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集解》：研究现状和初探

第一节　《三国志集解》的研究现状

陈寿作《三国志》文笔简洁，称为信史，享有盛名。南朝宋时，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鉴于其书“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的事实，将作注的重点放在史料的补充上，“上搜旧闻，傍摭遗逸，……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而对于音义训诂等方面的注疏重视程度不及史实。自裴注问世至于清朝的一千五百年间，历代学者对《三国志》这一史学名著及裴注的研究、考订成果极多。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近人卢弼纂成了《三国志集解》一书，是为《三国志》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是书博采众家成果，精加校释，误者正之，缺者补之，既为《三国志》作注，也为裴注作疏，将前人特别是清人对《三国志》的研究成果几乎包罗无遗，是一部总结性的著作，颇益後学。

《集解》自问世以来，便获高度评价。当时学者胡玉缙为之作序，赞扬是书“引称浩博，辨正详明”^[1]，又称“精深浩博，在长沙王氏两《汉书》之上……考徵议论，兼擅其胜，地理犹精”^[2]。柴德赓则称是书“用功至勤，徵引至繁，可谓应有尽有”^[3]。吴金华将其视为与裴注并列的、《三国志》疏解工作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果，“无论是史事的议论和考订，还是文字的校勘和训诂，都足以与王先谦的两汉书注解并驾争先。迄今为止，这部集旧说之大成并有所开拓的巨著，仍旧是关于陈《志》和裴《注》的最详注本”。^[4]

然而，与《集解》在学术研究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相比，它所得到的关注度显得很不相称。今人研究《三国志》，往往对《集解》多有引用，但专门探讨《集解》学术成就和得失之处的著述却寥寥无几。

关于《集解》的学术著作，主要内容都是介绍《集解》并评价其优劣所在。如卞孝萱《〈三国志集解〉的学术价值》^[5]、涂宗涛《卢弼和他的〈三国志集解〉》^[6]和钱剑夫《卢弼〈三国志集解〉校点记》^[7]三文，是目前比较全面地介绍《集解》学术成就的文章，而赵幼文《〈三国志集解献疑〉初稿序》^[8]则主要指出了《集解》的不足之处。

卞孝萱《〈三国志集解〉的学术价值》从校勘与注释两个方面，介绍了《集解》的成就。在校勘方面，该文认为卢弼的贡献有两点，一是汇集前人校语，二是自作校勘，後者又包括改字、补字、删字三种情况，多为前人所未发的独到成果。在注释方面，卢弼既为《三国志》作注，又为裴注作疏，将前人的成果收集整理，并发表自己的见解，不仅为读者带来方便，也增加了《集解》的学术价值。该文还特别提出了《集解》注释中关于地理的考订，认为最为精当，卢弼凭其丰富的地理学知识，为考沿革、释今地两个全局性的问题订立了体例。

文中还归纳了卢弼辨析《三国志》及裴注失误之处的种种情况，将《集解》的考订分为针对《三国志》与针对裴注两类，前者又分为纠正《三国志》叙事自相抵牾、纠正《三国志》叙事错误和纠正《三国志》用语不当三种，後者分为纠正裴注判断错误、纠正裴注所引书叙事错误和纠正裴注所引书掩盖史事真相和纠正裴注所引书用语不当四种情况。在充分肯定《集解》学术价值之馀，该文也对它提出了一些可商榷之处，如在版本方面，《集解》不以宋绍熙本为底本而以金陵翻刻汲古阁本为据，杂引各本互校，只记异同不定是非，使人无所适从。在引书方面，忽略了《梁书》《建康实录》等史书和《晋书音义》、萧常《续後汉书》所附音义等注音释义方面的著作。(www.zuozong.com)

涂宗涛《卢弼和他的〈三国志集解〉》，对卢弼的生平与《集解》的特色做了简要的介绍，认为《集解》有五个方面的特色:第一，广搜各种版本进行校勘。第二，凡裴注所无者，博采众家之说，分刊于相关句下。所引资料力求其全，即使明知为误说也照录。第三，引大量资料为裴注作疏，对裴注有误或有疑处，则随时纠正。第四，加按语进行辨正的内容十分丰富，而且精到之见不少。既有文字校勘，也有对某家之说加以补充者，或对某家之说加以反驳者，对两家不同之说则判明谁是谁非。对某些历史事件也直接进行评论。第五，发微抉隐。某些地方表现了著者犀利的目光，可称发千古之覆。在充分肯定《集解》之馀，该文也指出了此书存在的一些不足，如在搜罗资料方面，虽然十分丰富，但也并未包罗无遗，而在辨正方面，虽然有精到的一面，但对某些历史事件的评说也时有陈腐之嫌。

钱剑夫《卢弼〈三国志集解〉校点记》是在点校整理《集解》之後对其进行总结评述的札记，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点校本《集解》的书前，也收录了这篇文章，但删去了其中列举《集解》援引书目的部分。该文在简要介绍点校整理《集解》的体例之馀，总结了《集解》一书的得失，计其得者为四端:纠缺谬、订误说、正地理、辨名物。该文认为，《集解》徵引既繁，因此所援引考证、辩说质疑及文字训诂之失也在所难免，他将这些失误总结为六端，一是徵引之失，二是考证之失，三是训诂之失，四是注说之失，五是质疑之失，六是句读之失。

赵幼文《〈三国志集解献疑〉初稿序》指出了《集解》在搜集前人学术成果、校勘、作注和辨正等几方面的不足之处^[9]，而在《〈三国志集解〉辨正》中更是条列并辨正了大量《集解》的疏漏与舛误。

此外，吴金华在《易氏〈三国志补注〉评述》一文中，也对《集解》的成就与优劣所在作出了评价，认为该书基本完成了“汇集前人特别是清代学者的有关著述”这一工作，在“史料的补充、史事的考辨、史文的评点和注释方面为读者提供新的参考资料”方面虽然做了努力但空白甚多，而在“搜集善本进行会校，并参考其他文献特别是古类书里的异文加以考订，使之成为附有多种重要版本信息的新校本”这一方面内容单薄。^[10]这是比较恰当而中肯的评价。

概括而言，目前学术界对《集解》的评价甚高，认为其成就在于博采众家，徵引繁富，辨正精当，时发新意。而对《集解》不足之处的评述，基本集中于底本选择不善、资料搜罗不全、注疏考辨时有舛错三个方面。

除了对《集解》进行评价之外，後来学者也为弥补其薄弱与不足之处而进行了许多考辨与补正。如赵幼文《〈三国志集解〉辨正》^[11]《三国志校笺》^[12];卞孝萱《〈三国志集解〉补正》^[13];吴金华《三国志校诂》^[14]等。同时值得注意的还有日本学者今鹰真的《〈三国志集解〉补》^[15]，该文分为六篇，陆续刊登于《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硏究论集(文学)》，该文认为《集解》徵引仍有疏漏，共计对《三国志》及裴注原文补充了1266条相关而为《集解》所忽略的文献资料，但并无作者自己的辨正或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