中，作者无力解决社会矛盾时，不得不诉诸改良主义的无奈；分析了作者对人生与社会持悲观态度、颓废情绪的原因。最后，前辈们在译介外国经典文学的同时，还注意引进和介绍与文学社会学批评密切相关的西方文艺理论和进步文艺论著，如《安诺德文学评论选集》、福克斯的《小说与人民》、林赛的《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法斯特的《文学与现实》，还有《托·史·艾略特论文选》等现代派文艺论著。经中国老一辈外国文学学者的苦心经营，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现代化演进进程，这是老一代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社会学批评的历史贡献。

二、社会学批评的反思期

这一阶段主要是指改革开放至1990年代初（1978—1992年）。整个1980年代的文学观念主要集中在文学的社会性问题上，要求文学挣脱庸俗政治论的束缚，摆脱从属于社会学的地位，获得独立品格。文学理论和批评不仅清算庸俗社会学和政治批判，还将对文学的特质的重视重新提到日程上来。1978年外国文学评论家，翻译家叶水夫先生发表了《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努力做好外国文学工作》。文中指出：“四人帮”在外国文学上的这种排外主义与虚无主义，是直接对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吸收外国优秀文学遗产的教导的，是直接对抗毛主席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的”。[12]1979年《上海文学》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这类文学评论成为文艺界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先声。在文艺理论界，童庆炳先生在1983年发表的《文学与审美》一文中提出“只有在文学理论的各个问题上深深引进‘审美’的观念，我们的文学理论才可能打开新的局面”。[13]次年童庆炳在自编教材《文学概论》中明确提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及“审美是文学的特质”等新见解。

1985年曾经被誉为我国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年。国内文艺界先后在北京、厦门、扬州、武汉等地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中心议题就是讨论文学研究方法论更新，这股热潮从1985年持续到1987年。1987年，钱中文先生主张“必须建立我国科学的文学社会学”。在“方法论热”的推动下，前辈学者翻译和引介了一批国外的文学社会学成果，如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阿诺德·豪泽尔的《艺术社会学》，阿尔方斯·西尔伯曼的《文学社会学引论》，戈德曼的《文学社会学方法论》等，另外，还引进了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和法国波尔多“文学和大众艺术技术研究所”等国际著名的文艺社会学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如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和社会，1780—1950年》、R.霍加特《文学的用途》与《文学和社会学》等重要的文艺社会学文献。这些文献在1990年代被翻译到国内，便立即在国内的学术研究中被参考并引用。国外文学社会学新成果有力地推动了国内文学社会学的研究。这一时期虽然接受美学、符号学、文学现象学、精神分析学、神话原型批评、新批评、符号学、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等现代批评方法涌入研究视野，但是从社会学批评视野反观，可以说，这些现代批评方法背离了传统社会学批评用僵化的“描摹”、机械的“反映”来体现文学作品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做法，但也可以理解为现代批评方法是从具体的文本细读、现代逻辑概念出发，重新构建了文学作品和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些关系可能是因果关系、从属关系、类似关系；可以说，研究方法的更新似乎使得文学的“自主性”和“自律性”观念占据优势。这些研究理论也大大拓宽了传统社会学批评的视野，既是对社会学批评的局限突破，又是对社会学批评的充分运用。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新时期特殊的语境下，“20世纪80年代社会环境有太多的矛盾关系，需要依赖意识形态来维系社会的整体和谐与共同目标，文学研究笼罩在一种理想化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之下，这种话语的特点是设置了一系列的二元对立：现代／传统，改革／反改革，左／右，现代化／反现代化，所以文学社会学的研究基本上还是政治的视角，根据政治的需要来进行研究，文学社会学也就成为革命事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14]

