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集解》地理考释的纂辑与创见

第二节　《三国志集解》地理考释的纂辑与创见

卢弼作《集解》，首要的宗旨在于尽量全面、完整地纂辑前人既有学术成果，而将自身的创见放在比较次要的位置上。这从他在《集解序例》中说“古人谓文必己出者，谓论著之文也;注家吸纳众流，援引患不徵实耳，不必尽出之己也”^[11]，可以看得出来。即使在其成就最为突出的地理考释方面，卢弼的创见与其集成前人学术成果的方面相比，比例也十分悬殊。

以下就从继承前人学术成果与独发创见两个方面来探讨《集解》的特点与优长。

一、《三国志集解》地理考释的纂辑

关于《三国志》中地理问题的考释，自裴注就已开始，清代学者更是作出了许多可供借鉴与学习的成果，并多为《集解》所汇集。

对于三国时期疆域的研究，有洪亮吉《补三国疆域志》、谢钟英《补三国疆域志补注》、吴增仅《三国郡县表》、杨守敬《三国郡县表补正》四家前後相继。卢弼在《覆王季芗书先生》中说道:“洪《志》、吴《表》，创始维艰，谢《注》、杨《补》，程功较易。谢号详瞻，後来居上，杨称精核，著墨无多”^[12]，可见四家对三国疆域的研究是前後相继的，体例逐渐完善，内容也逐渐充实。洪亮吉首创《补三国疆域志》，是清人第一部补三国地理志的著作，虽然有诸多缺憾，但其开创之功值得称道。谢钟英鉴于《补三国疆域志》的种种不足之处，为其作补注，称为《补三国疆域志补注》(以下简称《补注》)，纠正了原书许多错误，充实了原书的内容。谢钟英的《补注》胜于原书之处，重要的一条就是有断限的意识:“三国郡县省置、移易，宜以最後为断”^[13]。後汉三国时期，诸侯割据、战争频仍，这导致全国的行政区划废除、改置、易名等变化极多，不同的时间里政区的具体情况当然会有所不同，然而洪亮吉在补地理志时却未曾考虑到断限的问题而将所有可考出的郡县都一并罗列，这是体例上的不完善，因此造成了许多混乱，也影响了全书的质量。谢钟英针对这一情况统一了《补注》中的断限，即以郡县变动的最终结果为准，这就使考释的工作有了时间依据。此外，谢钟英《补注》还增加了为古地标注今名的内容，从《集解》将释今地作为地理考释的一项必备的内容可以看出《补注》为古地标注今名所产生的影响。吴增仅《三国郡县表》在谢钟英《补注》明确了以政区变动的最後结果为断的基础上，开创了前表後考的体例，按照三国不同的情况，魏国分六个时段，蜀汉分三个时段，吴国分五个时段，分别列出对应时段郡县的情况。这样既可以较为精确地体现各时代三国大体的政区情况，又可以使政区的沿革情况自然而然地清晰体现。《三国郡县表》的“沿革灿然”，为《集解》地理考释的考沿革提供了范例与助益。是书虽在体例与质量上胜于前人，但仍有一些缺漏和贻误，经杨守敬补正二百七十馀处之後，更为完善。至此，清人对三国疆域与郡县位置等地理问题的考释可以算是基本完成，而重视考沿革与释今地的体例则被《集解》继承下来，四家著作中的内容，也被《集解》大量地引用。

