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意宝树史》揭示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史

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史和松巴堪布的《如意宝树史》

韩百诗

从14世纪起，陆续撰写了大量藏文史籍。但其中却很少提及蒙古人历史的资料，尽管当时蒙古人对西藏的影响是非常强大的。《红史》成书于1346年，其中简略扼要地提到了蒙古史（见1961年甘托克版，第12—13页，稻叶正就和佐藤长译本，1964年东京版，第78—81页），其内容主要是一篇世系谱牒以及提到的某些人的资料。由尸利普底跋陀罗所著《汉藏史集》的成书时间最早，不超过1434年，其中在第122—129页中也提到了蒙古世系谱牒。由熏努贝于1476—1478年所写的《青史》，已由罗列赫译成英文，于1949—1953年在加尔各答出版。其中于第1卷的第56—60页中，同样也提到了蒙古君主世系，并且还附有某些详情细节。此外还陆续出版了其他某些西藏古籍，一直到松巴堪布（他的藏文名字叫做松巴堪布·益西班觉，1704—1788年）于1748年写成了《如意宝树史》，书中也包括关于蒙古人的一段简史和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世系表。达斯曾于1889年在《孟加拉亚洲学会会刊》第58卷第1期中，翻译发表了其中的世系表（《年表》，木刻本，第273—284页），但表中所有的年代数字均有一至二年的误差。松巴堪布还于1786年写了一部编年史著作《青海史》，已由罗开什·阐德拉发表于《百藏》第12卷，第2册中。这就是《黄琉璃》第2部分末尾，425—458页，1960年新德里版。列宁格勒还收藏着一部更为完整的本子，我衷心希望能迅速将它翻译发表，为中文记载有许多关于蒙古人的详细史料。最后，晋美若贝多吉于1819年写成了《蒙古佛教史》，此书已由胡特所翻译和发表，于1893—1896年在斯特拉斯堡出版。长时间以来，它是人们所能得到的唯一的一部藏文蒙古史料。尽管其成书时间已相当晚了，而且也存在有普遍性的错误，因而使其在年代推算中都有一年之误。这一错误肯定是由于其作者使用松巴堪布著作的结果。

在无法得到其他藏文蒙古史料的前提下，《如意宝树史》的价值就应该是很大的。这一点也不会不引起瓦西里耶夫的注意，他从1889年起就陆续摘译发表了某些有关成吉思汗及其首批继任者的段落，译本的书名为《论成吉思汗及其继任者们的年谱》。这些资料均引自《如意宝树史》中的《年表》，其中逐年论述了从1027—1746年在蒙古人中所发生的事件。瓦西里耶夫所作的注释绝大部分都是没有价值的有关时间问题的考释，因为他缺乏丰富的参考资料。因此，我在本文中仅引用他的一段译文，并试图解释清楚那令他一筹莫展的专用名词，在必要的情况下还利用达斯对同一部著作的译本。

1162年：尽管《青史》和其他文献中都说转轮王（Cakravarti，Chìn-ges，即成吉思汗）诞生于水虎年（1182年），但毫无疑问的是他应诞生于1162年。

1189年：霍尔人成吉思汗变成了蒙古人的皇帝。

1190年：成吉思汗征服了Man-Cu。^①

1192年：成吉思汗征服了索伦人。^②

1194年：成吉思汗成为整个中国的皇帝。^③

1195年：成吉思汗征服了rgya-ser人。^④

1196年：成吉思汗征服了Don-mag人。^⑤

1198年：成吉思汗征服了Khr-rad人。^⑥

1200年：成吉思汗征服了乃蛮别帖乞人。^⑦

1204年：成吉思汗征服了Ha-ri-lik人。^⑧

1206年：成吉思汗在抵达吐蕃之后（唯有弭药地区^⑨除外），变成了整个卫藏地区的君主。

1215年：霍尔人薛禅皇帝（即忽必烈）诞生。

1222年：佛教开始在霍尔帝国中传播，成吉思汗征服了撒儿塔克沁人（Sar-tha ga-chen）。^⑩

1227年：成吉思汗皇帝征服了弭药，稍后不久便晏驾了。

1228年：据有关蒙古人的新老资料记载，成吉思汗的那位诞生于火羊年（1187年）的儿子窝阔台，登基称帝。

1233年：窝阔台晏驾后，诞生于木牛年（1205年）的贵由汗（Go-yug）执政6个月后也驾崩了。

1234年：诞生于火虎年（1206年）的霍尔人阔端（Go-tan）登上了皇位御座。

1240年：霍尔人派到吐蕃去的将领多达那波（Chi-gya-do-rea，奇嘉多札）的军队进入了卫藏，杀死了索通和其他500名萨迦派僧侣，放火烧毁了热振和杰拉康寺庙。