一个鲜明的标志就是，对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的引介和对现代派文学的重新审视，激发了席卷文学创作界和理论批评界的大讨论。这场讨论的始发阶段，其初衷是把注意力转向文学自身的审美规律，以辩证的态度对待西方现代派文学。在徐迟先生发表《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中，阐述了经济的“现代化”与文学的“现代派”的关系，提出把“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与具有“现代派思想感情的文学艺术”联系起来[15]，该文提倡新文学的崛起，颇具探索精神，但是，当时许多研究者认为经济的“现代化”与文学的“现代派”并不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文学的“现代化”也并不就等于“现代派”文学。[16]因此文的观点，在反精神污染运动中，徐老成为全国重点的“清污”对象。原本是学术意义上的讨论，仅仅因为太多的社会变革需求被寄托在“现代派”这个当时并不明确的概念上，便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批评的歧义和混乱。於可训先生曾客观地评价这场风波，“关于‘现代化和现代派’的讨论，还基本上是在‘历史的观点’内提出问题，那么，上述两个问题的讨论，显然已经进入了‘美学的观点’的范畴。虽然它还不是一种严整的基础理论，但它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评中本来就十分有限的‘美学的观点’，无疑是一种极为重要的补充和启示。”[17]

随着各种国外文学作品与思想的传入和理论界关于审美问题的热烈争论，人们开始反思把文学仅仅视为从属于政治的意识形态的观点，在对过去的政治社会学批评定势进行重新梳理基础上，重新审视文学社会学。叶水夫在1987年《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外国文学工作》一文中指出，当前外国文学研究中，“首先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文学是上层建筑，政治也是上层建筑，文学虽然不能脱离政治，但却有它相对的独立性，而且也能对政治产生影响。……更成问题的是我们对政治还有片面的、狭隘的理解，即什么样的政治产生什么样的文学。……这完全违反了列宁的每个民族文化里都具有进步与反动两种文化的学说。而且，文学的发展，也并不总是与社会一般发展相适应的。”[18]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召开“青年学者外国文学理论研讨会”，会议指出，“走出困境，势必重新界定文学理论。微观、宏观是两个值得探索的出路。我们的困境与过去对文学理论的界定关系极大。是什么？现在我们可以说它既不等同于政治理论，也决不属于政治思想，其基本内容就是语言结构、词语的音、形、义、句、段等等内部构成的客观规律，其余的一切都不能称之为文学理论。”[19]尽管1980年代有太多的争论和纠葛，但是从文学创作、翻译和批评角度来看，时代的整体倾向就是由外部社会价值观批判转向对人的情感世界的诉求，促使批评视角转向现代化背景下的思想感情。反映人生，表现时代，既融入心理意识，又折射外部世界的社会现实，是这一时期批评的特点。夏仲翼先生在1988年发表的《文学性的演变标志着文学走向》一文的观念颇具代表性：“其实，过分地强调‘摹仿’和‘理念’的对立也许只是研究思想现象时的形而上学的权宜，非此不足以说明两种倾向的本质。……文学性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文学性发展到现在已经是一个有庞大组成要素的集合体，每个时代几乎都为它添加过某种新的质。我们通常说文学是人学，文学要描写人。”[20]

但是，重新反思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不等于彻底地否定文学的意识形态性，1990年吴元迈先生的《文艺与意识形态》一文可谓是对新时期头十余年文学与社会形态的认识的结论性总结。文中认为将文艺直接归属于经济基础或经济因素，把文艺这种“更高的”意识形态简单化、直线化，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以“马克思主义权威”自居的庸俗社会学。吴先生认为“文艺确定为意识形态之一，这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文艺理论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性发现”。[21]但是，马克思坚决反对把文艺同经济基础或经济因素直接挂钩。恩格斯关于文学艺术的中介性质，即它们属于“更高的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或“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的提法，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22]在具体研究上，也开始重新校正过去对意识形态的机械理解，如在1981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根据新文艺版修订并重印的《卡斯特桥市长》的《内容提要》和《译后记》中写道，“托玛斯·哈代（1840—1928年）是19世纪末英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作品大都描写乡村风貌，反映资本主义渗透下乡镇人民的悲惨命运，揭露资产阶级道德和宗教观念的虚伪本质。作品描写的是19世纪初叶，资本主义在英国发展，并向农村渗透时期，发生在英国一个乡村市镇上的一出悲剧……作者通过这一悲剧的描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给劳动人民带来的苦难，谴责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23]1989年郭树文先生撰文指出，在19世纪新兴的资本主义，处于取代封建主义的上升时期，是新兴的合理制度，给社会带来进步，“其时的资产阶级道德和宗教观念，正以消除和亵渎传统旧观念而显示其强大新质，而不是虚伪无力”[24]；而《译后记》将社会中新与旧的冲突只归结为这两个阶级的矛盾，过于简单，忽视了旧制度、旧关系和旧观念与发展中的新社会制度、新社会关系和新观念的矛盾冲突。可以说，只有充分认识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和变革时期的复杂性，并对这种复杂性作出客观的分析与判断，才是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现。