除了清人补地理志的专著之外，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也对《集解》地理考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卢弼在《覆胡绥之先生书》中说:“景范《纪要》，悉准明志，前贤可师，非我作古。”^[14]是指《读史方舆纪要》在释今地时以《大明一统志》为准，而《集解》仿效这一做法，以《大清一统志》作为释今地的标准，所谓的“前贤可师”系指此意，但《读史方舆纪要》对《集解》的影响并非仅止于此。《读史方舆纪要》具有浓厚的军事地理色彩，魏禧为《读史方舆纪要》作叙，言“其书言山川险易，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成败得失之迹所可见，而景物游览之胜不录焉”^[15]。该书着重论述州域形势、山川险隘、关塞攻守，引证史事，推论成败得失，详细记载历代兴亡成败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不仅专门论述历代州域形势，而且每省每府均以疆域、山川险要、形势得失开端。而对名胜古迹、风土人情等方面的记载则从略。从《集解》地理考释的具体情况来看，显然也是对各地地理在军事上的价值较为看重，而同样略去了名胜古迹等无关的记载。历来地理类文献中常有关于风俗、古迹、物产等的记载，比如洪亮吉《补三国疆域志》中即收录了大量此类记载，而“吸纳众流，援引患不徵实”^[16]的《集解》在地理考释中一无所取，显然是受到《读史方舆纪要》注重地理情况的军事价值这一主旨的影响。

除了专门针对三国疆域所作的补志之外，清人还有许多关于《三国志》的札记与专著在地理方面成就突出，如赵一清《注补》、钱大昭《辨疑》、梁章钜《旁证》、沈家本《琐言》等书，其成果亦多为《集解》收录。这些先于《集解》成书的作品，当时亦多有徵引广博、考证精审之称。《集解》作为後出之作，较前人的进步之处究竟如何，就以清人注《三国志》篇幅最长的《注补》为例来进行对比。

从引书所涉的范围来看，二者差别不大。因《注补》成书远早于《集解》，故《集解》引书在《注补》所及之外的部分，大多是後出之作，赵一清未尝得见。而在引书的体例上，《集解》则更为完善。以注古地为例，二书均以《後汉书·郡国志》为基本依据，但《注补》的引用并不完全，时有时无，较为随意，并未形成一定之规。而《集解》逢地名必注，把注古地与考沿革、释今地一并作为地理考释的基本内容，无论该地是普通郡县都邑，还是战略要地、争议之区，只要该地在《郡国志》中曾经提到，则必定摘录于後，可以说穷尽了《郡国志》的相关内容。对于其他的文献引用也是一样，《集解》都会尽量穷尽与地理考释相关的内容，但《注补》的引用则时有时无，没有一定之规。

对于一些争讼已久的地理问题，《注补》在汇集前人看法时较为简明，而《集解》则十分详尽。现以争讼最多的赤壁所在地为例，来看两者的区别。

《武帝纪》:“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第121 页)^[17]

《注补》:“《寰宇记》卷一百二十:‘鄂州蒲圻县赤壁，即曹公败退处。’《方舆纪要》卷七十六:‘赤壁山在嘉鱼县西七十里。《元和志》:山在蒲圻县西北一百二十里，时未置嘉鱼县也。其北岸相对者为乌林，即周瑜焚曹操船处。今江汉间言赤壁者有五:汉阳、汉川、黄州、嘉鱼、江夏也，当以嘉鱼之赤壁为据。又汉川县大赤乡有旧城，俗呼金鼓城，曹操乌林之败，鸡鸣出走，至大赤天曙，即此。’姜云:赤壁大败，《魏书》讳之。”(第127—128页)^[18]

除去最後一句与地理无关的话之外，《注补》在此只引用了《太平寰宇记》与《读史方舆纪要》两书。而《集解》除引上述两书之外，还引用了《水经注》《通典》《元和郡县志》、《後汉书》李贤注、《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方舆纪要》《方舆汇编·山川典》《晦明轩稿》等文献中关于赤壁所在地考释的具有代表性的意见，其引文有千馀字之多，数倍于《注补》。

