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法理：宫刑的起源与原始思维

原始法理与思维

现在看来，如果没有“宫刑”，也许就不会有太监。当然，在中国的文化史上，也就不会产生“太监文化”这朵“恶之花”。研究“宫刑”这种刑律的起源，以及与此相关的原始思维，对于我们更好地把握这种文化产生的必然性有很大的帮助。

英语中的太监（阉人）名为“Eunuch”，词源是希腊文，意思为“床的守护者”。中国的太监又称宦官，从“宦”字的构成来看，它是“宀”下面加一“臣”字，意为“家臣”。在中国古代天文学中，二十八星宿中有四颗是属于“太监”的。无论从星象的排列还是从造字的意味来看，太监从属于帝王，天经地义。那么，这些“床的守护者”的来源是什么呢？这里又要提到我国古代的“五刑”，我们所研究的是“宫刑”。

《尚书·吕刑》中有“爰始淫，为劓、刖、标（即宫）、黠”。又有“舜典五刑，有宫”的记载。据史料记载，“五刑”的主要对象，是以蚩尤为代表的所谓叛逆不训的“乱民”。《山海经·大荒南经》：“大荒之中，有宋山者，有赤蛇，名曰育蛇。有木生山上，名曰枫木。枫木，蚩尤所弃其桎梏，是谓枫木。”《云笈七谶》卷一百《轩辕本纪》：“黄帝杀蚩尤于黎山之丘，掷械于大荒之中，宋山之上，化为枫木之林。”

《皇览·冢墓记》：“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气出如匹绛帛，民名为蚩尤族。肩髀（大腿）冢，在山阳钜野重聚，大小与阚冢等。传言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黄帝杀之，身体异处，故别葬之。”

这里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刑法实施的对象是统治者的对立面，这是任何国家和民族所遵循的共同原则；二是有关枫木的含义。

《梦溪笔谈》：“解州盐泽，方百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尝溢。大旱，未尝涸。卤色正赤，在版泉之下，俚俗谓之蚩尤血。”黄帝与蚩尤的战争，虽然以蚩尤失败而告终，但民间的同情却在蚩尤一方。其原因就是蚩尤代表统治者的对立面。这些记载中多次提及“枫木”。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有关太阳的神话中，常提到一种神奇的树木，这种树木有许多相近但又有所不同的名称，如扶桑、扶木、若木、若华等。

《山海经·海外东经》：“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佚书《玄中记》：“蓬莱之东，岱岳之间，有扶桑之树。树高万丈，树岭常有天鸡，为巢栖于上。每夜半时则天鸡鸣，而日中阳鸟则应之。阳鸟鸣，则天下之鸡皆鸣。”《神异经》：“东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树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鸡，日初出，光照此木，天鸡即鸣，天下鸡则鸣。”

“扶桑”被研究者普遍认为表现了中国古代先民们的宇宙观念。后来此词又作为特定地域的代名词，而存在于若干典籍之中。何新在《诸神的起源》一书中指出：“以东方的扶桑木、中央的建木和西方的若木为三点，古人构造了一种以神话形式出现的宇宙观念。这种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非理性的……但是这种非理性语义层面的存在，正是原始神话的特色之所在。对于研究者来说，真正重要的问题并不在这里，而是在这种非理性语义层面之下的深层结构之中，确实还存在着某些合乎理性的方面。”（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22页）这里所指的由图腾类树木构成原始的宇宙观念以及其他的文化观念，是明白无误的。

再让我们回到“枫木”上来。

《尔雅翼》卷十一：“（枫）树老有瘿瘤，忽遇暴风骤雨，瘿上耸出一枝，一夜暗出三五尺，形如人鬼。口眼备，南中谓之枫人，变谓之灵枫。越人以汁取为神事之。”《述异记》卷下：“南中有枫子鬼。枫木之老者，为人形，亦呼为灵枫。”《南方草木状》卷中：“枫人。五岭之间多枫木，岁久则生瘿瘤。一夕遇暴雷骤雨，其树赘暗长三五尺，谓之枫人。越巫取之作术，有通神之验，取之不以法，则能化去。”

其实，枫木的本质与扶桑一样，体现着一种与宇宙观和生殖文化有关的观念。只是枫木作为与“罪恶”、“死亡”有关的图腾意义，与桑林的内涵有着本质的区别罢了。扶桑木作为古代华夏民族的太阳神和始祖神，它体现的仅仅是存在于观念之中的图腾，而具体的形象，则由当时遍植于黄土高原的桑树所替代。这种桑树即成为受到普遍崇拜的生命之树。

《淮南子》高诱注：“桑林者，桑山之林，能兴云作雨。”这是生命的象征。《拾遗记》卷一：“昔黄帝除蚩尤及四方群凶，并诸妖魅，填川满谷，积血成渊，聚骨如岳。数年中，血凝如石，骨白如灰，膏流成泉。故南方有肥泉之水，有白垩之山。望之峨峨，如霜雪矣。”而枫木则生于此地。既是死亡的象征，也是不屈生命力的象征。