朱维之先生主编的《外国文学史》（欧美卷）于1985年出版，现已出到第三版，2004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其间几经修订，不断更新观念，充实内容，是这一时期较为经典的教材。朱先生的这部《外国文学史》（欧美卷）在结构安排上十分明晰：古代文学、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17世纪文学、18世纪文学、19世纪初期文学、19世纪中期文学、19世纪后期文学、20世纪前期文学。在这个大的时间框架下，对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作家进行介绍评论。在这部文学史著作中，对欧美文学的每一个历史分期都有一篇关于这一时段的文学发展的情况概述。概述部分，简要介绍了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状况、思想意识、文艺思潮，但这种介绍不是决定论式的。作者并不着意建立历史语境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而是通过记录某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情况，描述了意识形态与文学发生的可能性关系。比如，在概述17世纪文学的时候，作者下结论说：法国古典主义是君主专制制度的产物，并用论据说明了这一观点。法国专制王权要求文学语言规范化，文学样式程式化、亨利四世时代的诗人马来伯提出诗歌要为王权服务，法国政府则通过设立奖金，笼络文人为王权服务。在这种叙述中，告诉我们的是统治集团利用手中的权力控制文学话语权的举措，这种举措最终要加入到文学发展的语境中，而不是成为文学发展的决定性前提。此外，此部文学史注意借用传记性材料，借用来自于批评家的非政治性评论来介绍具体作家和作品，将文学史的叙事从庸俗社会学的樊篱中拯救出来，回归到现实的地面。这样书写文学史的思路向我们传达了一条信息：那就是文学史不再是卡在决定论棋盘上不能挪动的棋子，不再是政治阴影笼罩下的一潭死水，而是可以发展为一种基于材料占有基础上的敞开型的历史叙事。

三、社会学批评的平衡期

这一历史阶段主要是指1990年代以来（1992年）至今。在1990年代我国市场经济全面确立、全球化思潮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文学社会学走过了1980年代中期的介绍与酝酿区间，经过了人道主义和现代主义思潮讨论中“政治性”论辩的浸润时段，走过了从文明冲突、文化反思和文化嬗变等颇带“中性”色彩的文化研究角度来扩展内涵的发展时期，进入了探索文学在社会文化历史发展中的意义阶段。

文化研究在东西方的学术语境中的理解存在歧义。一般意义而言，它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探讨资本主义文化中文学与社会关系的各种流派的集合，内容涉及大众文化、传播机制、文化机构、文化消费、权力话语、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政治阐释学等，观察文学与社会的视角更为广阔，诸如法国夏蒂埃（Roger Chartier）书籍史研究突破过去作者、文本、读者之间封闭循环，扩展到“编辑、出版人、书商、船运商、书贩、注释者，等等”；以色列帕露许（Iris Parush）等人拓展了读者反应批评的新领域，开创阅读群体之社会性别、读书俱乐部的研究；“澳大利亚莫瑞（Simone Murray）、美国安德鲁（Dudley Andrew）等人关于文学与电影改编之关系的新探讨，细致地拓宽了文学社会学的各个领域”。[25]1990年代以来，王宁、盛宁、郑敏、王逢振、王岳川、张京媛、陈晓明等一批学者致力于国外新历史主义、后殖民理论、女权主义等文化理论的介绍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知识分子图书馆”、“传播与文化译丛”，商务印书馆的“现代性研究译丛”、“文化和传播译丛”，中央编译出版社的“大众文化研究译丛”，南京大学“当代学术棱镜译丛”等系列译著的出版，都极大地推动了文化研究的发展。