通过简单的对比可以看到，在汇集前人已有成果时，《注补》力求简明，而《集解》力求详尽。《注补》对于赤壁所在之争的情况，引用了《读史方舆纪要》之说，文辞简明扼要，但将已有的观点囊括无遗，同时也给出了自己的判断。可以说引此一条已经足以概括历代以来赤壁所在之争的基本观点，但若想了解各种不同观点的依据、具体论述内容与分歧之处，则仍需翻检其他书而不能从《注补》上直接获得。与此相比，《集解》的引用则更为全面完整，不但有观点的概括，还引用了数种具有代表性的论述，汇集了各种观点所持的依据与论述的具体情况，使得关于这一问题的全貌一目了然，不烦再检它书。

由此可见，《集解》在汇集已有成果这一工作上确实较前人为优。这是因为在注疏的宗旨上《集解》与前人有所区别。前人的著作，大多以拾遗纠谬、疏通证明为最主要的宗旨，而《集解》以注家自居，将包贯众流、网罗繁富视为己任。也就是说像《注补》之类的作品大多更侧重于论著，即以阐明自己的观点为主，力求“文必己出”，异于前人。因此，汇集前人之说，是为作者论著进行服务的———或供批驳，或用为论据，或作基础加以阐发。如若在某一问题上著者本人与前人观点完全相同，不能更有新意，则反而往往弃之不录或录而极简。《集解》援引则不同，在引书时唯恐不尽，只将“全面的汇集前人成果”本身作为目的之一，所以即使前人成果对自己的论著考辨并无助益，也照录不遗。今人评论《集解》，有将“即使明知为误说也照录”作为优点加以肯定，但笔者认为，收录误说之举并非《集解》特有，自裴注以来论著考辨之作往往有之。然而著者既能意识到所引之说为误说，则收录之馀，必有纠谬，既可备异，又可惩妄，正是上文所言收录前人成果以供批驳的情况。与此相比，明知为正确的观点且无批驳或阐发必要仍能照录不误而不孜孜追求“文必己出”，方为注家特有的优长，更为难得。在这一点上，《集解》胜前人多矣。^[19]

二、《三国志集解》地理考释的创见(www.zuozong.com)

正如本章开头所述，《集解》为前人注疏，志在吸纳众流，尽量将既有研究成果网罗无遗，而并不以“文必己出”为主要目标。卢弼在《集解序例》《覆胡绥之先生书》和《致伯兄木斋书》中谈及《集解》，五次使用了“纂成”“纂辑”，称“纂”而不称“著”，也说明是书的主要篇幅用于集成而非著述。因此，卢弼的创见数量少于集成，固其宜也。

《集解》地理考释中按语与卢弼创见的条数与分布情况见表二。

表二　《三国志集解》地理考释中卢弼按语与创见数量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由上表可以看出，《集解》地理考释的按语数量如与考释总条数相比，的确很少，全书地理考释2316条，而其中加了按语的仅有402条，不过占到地理考释总条数的17%稍多，甚至有四卷(不包括本无地理考释的卷三四《蜀书·二主妃子传》)的地理考释中没有加任何按语。而即使在这402条按语之中，也并不是每一条都有卢弼关于地理问题的创见。在《集解序例》中，卢弼说道:“各家采录群籍，悉冠以某氏所云，其未加者皆不佞所徵引也。”也就是说，《集解》中冠以“弼按”的按语之後，也并非就是卢弼的心得、意见，还有许多是之前论述者未曾采录的文献资料而卢弼认为应予采纳，遂补充于後的情况。如《魏书·武帝纪》:“黑山贼于毒、白绕、眭固等十馀万众……”^[20]《集解》考释，引杜佑、赵一清语後有按语，曰:“弼按:《一统志》:黑山在河南卫辉府濬县西北七十里，周五十里。《名胜志》:黑山多削壁、怪石、迥溪、曲涧，盘郁其中。”^[21]此外也有以按语标明互见的情况，如《魏书·文帝纪》:“中平四年冬，生于谯。”^[22]《集解》引赵一清语後有按语，曰:“弼按:魏武故宅详见《武纪》卷首及建安十五年注。”^[23]类似这样的按语，仍然属于汇集前人成果的范畴而不应属于卢弼的创获。而许多按语中虽有卢弼的意见，也有一些是关于订正文字讹误、评论史实等方面的内容。在六十五卷的全书之中，真正关于地理考释的创见只有276条，占有按语的考释条数68%，全部地理考释的十分之一稍多。

