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帝曹丕的政治观：传统与现实

我是怎样讲政治的——魏文帝曹丕

东汉后期的混乱，乱成了三国。这是一段老百姓非常熟悉的历史。因为混乱，所以容易出英雄；因为有英雄，故事才被极大地丰富起来。乱世的政治，就是军事家的艺术和艺术家的作品。魏文帝曹丕的父亲，就是著名的曹操。遗憾的是，三国时代最有才华的领导人，在皇帝的花名册上，却没有留下名字。既然没有名字，也就不能去写，因此，少了许多精彩的内容。不过，曹操是英雄，他的儿子，几乎个个都是好汉。特别是这个曹丕，在讲政治方面，具有十分独特的东西，值得一提。

曹丕是曹操的正室卞夫人所生。他排老二，老大叫曹昂，抢先死了。按理说，排序是递进的，但是，曹操剩下的儿子，个个都极其出色，反衬得曹丕，就很一般化。比如有个五六岁时，就能表现成人智慧的曹冲；比如有个出口成章、援笔立成的曹植；还有一个骁勇异常，神猛无比的曹彰，个个身怀绝技，把曹操欢喜得头都昏了，不知道定哪一个为接班人好。曹丕的心里着急，急中就能生智，他想明白了自己的长处。无论是当选太子，还是以后做皇帝，都必须以讲政治为前提。只有讲政治，才能最大限度调动曹丕的才华；只有讲政治，才能确保以政治内涵为基本构成的太子及皇权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讲政治不是偶然的选择，而是必然的结果。曹丕看得非常清楚，只有讲政治，才能给他带来实惠。于是，他开始认真地讲起来。

建安十六年，也就是公元211年，曹丕被封为五官中郎将。当时，曹冲已死，竞争的对手只有曹植。他以曹植为假想敌，一步一步地安排部署。首先，有重点地选择朋友。他主要结交那些在任的，在关键岗位担任关键职务的人，如贾诩、崔琰、卫臻等，而不像曹植那样，尽弄些酸溜溜的文人，在一起喝酒做文章。其次，有针对性地攻击对手。曹丕经常派人去探听曹植的动向，并收买他家下人，去曹操那里告状。其实，都是小事，但曹丕不以事小而不为，演得活灵活现。史书记载，曹丕为了不让人知道与他交往的是什么人，就用废弃的簏子，装人进出院门。这事给曹植的好友杨修知道了，去报告曹操。曹丕知道后，忙采取对策，仍让这些簏子进出，但里面放上布匹。等曹操派来查访的人扑空，反而让曹操觉得杨修在骗他。还有一次，曹操出发去打仗，大家都来送行。曹植的口才好，几句好话说得曹操很高兴，于是占了上风。曹丕的朋友出点子说，你赶快哭，要眼泪鼻涕一大把地哭。这一哭，又让曹操觉得，曹植就是玩个嘴，而曹丕才是心地诚实呢！

只要看一个人不顺眼，看他什么都不顺眼。曹植打开司马门外出，曹操看着不顺眼，杀了赶车的官吏；曹操站在高处呆望，一眼看到穿着漂亮的曹植老婆，又是一肚子火，赐她以死。文人的最大缺点就是对自己要求不严。仗着自己有点才，可以乱说话，可以瞎喝酒。殊不知，这与讲政治、讲大局是格格不入的。因此，文人一般不能离政治太近。离政治太近的文人，都不会有好结果。

这种政治谋略，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很难。只要你去做了，一定会有好结果。当曹丕做完这些事后，曹操想都没想，就把太子的帽子，戴在曹丕头上。那时，曹丕已经三十一岁了，多么不容易。他一把抱住丞相长史辛毗的脖子说：“我真是太高兴了。”他高兴的一点都不早，他有许多事情要做呢！

为了给自己代汉作好铺陈，曹丕特别关注社会上的各种奇异现象。史书记载，东汉熹平五年，也就是公元176年，在亳县出现了黄龙，当时的一位太史令单就预言，五十年后有新君出现。曹丕一扳手指，哎呀，这不是正好过去四十五年了吗？于是，赶忙送了三百斛谷子给还记得这件事的殷登。到了该年的四月，有人说，饶安县出现了白色的山鸡，曹丕减免了该县的租赋。到了八月，石邑县的群众又报告，有大批的凤凰在他们那里开会。曹丕用这种方式，把改朝换代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他的身上。想得多了，少的会变多，假的会成真，曹丕就这样，从想象中走到现实里来。如果仅仅是坐在那里想，他永远也不会成为真正的政治家。曹丕不是这样，他很快紧锣密鼓地实干起来。(www.zuozong.com)

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有一个“禅让”的概念。就是皇帝之间的相互谦虚。我觉得我不行，而你觉得你行，那么，这把皇帝的椅子，你就来坐吧。我对此十分怀疑。天下会有这种好事？曹丕暗示一些大臣，用这个故事去说服献帝“离休”。献帝没有办法，既然还有离休的待遇，就算自己是“皇帝”的种子，也没有直接参加过革命，下来就下来吧。献帝在那篇著名的册诰中，言不由衷地把曹丕猛夸了一番。虽然，弄得曹丕不好意思，但还是十分坚决地举行了禅让典礼。这一年，曹丕三十三岁。

成年皇帝讲起政治来，既懂得政治的艰辛，更知道政治的无情。据此，曹丕首先断其手足之情。曹植的才华，一直让曹丕不高兴。他把曹植找来，不顾他老妈卞太后的哭情，一定要他在七步之内做一首诗，题目就叫“兄弟”，但不能出现这两个字。于是，曹植说：“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首诗中，不仅有对兄长相逼的怒火，更有对亲情寡淡的泪水。曹丕听后说：“我们是兄弟，但国法是不能废弃的。”话是这么说，但无非是用国法作借口罢了。这么长时间过去，人们记住了曹植的才华与无奈，更记住了曹丕的不厚道。

曹植用自己的才华救了自己，而孔武有力的曹彰，就没有这么走运了。在政治面前，仅有蛮力远远不够。曹彰够牛气的，当年，他只轻轻地把手搭在一只猛虎的尾巴上，猛虎连吭都不敢吭一声；一口近千斤重的大铜钟，十多个壮汉都抬不动，他搬起来还能小跑。曹丕不喜欢的就是这些，怕的也是这个。黄初四年，就是公元223年，曹丕把远在外地的曹彰找来下棋。边下棋，边吃枣子，棋没有下完，枣没有吃完，曹彰就倒下去了。是曹丕在枣子里下了毒。曹彰死于一枚小枣，临终连一口水也没喝上。

这样对待自己的手足，怎么也说不过去。虽然过去的皇帝也有这么干的，但都没有曹丕这么绝。难道，政治就一定需要这么做吗？即使我是学中文的，我至今不读曹丕的《典论》。我觉得，像曹丕这样的做人境界，即使在文学观上有新鲜的见解，不看也罢。当然，我不懂政治。

曹丕的政治观，我觉得有比较大的毛病，即没有政治本来所具有的博大和宽容。这样讲出来的政治，缺乏大气磅礴。其实，曹丕自己也未必不知道。

黄初七年正月，南征失败归来的曹丕，拖着疲惫的身子，在文臣武将的簇拥下返回许昌。快进城的时候，南门突然无缘无故地崩塌。曹丕脸色发白，掉转马头回了洛阳，从此，一病不起，到了五月，就一命呜呼了。我总觉得，这个预兆，是说曹丕连政治的门还没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