文化批评的兴起在李赋宁教授任总主编的三卷本《欧洲文学史》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该书对中世纪文学进行了客观的评价，消除了贬低中世纪文学的偏见，不再简单武断地把基督教定位于“精神统治工具”，指责其“从精神上麻痹人民”并对其进行否定，而是认同了基督教文化对于西方文学的意义。新编《欧洲文学史》克服了单一价值判断的偏颇态度，对中世纪复杂面貌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清晰地揭示了中世纪思想的三大“古典源泉”，同时肯定其对西欧文化发展的进步意义。与过去将德国浪漫派视为颓废、消极不同，新编《欧洲文学史》认为其“将狂飙突进运动所崇尚的情感更推前一步，将文学的创作看成是个体心灵的表现，从而使作品融合作家的个性，并打破了只把创作主体看成是模仿和反映客观世界的工具这一僵死的传统观念，最终使文学的立足点由客观转向了主观”。[26]在评价作品时，完全突破传统社会学批评的单一性倾向，“它营造了自我、欲望、理想与社会网络、时代变迁、主导性意识形成之间的张力，最终则取得某种调和，允许在基本的社会框架内有一定程度的自我实现。”[27]在对《简爱》的解读中，充分吸收了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成果，“书中的伯莎·梅森的形象尤其引起关注，关在楼顶的疯女人和小简爱被关在红房间几乎致疯的情节被看成同一母题的回旋重复与强化，伯莎的纵火倾向和折磨着简的内心怒火也有同一指向，故可将伯莎看成简的性格中为社会所不容的一个侧面，而简的人生之旅必须‘直面’这一隐秘的自我，才能达到身心体魄的健康。”[28]在论述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时，编撰者回顾了拜伦、雪莱与“湖畔派”等诗人在过去两个世纪中世人评价的历史轨迹，揭示了不同文化背景和历史氛围对“期待视野”的影响，显示出接受美学的介入。再如对康拉德的评价：“虽然他的小说中有不少人物仍带有传统人道主义的思想痕迹，但总体来说，康拉德的作品在不同程度上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反映出欧洲中心主义情结。”[29]这种评论显然运用了是后殖民主义的文学理论话语。

当代文学社会学批评虽然采用女性主义、种族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多样性的话语实践，但是，总体而言，文化研究本身都有一种或明或暗的“政治旨趣”，尤其是福柯的《话语的秩序》、哈贝尔斯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伊格尔顿的《美学意识形态》、杰姆逊的《政治无意识》、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等一系列涉理论著作的问世，标志着文化政治理论的兴盛发达。这种情形使种种当代话语实践批评倒向政治旨趣，从而使文化研究具有明显的批判性介入特征。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强调，政治阐释具有优越性，“它不把政治视角当作某种补充方法，不将其作为当下流行的其他阐释方法——精神分析或神话批评的、文体的、伦理的、结构的方法——的选择性辅助，而是作为一切阅读和一切阐释的绝对视域。”他还将这一道理推广到其他所有社会文本：“一切事物都是社会的和历史的，事实上，一切事物‘说到底’都是政治的。”[30]布鲁姆对此深感忧虑，“在现今世界上的大学里，文学教学已被政治化了：我们不再有大学，只有政治正确的庙堂。文学批评如今已被‘文化批评’所取代，这是一种由伪马克思主义、伪女性主义以及各种法国／海德格尔式的时髦东西所组成的奇观。西方经典已被各种诸如此类的十字军运动所代替，如后殖民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族裔研究，以及各种关于性倾向的奇谈怪论。”[31]也就是说，就文化批评本质而言，“解构”瓦解了文学与其他文类的界限，等于重新否定了文学的自足性和审美性，使得社会学批评再次彻底政治化，只是其体系和话语更为复杂。