然而，卢弼在《集解》地理考释中创见数量虽不甚多，却不乏精彩之笔。这些创见分为两类，一为参合众家之说断其是非，二为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入地阐发。如胡玉缙作序时提到的《集解》对夏口、西山、白狼山、赤壁等地的考证，均属第一类。而第二类的内容，大部分集中在与边疆地理相关的考释中，其中又尤以东北边疆地理为最。

从上表的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到，在全书之中，记载活跃于边疆地区的乌丸、鲜卑、高句丽等少数民族情况的《乌丸鲜卑东夷传》一卷无论是地理考释的总条数还是按语、创见的条数均仅次于《武帝纪》，居于第二位。不但如此，在其他的生平经历与东北边疆有涉的人物纪传如《武帝纪》《田畴传》《毌丘俭传》等篇中，亦有相关的考释。《武帝纪》与《田畴传》中各有5条与3条关于乌丸的地理考释，《毌丘俭传》中有4条关于高句丽的考释。

卢弼在边疆地理方面用功颇深，往往原文或裴注不过二三字，《集解》考释则动辄数百上千。仅略举《集解》考高句丽一例，以见其大略。

《三国志》:“高句丽在辽东之东千里，南与朝鲜、濊貊，东与沃沮，北与夫余接。都於丸都之下，方可二千里，户三万。”(第2222页)

《集解》:“丁谦曰:‘高句丽国有二，一古高句丽，在今奉天省城东北英额边门外浑河发源处。浑河即《地理志》及《水经注》小辽河。一新高句丽，在今朝鲜北境平安道成川郡地。陈氏未悉两国源流，牵混为一，如传首在辽东之东千里，及南接朝鲜濊貊等语，乃古高句丽国境;都于乌丸之下，则新高句丽国境。此书既误，范蔚宗《後汉书》因之。但范氏又将本传後半分为《小水貊传》，并将王莽後高句丽与中国交涉诸事尽入《小水貊传》中，则误而又误矣。’弼按:‘丁说诚辨，然以都于丸都之下为新高句丽国境，新高句丽在今朝鲜北境平安道成川郡地，似尚有误。胡三省云:‘《唐志》，自鸭渌江口舟行百馀里，乃小舫泝流东北行凡五百三十里，而至丸都城。’据此，则丸都城在鸭渌江边，其在平安道成川郡者为平壤城，在大同江之北，非鸭渌江也。近人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六)［二十］《魏毌丘俭丸都山纪功刻石跋》云:‘魏毌丘俭丸都山纪功残石，光绪丙午署奉天辑安县事吴大令光国于县西北九十里之板石岭开道得之。吴大令跋:扳石岭高六百馀丈，车马不通，疑即古之丸都山。’又近人吴其昌《丸都山纪功刊石跋尾》(见北平图书馆月刊第三卷第三号)云:‘此刻出辑安县扳石岭，扳石岭即丸都山，句丽之都丸都城即在丸都山下，辑安县正在鸭渌江上流北岸。汉、魏西平安州在今安东少北，玄菟郡治在今铁岭左右。’位宫率步骑二万进军沸流水上，是从丸都城沸流水上流顺流而下，以寇西安平州也。从今辑安至今安东，正从鸭渌江顺溜而下，则沸流水之地位正当鸭渌江之地位。俭从玄菟直趋丸都，是断其後路。位宫回师与战，俭遂乘势越乌丸山，屠丸都城，後人误以沸流水为大同江，则诸史《东夷传》不可解矣。又云:‘刘宋以前，高句骊国都在今辑安附近，不在今朝鲜之平壤，前人以浿水当朝鲜之大同江，故以丸都、王险诸城当今之平壤(以今之平壤正南临大同江)。一若自卫满、朱蒙以来，即奠居平壤者。’今考氵贝水当为今鸭渌江，故王险、忽本、丸都诸城，当在今奉天之辑安、怀仁附近，直至北魏太武帝末叶，始南迁平壤，此可以《汉书》《魏志》《魏书》《北史》《唐书》《好大王碑》《丸都纪功石刻》证之也。”(第2224—2225 页)

