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的社会学理论：古典西方社会学视角

作为社会学古典理论三大奠基人之一的韦伯，其名声为中文读者所知晓远比马克思和涂尔干要晚。马克思的名字随着俄国十月革命（1917）的炮声即已传到中国，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著作并列以全集的形式由官方的中央编译局翻译出版，作为国家的信仰体系，其影响可谓家喻户晓。涂尔干的著作最早是由当年留学法国的许德珩先生（《社会学方法论》，1929）和王了一（王力）先生（《社会分工论》，1935）译介，首先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两部著作的引入不仅使涂尔干在社会学界闻名遐迩，而且也使他所大力倡导的功能主义在学术界深深植根，并成为当时社会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和方法论。与此相比，德国人韦伯思想的传入则要晚了许多^[1]。

作为欧洲文明之子，韦伯是一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其思想可谓博大精深，同时其中也充满了许多歧义和矛盾，许多相互抵牾的观点都可在他那里找到根源，因而时常引起不同诠释者的争论^[2]。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被称为社会学史上的“大师级人物”，1864年出生于图林根地区爱尔福特城一个有名望的富足之家。韦伯的父亲出身于一个亚麻布商人家庭，曾先后担任过柏林市议会参议员、普鲁士议会议员、德意志帝国议会的民族自由党议员。韦伯自幼就受到周围政治气氛的包围。此后，政治生涯和学术世界的矛盾，是韦伯一生都需要面对的问题，他一生都在政治和治学之间进行着艰难的选择。韦伯的母亲信奉加尔文教。加尔文教是新教，内在信仰坚定，有很强的自律能力、责任感。“正是她那严谨的新教信仰，最终决定性地影响了韦伯，使他培养起关于克己奉律、正直为人的伦理观念。”^[3]韦伯5岁时，举家迁到柏林。韦伯父亲的朋友是新康德主义者狄尔泰，狄尔泰与韦伯也成为忘年之交。韦伯13岁就开始写论文，显示出其理论、思维方面的才华。1882年，韦伯考入海德堡大学学习法律，同时也涉猎哲学等学科。海德堡大学历史悠久，十分有名气，在知识界很有影响。1884年，韦伯在斯特拉斯堡服役，成为一名下士。此后，他转入柏林大学与哥廷根大学继续他的法学和历史学学业。1889年，韦伯完成了《论罗马农业制度史对于国家法和私法的意义》的博士论文，取得了法学博士学位，并获得了律师证。1892年，韦伯凭借一篇论文，获得柏林大学教师职位（任职资格），开始了他的学术研究，在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宗教研究方面均有建树。1894年，韦伯到另一所著名的大学——弗莱堡大学任政治经济学教师。1897年，韦伯接受了他的母校——海德堡大学的一个经济学教席。在这里，他和雅斯贝尔斯、李凯尔特等思想家过从甚密。1894至1897年间，韦伯展示了自己的研究才华。但是，这一切都因为他父亲的突然去世而改变了——1897年，韦伯回到海德堡大学任教不久，他的父亲到学校去看他，在对待韦伯母亲的态度上，两人发生了争执。韦伯指责父亲对母亲不好，将父亲赶出了学校。此后不到一个月，韦伯父亲就去世了。韦伯由于内疚，在其父去世后不久就病魔缠身——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他罹患的神经性疾病非常严重，不得不放弃了所有的教学、科研工作，中断了自己的学术生涯。1898年，韦伯隐退到了个人生活中，花大量时间去意大利、瑞士等地休养度假。海德堡大学给了他一笔资助，使他在发病期间可以不讲课，且不用为生活来源发愁。韦伯患的病是阵发性精神病，对外在的东西很敏感。在养病期间，韦伯也以私人学者的身份进行研究，通过学者沙龙与其他学者进行学术交流。1902年，韦伯病情好转，回到了海德堡大学，可以从事讲学、研究活动了。从这时起，韦伯开始潜心研究社会学，进入到了一个科研上的“新的多产期”。这一时期，他非常强调精神力量对物质利益即经济生活的影响，试图找到社会文化生活中各种关系的普遍模式。1904年，借参加一个学术会议的契机，韦伯夫妇造访了美国。1904—1905年，韦伯写作、发表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4]，“接着又投入了关于它的科学效力和经验可信性的争论。围绕韦伯的宗教观和对资本主义的看法进行的这场争论，所产生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事实证明，这是现代社会科学中最为旷日持久的一场争论”。^[5]1909年，韦伯和滕尼斯、齐美尔等学者一起创建了德国社会学学会，他任学会的秘书长。1912年，韦伯由于在“价值中立”问题上与学会负责人发生了分歧而离开了学会。从1902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这段时间，“韦伯才思泉涌，杰作迭出，但第一次世界大战阻断了这一势头。这场大战在韦伯眼里虽说颇有丑陋之处，但他还是欢欣鼓舞地迎接了这场‘伟大而壮观’的战争，原因之一或许在于，它将政治选择的机会重新赋予了德国，这将会有可能使国家发生变革。韦伯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为自己过了征战沙场的年岁而抱憾不已”。^[6]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韦伯作为维也纳大学的一名教授，就社会主义问题在奥地利的军官中做了一次著名的演讲。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韦伯致力于东方宗教研究，写作和修订了《儒教与道教》一书。1919年，韦伯离开维也纳大学到慕尼黑大学任教，开设经济社会学讲座，这些讲座的讲义在韦伯逝世后以《经济通史》为书名出版。《以学术为业》《以政治为业》的两次演讲也是他在去世前一年在慕尼黑大学向学生发表、后来被结集出版的。在这两次演讲中，韦伯对他一生纠结的问题做了高度、出色的概括。1919年，韦伯作为法律顾问参加了凡尔赛会议。“德国的未来使韦伯陷入绝望，心力交瘁，终于因肺炎而一病不起，于1920年6月14日辞别人世。”^[7]李凯尔特这样描述韦伯最后几年的生命历程：“1916年我去了海德堡，在那里有几年的时间，我再次同韦伯常相来往。同我们在弗莱堡时相比，我发现他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长期的疾病缠身，在他身上留下了持久的印记，第一次世界大战则促成了他的严肃心情。年轻时金子般的幽默感，如今只偶尔有所闪现。韦伯似乎成了一个苦行者，有时甚至十分阴沉。这大概是他给大多数人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虽然从本质上说，在凡是年轻时就认识他的人看来，韦伯依然是那个韦伯，他不但依然宽厚仁慈，并且政治和学术也同样继续对他产生吸引力，这种双重的关切，左右着他的全部生活和工作。”^[8]