这种文学批评的走向令人堪忧。盛宁先生对国内的学术跟风现象评价说：“人家搞女权主义／女性主义，我们也搞女权主义／女性主义，人家搞非裔美国文学，我们也搞非裔美国文学，像托妮·莫里森或艾丽丝·沃克这样的作家，既是黑人，又是女性，于是就愈加左右逢源，一下子红遍了天……对于重要的经典作家的研究也不是没有，然而研究的视角却基本上都是政治性的，看重的是作品告诉了我们什么……读康拉德，从他书中去抠对待殖民主义的态度；读福克纳，读的是美国南方在对待农奴、黑人、妇女等问题上的态度；读亨利·詹姆斯，读他对待古老的欧洲与美洲新大陆两种不同文化的态度，读他对于笔下女性的态度，甚至他的一些极为次要的短篇小说中的儿童形象，也硬要把他们阐释成由其父母所代表的男女两性性别冲突的牺牲品。”[32]如何将文学社会学批评或文化批评从浓重的社会政治化倾向中解放出来，是当前外国文学研究亟须反思的问题。

2012年11月8日，吴元迈先生在《文艺报》发表了长篇访谈，我们可以把这篇文章看成是对当前我国文学社会学批评的一次总结。在这篇文章中，吴元迈先生指出：多年来我国文学界和批评界跟着西方文论跑，搞得我们自己把“文学是什么”和“文学批评是什么”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忘掉了。吴先生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力，用简短的文字为我们勾画了各种现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弊端。当代的西方文论，似乎“不再同文学创作发生关系，而且还力图使文学批评与文学批评的对象、文学研究和文学研究的对象平起平坐、平分秋色，使之成为一种理论与理论之间的对话，而不是它们同对象之间的对话。于是，它们热衷和关注的，是文学领域之外的其他各种理论。结果便导致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和文学研究的‘入侵者’纷至沓来，例如有来自自然科学领域的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和模式论等；有来自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符号学、人类学、弗洛伊德主义、原型学、集体无意识、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等等。其实，这些批评理论当中有好多并不是为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所设，如女性主义等”。同样，他也指出：“那种把文学理论搞成各种意识形态大拼盘或大杂烩的做法，实质上既否定了文学理论的相对独立性，也否定了它自身的本性和特点，这是文学理论的非文学理论化。”“应该清醒地看到，20世纪以来的外国文学，除其成就和奉献以外，存在的问题多多。拿文学创作流派和理论批评学派来说，其最主要的问题无不集中在如何对待一系列核心命题上，诸如客体与主体之关系、文本间性与主体间性之关系、存在与意识之关系、内容与形式之关系、生活与艺术之关系、语言与历史之关系、外部研究（外部规律）与内部研究（内部规律）之关系、时代性与文学性之关系等。这些核心命题或二项对立的关系，构成了或哲学或美学或文学或艺术的基石，而如何科学地对待它们，则成了文学领域的一块永恒试金石。然而很遗憾，恰恰是在这些核心命题或二项对立关系上，20世纪以来的文学及其理论批评几乎都出了问题和毛病，不是把前者就是把后者片面化绝对化，而最终殊途同归，都未能看到两者之间的桥梁中介及其辩证统一的关系。也就是说，它们总是从一种片面走向另一种片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虽然它们对某一点或某个方面的阐述不无合理的内核和有益的成分，但从总体看，它们没有走向全面和真理，最终成了一朵不结果实的花。”在不同文化和文学的关系上，吴先生也指出：“必须从学理上讲明文化的相异性与文化的相同性的相互关系，把它们看成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同一枚银币那样，互为存在，不可分割。也就是说，两者都具有同样的意义与价值，不可偏废。”