在这一条关于高句丽的考释中，可供参考的前人成果唯有丁谦《三国志乌桓鲜卑东夷传附鱼豢魏略西戎传地理考证》一种。丁谦在考释中指出了高句丽国有古高句丽与新高句丽之分，古高句丽在奉天省城东北英额边门外浑河发源处，新高句丽则位于朝鲜北境平安道成川郡。《三国志》原文中的“高句丽在辽东之东千里，南与朝鲜、濊貊，东与沃沮，北与夫余接”说的是古高句丽，而“都於丸都之下”是新高句丽。由于陈寿不知道古高句丽与新高句丽的源流而将之混为一谈，所以造成了错误，并被後人沿袭下来。卢弼肯定了丁氏的考释，但认为“新高句丽在今朝鲜北境平安道成川郡地”的结论仍有问题。卢弼依据碑刻资料，并结合毌丘俭征讨高句丽时的行军路线与作战经过，得出了新高句丽国在三国时的位置相当于“今奉天之辑安、怀仁附近”，在北魏时期南迁到平壤，并非自三国时就在平壤。卢弼认为丁谦之所以有此一失，主要是因为误将沸流水与氵贝水认作大同江的古称，因此才会认定位于大同江畔的平壤为新高句丽国的今地所在，但实际上沸流水与氵贝水并非大同江而是鸭绿江的古称，因此新高句丽国的今地所在，也自然应以临近鸭绿江的辑安、怀仁一带为是了。

《集解》中关于北方边疆的地理考释，有所创获的凡四十馀条，其考释的方法均与上例类似。关于边疆地理的考释，是《三国志》及裴注研究中的薄弱之处。在致长兄卢木斋的书信中，卢弼提到了考释《乌丸鲜卑东夷传》的困难所在:“乌丸、鲜卑，密迩边陲，纪载较详，程功尚易。句骊、濊貊、夫余、沃沮，立国有新旧之殊，疆域有广狭之判，失毫厘而谬千里，混鸭绿而为大同。”像乌丸、鲜卑这样活跃于中国边疆附近的民族，文献中的记载比较多，进行研究时也相对容易，而其馀远离的民族，活动的地域往往牵涉邻国，甚至本就在邻国境内。传世的史籍与其他文献资料中对这些被视为殊方绝域的地方记载甚少，而且常有错漏和矛盾之处，给研究者带来很大的困难，正因为如此，对于边疆地理的考释成果也比较薄弱，“以李申耆、杨惺吾师之最详沿革，亦多依违”^[24]。而在卢弼所处的时代，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国人对于历来被视为殊方绝域的边疆或邻国的了解也有增进，且可供参考的资料较前代大为丰富。加以卢弼本人曾在东北供职，有实地勘察当地地理的条件，也曾亲身参与处理过中俄之间的边界争端，对边疆与邻国的地理较前人更为熟悉，因此才能胜于前人，在边疆地理的考释上取得丰厚的成果。

总而言之，卢弼在地理考释中的创见虽少而精。自《三国志》、裴注问世以来，研习者极多，传世之作中以精于地理而被称道者何止一二?学如积薪，後来居上，关于地理的考释自然是日趋完善，疏漏与舛错越来越少。而卢弼以後来之人，在前人已有的学术成果之馀仍能发微抉隐，找出新的问题并予以解决，其创见之功，自然值得称道。因此，卢弼的创获与其继承前人学术成果的部分相比虽篇幅少，但都有很高的质量，仍然是富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