汉字“生”在甲骨文中是这样的：

与“生”同义的“姓”字，其字形则取像于女子跪拜在树林之下：

《说文》：“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这种标志着血缘生命的图腾，既表示血缘的划分和部落的认同，也意味着在我国明显地存在着一个祭木的风俗。对于这种具有崇拜意味的社木选择，除了有统治者的标准以外，如前面引述过的《墨子·明鬼》：“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菆社。”在民间的祭祀中，大众的价值取向则不一定与统治者相同，只是这种民众的价值观念不被正史所认同罢了。

其实，从人类文化发展史来看，树木成为崇拜物也不是偶然的。“大森林曾是人类生命的摇篮，茂密的丛林除了给人以生活的养育之外，也给人以生命的启示，森林葱郁的生命力使人类羡慕不已。于是从交感巫术出发，他们试图从崇拜和模拟树林的生命力出发，来增强和扩大自身的生命力。于是那神树就成了一种生殖能力的化身，对神树的供奉也就成为生命的崇拜与祭祀。”（《中国生殖文化论》，傅道彬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8页）

在这里我们所要研究的是“桑木”和“枫木”所蕴含的不同文化意义，以及形成这些文化意义的不同历史背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原始的枫木崇拜是如何发展为“椓刑”，即“宫刑”。

摩尔根指出：“如果我们沿着几种进步的路径上溯到人类的原始时代，又如果我们一方面将各种发明和发现，另一方面将各种制度，按照其出现的顺序向上逆推，我们就会看出，发明和发现总是一个累进发展的过程，而各种制度则是不断扩展的过程。前一类具有一种或多或少直接连贯的关系。后一类则是从为数不多的原始思想幼苗中发展出来的。近代的种种制度实生根于野蛮阶段，而推其萌芽之始，则又在更早的蒙昧阶段。它们一脉相承，贯通各代，既有其逻辑上的前因后果，亦有其血统上的来龙去脉。”（《古代社会》，第4页）

从法律制度的形成上溯到古代神话传说中特有的内质，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因为“这些故事的真正价值，在于它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比较的标准，以便说明这类崇拜的性质。此外，由于它们显示出崇拜的真正起源已经迷失在远古的朦胧之中，从而间接地证明了这种崇拜的年代之久远。”（《金枝》，弗雷泽著，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0页）

原始人类向树木乞求生命的过程，是一个由自我的生命意志向外扩张的过程。同时也包含了对人的生命以及“集体意志”事物的否定过程。从原始森林中走出来的原始人类，树木既为他们的生存和繁衍提供了物质条件，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生存空间，影响了他们正常的生活秩序。于是，在对“神木”崇拜的同时，也自然会产生出对一些与“神木”特有的文化意义相反的否定性崇拜。这与他们在生活中的砍伐树木，发展生产，拓宽生存空间，向大自然摄取更多的“能量流”的行为是一致的。(www.zuozong.com)

既然树木象征着生生不息的生命，既然否定这种生命力象征的最原始的办法就是彻底砍伐，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宫刑”的产生就非常容易了。

从古代的五刑（大辟，即死刑；宫，即破坏生殖器；刖，即断人足；劓，即割鼻子；墨（黥），即在脸上刺字）我们不难看出，这种用刑方式实际上就是以砍伐树木来比照的。

在我国历史上，到了战国时期，开始出现了徒刑。至汉代逐渐废除了宫刑，并以笞刑和徒刑来取代墨、劓、刖等肉刑。南北朝时期正式出现流刑，到隋朝时基本上就形成了《唐律》中规定的五刑，即“笞、杖、徒、流、死”的内容。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这种对罪犯的认知和比照内容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法理的形成固然有其特定的社会原因，但法理所体现出来的原始逻辑关系，应该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

列维·布留尔指出：“在大多数原始人的观念中，天空就像是扣在陆地或海洋平面上的一只钟。因而，世界止于地平线的一周。在这里，与其说空间是被想象到的，还不如说是被感觉到的。空间的各个方向都包含着属性，如我们见到的那样，它的每个区域都与通常在它里面的一切东西互渗。原始人关于时间（主要是具有量的性质）的观念一直是混乱的。差不多所有的原始语言表现时间关系的手段都非常贫乏，但表现空间关系的手段却又十分丰富。将来的事件，假如它被认为可信，假如它引起强烈的情感，常常被感觉成现在的事件。”（《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425、426页）

从树神崇拜发展到原始法理的形成，互渗律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原始思维中，从树的枝干到人的器官几乎是同一类的东西。因为作为不同的生命形式，这种对观念的肯定和否定，是通过人类具体操作来完成的。宫刑在古代是“罪死刑一等”。阉割去势的男人，其罪行是仅次于死刑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宫刑又是“赦死”之刑。