可以说，直到今天，我们的文学社会学批评，才有了更为辩证的意识。

结论

思想舆论环境的变化、国外批评理论的引进以及一代代学者的艰苦探索，为新中国60年的社会学批评发展创造了条件。总体来看，经验与教训包括几个方面：一是要不断审视“社会”和文学的内涵与外延，拓展文学和社会生产的多维性和复杂性，差异、冲突与争辩才是调整新知识秩序的源泉。过去将历史统一于政治的一体化逻辑的批评方式抹杀了社会发展的差异性，也抹杀了文学知识秩序的差异性。新中国成立后最初30年由于机械反映论的滥用和唯政治话语，使得文学社会学批评常常与庸俗社会学混为一谈。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批评应该尊重辩证法，既反对“内部规律”绝对化，也反对将“外部规律”与文学的关系绝对化，不可顾此失彼，留于偏颇。二是注重文学的内部研究。国外学术界数百年来一直有优秀的“内部研究”传统，尤其是现代专注于文本语言结构的结构主义、符号学、新批评等所谓纯文学研究方法，虽然与外在社会语境没有直接关系，但是这种研究体现了对文学自身所固有的审美属性和文本特殊属性的尊重，当下的文化研究固然摆脱以文本为中心的琐屑，却拒斥了经典文学，颠覆和瓦解一切秩序。三是注重问题意识。文学社会学批评自身是一个开放的、充满活力的理论形态。在服膺于文学研究的价值本位的前提下，作为一种很强的社会实践性理论，文学社会学批评要以文学为话语中介，介入社会的思想批判，关注当代社会的问题，有意识地介入当下社会与文学变革的关系问题，并探索其深远的历史寓意。文学社会学批评应该在文学作品的生产、传播、消费等社会现实践和文化思想实践中进行。

注解：

[1]　刘建军，东北师范大学教授；袁先来，东北师范大学副教授。

[2]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9页。(www.zuozong.com)

[3]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5页。

[4]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2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1—463页。

[6]　吴元迈：《文艺与意识形态》，载《外国文学评论》，1990年第2期，第5页。

[7]　杨周翰等主编：《欧洲文学史》（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51页。

[8]　杨周翰等主编：《欧洲文学史》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3页。

[9]　王圣思：《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中国的社会学批评及其突破》，载《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3期，第108页。

[10]　陆凡：《陀思妥耶夫斯基》，载《文史哲》，1956年第4期，第62页。

[11]　李赋宁：《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载《北京大学学报》，1956年第4期，第66页。

[12]　叶水夫：《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努力做好外国文学工作》，载《文学评论》，1978年第1期。

[13]　童庆炳：《文学审美特征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4]　蒋述卓、涂昊：《不断走向现代形态的文学社会学》，载《文艺争鸣》，2004年第4期，第25页。

[15]　徐迟：《现代化与现代派》，载《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第1期，第115—117页。

[16]　李准：《现代化与现代派有必然的联系吗》，载《文艺报》，1983年第2期。

[17]　於可训：《社会学批评在新时期的更新和开放》，载《文艺争鸣》，1987年第1期，第34页。

[18]　叶水夫：《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外国文学工作》，载《外国文学研究》，1987年第2期，第6页。

[19]　蔡坚：《困境与出路——“青年学者外国文学理论研讨会”综述》，载《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第140页。

[20]　夏仲翼：《文学性的演变标志着文学走向》，载《外国文学评论》，1988年第3期。

[21]　吴元迈：《文艺与意识形态》，载《外国文学评论》，1990年第2期，第11页。

[22]　吴元迈：《文艺与意识形态》，载《外国文学评论》，1990年第2期，第5页。

[23]　〔美〕哈代：《卡斯特桥市长》，侍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24]　郭树文：《批判现实主义质疑》，载《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第8页。

[25]　严蓓雯：《“文学社会学”之后的文学社会学》，载《外国文学评论》，2011年第1期，第2页。

[26]　李赋宁总主编：《欧洲文学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4页。

[27]　李赋宁总主编：《欧洲文学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64页。

[28]　李赋宁总主编：《欧洲文学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76页。

[29]　李赋宁总主编：《欧洲文学史》第3卷（上册），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8页。

[30]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11页。

[31]　〔美〕哈罗姆·布鲁姆：《西方正典》，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32]　盛宁：《对“理论热”消退后美国文学研究的思考》，载《文艺研究》，2002年第6期，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