韦伯的思想涉及的领域很广泛，他曾经写过《论音乐之合理的社会学基础》一书，其中一章讲述“现代键盘乐器——钢琴的起源”。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与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有根本差异。社会分层是按照一定的划分标准将社会成员进行地位上的划分，其实质是结构化的不平等。与马克思不同，韦伯认为社会分层的维度不是一个而是三个：财富和收入（经济地位）、权力（政治地位）、声望（社会地位），即名、利、权。财富即全部财产的构成，因财富的不同，人们被区分为穷人和富人。权力是指一个人或一群人对他人实施控制和施加影响的能力。声望则是一个人从他人那里获得的良好评价或社会的公认。这三种维度具有相对独立性且相互影响，不是单向度的一方决定另一方的关系。经济领域中决定人们阶层地位的主要是个体的市场能力和（获取的）市场机会；社会领域中决定人们等级地位的是社会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决定社会成员政治地位的是社会成员与执政党的关系。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突破了只用单一标准进行社会分层的研究框架，使社会分层的标准更为细致、综合，对后来的社会分层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www.zuozong.com)

韦伯对学术有使命感和责任感，但他也不是纯书斋式的学者，他积极从事社会活动、发表时政文章，关注国际事务，倡导“民选总统”。他自喻为“西方文明之子”。他精通七、八门外语^[9]，兴趣庞而不杂。他所有的研究都围绕一个研究主题——西方文明所特有的合理化趋势。韦伯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阐明西方社会合理化这一不可逆转的趋势。

韦伯的社会学代表作包括：《社会科学方法论》（1903），《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1905），《宗教社会学论文集》（1920），《经济与社会》（1921—1922）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