香港有一位叫陈存仁的医师，在一篇《男性酷刑太监考》中记述过两个关于太监溯源的字形：一个是日本学者白川静所藏的甲骨文中的太监字形（见下图）。

另一个是《殷墟书契》中的断片字（a），以及《甲骨学文字篇》中的另外两个字（b）、（c）（见下图）。

日本学者认为该字形的左半边表示人的阳物，右半边表示用刀切断，合并后二字即为太监。这个理解有些牵强。（《传记文学》（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社，1991年元月，第五十八卷第一期，第126页）

在甲骨文中，之形也可代表人的鼻子。而用来表示一些特指的意思，并无切割之意，罗振玉的《殷墟书契》中所载的字形与上图（a）相同。而王国维的弟子朱芳圃所著的《甲骨学文字编》中所载的字形，即上图（b）、（c）才是阉人的象形体。有文献可考的资料中发现，在殷代，当时十分流行将战争中的俘虏“去势”后进行祭祀，也就是我们前面引述过的“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尚书·吕刑》）。

除了对待战败的俘虏以外，这种刑法的对象还有哪些呢？

《尚书·传》：“宫，淫刑也。男子割势，妇人幽闭，次死之刑。”《尚书·吕刑正义》：“男女不以义交者其刑宫。”

这是对乱搞男女关系的人的严厉惩罚。

宫刑又称“椓”刑。《诗经·大雅·召曼》有“昏椓靡共”的诗句，郑玄注：“昏、椓，皆奄人也。”孔颖达疏：“此椓毁其阴，即割势是也。”这“势”与“阴”是相同的。《正字通》：“男子势曰阴”。此外，《史记·吕不韦传》中有“私求大阴人缪为舍人”的说法。到了后来，这种仅次于死刑的刑罚就不单单用在“男女不以义交”的意义上，犯别的罪的人也可以处以宫刑。

鲁迅先生在《病后杂谈》一文中写道：“从周到汉，有一种施于男子的‘宫刑’，也叫腐刑，次于‘大辟’一等。对于女性就叫‘幽闭’，向来不大有人提起那方法。但总之决非将她关起来，或者将它缝起来。近时好像被我查出一点大概来了。那办法的凶恶、妥当、而又合乎解剖学，真使我不得不吃惊。”（《且介亭杂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37页）

有人从褚人获的《坚瓠续集》卷四中的“妇人幽闭”条目中得到启发。此条引明朝王兆云《碣石剩谈》：“妇人椓窍，椓字出《吕刑》，似与《舜典》‘宫刑’相同，男子去势，妇人幽闭是也。昔遇刑部员外许公，因言宫刑。许曰，‘五刑除大辟外，其四皆侵损其身，而身犹得以自便，亲属相聚也。况妇人课罪，每轻宥于男子，若以幽闭禁其终身，则反苦毒于男子矣。椓窍之法，用木槌击妇人胸腹，即有一物坠而掩闭其牝户，只能便溺，而人道永废也。是幽闭之说也。”这里也许是指运用外力使妇女的子宫脱垂而丧失其生殖功能。

以上的引述都表明，即使是在逻辑思维与科学技术都很不发达的古代社会，在互渗律的作用下，其法理的出现，也有一定的自然依据。

鲁迅先生指出：“医术和虐刑，是都要生理学和解剖学知识的。中国却怪得很，固有的医书上的人身五脏图，真是草率错误到见不得人，但虐刑的方法，则往往好像古人早懂得了现代的科学。”（《病后杂谈》，第137页）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

“法律的原则常常是隐含的，具有弹性的，并且是不断改变的。通过考察一个社会如何解决权利冲突或破坏规则的案例和特例，我们已经可以逐渐地了解一个社会的法律程序和原则。通过对这些案例判决的研究，我们就可以看出该社会的法律原则。”（《文化·社会·个人》R·M·基辛著，第383页）从树神崇拜引发对公众“利益”逆向行为的否定，用简单的模仿行为来操作否定的观念，到大面积地在敌对势力（俘虏）中来扩展这种有效的行为，然后再上升到法理的高度将这种行为系统化，这样的发展线索，体现了传统文化中人性结构的植物性生存状态。即使用严酷的手段使可能违背统治者利益的人们彻底丧失肉体冲动，通过这种“杀一儆百”的做法，将更多的人变成无知无欲、顺应环境和社会既定安排的“植物人”。就如孔子所说的：“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必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君静于上，臣顺于下，玄化潜通，天人交泰。枯槁之类，浸育灵液。六合之内，沐浴鸿流。荡涤尘垢，群生安逸，自求多福，默然从道，怀抱忠义，而不觉所以然也。……大道之隆，莫盛于兹。太平之业，莫显于此。”（《论语·卫灵公》）

用简单的手法造就了中国历史上如此复杂和具有破坏力的文化现象，这就是圣人推崇的所谓“简易之教”，也是名符其实的“害人之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