1247年：萨迦班智达受霍尔阔端皇帝的召对。

1249年：阔端皇帝向吐蕃颁发了一道旨令，将卫藏地区赐予萨迦派的堪布们。

1251年：萨迦班智达卒于霍尔帝国的化现之部（sprul-sde），阔端皇帝也于同年归天。

1252年：霍尔蒙哥皇帝生于火兔年（1207年），于是年登上了宝座。霍尔人的军队彻底摧毁了吐蕃的门喀贡布冬寺（Mon-mkhar mgon-po-gdong）。

1253年：萨迦八思巴和王子忽必烈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1254年：霍尔人的军队与哈剌章（Ga-ra-lian）汗国开兵见仗，但第2年又班师回朝了。

1255年：噶玛拔希到达了霍尔帝国。

1256年：噶玛拔希成了霍尔皇帝蒙哥汗的宗教神师。

1259年：霍尔蒙哥皇帝晏驾。

1260年：霍尔忽必烈薛禅皇帝登位之后，宣布萨迦八思巴大喇嘛为他的私人帝师。

1261年：噶玛拔希在霍尔帝国中创出了许多奇迹，如同前几年（1257—1260年）的所作所为一样。

1265年：八思巴从霍尔帝国来到了吐蕃。

1269年：八思巴又出发回归霍尔帝国。

1271年：成吉思汗的孙子薛禅皇帝令人于1264年（木鼠年）和1271年间修建了北京等四大城堡。

1274年：在哈剌章帝国内，萨迦益炯圆寂。

1275年：萨迦·a释迦桑布成了十三万户之主。

1276年：八思巴返回吐蕃。

1277年：八思巴在曲弥（Chu-mig）召集了一次大法会。

1280年：八思巴圆寂。

1294年：薛禅皇帝的孙子完者都诞生于木牛年，于是年登基称帝。(www.zuozong.com)

1296年：霍尔薛禅皇帝晏驾。

瓦西里耶夫所积累的摘录文由达斯在其译本中转载，当然我们还可以补充忽必烈晏驾后，甚至是更远时代的资料。以上就是对于通过那些16世纪之后的藏文史料而了解蒙古史的一例。松巴堪布这部大作的情况正是如此，他使用了先前的藏文史料，同样也可能是特别使用了17—18世纪的蒙古文史料。

那些更为古老的藏文史料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如《红尘》以及从14世纪第2个四分之一年代起，直至16世纪末年期间成书的那些史料。我所掌握的史料中的文献说明，这些著作中的资料虽然有限，却相当具体，但现在尚无法追溯其史料来源。西藏人很可能是掌握了一种有关蒙古王朝的史料，实际上是某些世系和年代表，还有某些行政和外交文书，这就使他们得以根据蒙古人的寺庙和教团史而追述古代蒙古史。我祝愿西藏学者们能翻译一批这类文献，以便澄清当时的背景。

所以，我所掌握的文献很少，因为绝大部分文献都是西藏学者以外的人无法理解的。特别是那些仅仅在引文中所保存下来的文献，如阔端致萨迦·班智达的信，载《萨迦世系史》，信中确实是充满着蒙古君主致那些尚未归顺他们的地区国王们书信的风格。如贵由汗于1246年致英诺森四世信的情况即如此（参阅伯希和：《蒙古与教廷》第10—12页）。所有其他那些蒙古人要求别人归附他们的君主的信，无论是原稿，还是些大部分保存在西方、基督教或伊斯兰教文献中的完整程度不同的引文，都具有相类似的文牍程式。如果说对于皇权时代的蒙古历史，除了这些文献之外，西藏人都是通过蒙古文文献而了解这一切的，那似乎也可以认为他们是通过八思巴的继任者们而接触到的。一直到蒙元王朝在中国垮台之前，他的影响似乎变得越来越大了。西藏人也可以使用诸如《白史》这样的合集本，《白史》肯定是在忽必烈执政年间编纂成书的；或者是像诸如《黄金史》一类的其他史著，后者成书于同一时代，仅仅搜集有14世纪前三分之一年代之前的蒙古史，其中还可能包括有一部分《蒙古秘史》的资料。我们对此还可以进行补充。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必须对《红史》中所包含的蒙古史实进行仔细研究。

在《如意宝树史》中，对蒙古史料的研究似乎显得更为容易一些，因为我们掌握有一定数量的有关文献。为了便于研究，我们必须牢牢掌握现在已经发表的七八部文献，并研究其中对某些事实的记载。本文中不可能对此进行全面和深入的探讨，但可以粗线条地勾勒出研究轮廓。然而，最为引人注意的是不应该忽视任何文献，因为其中的许多文献，尤其是那些最为晚期的文献，出于我们所不知道的原因，而保留了那些古老史料中所没有的文献片断。

因此，由于篇幅有限，特别是由于缺乏对蒙古史料的考证文本，本文只能简单地研究一下松巴堪布著作中的两类事实：一方面是人名和地名，既有蒙古文的，也有西藏文的；另一方面是蒙古君主同萨迦巴高级僧官之间的关系，而这些高级官僚又是蒙古君主们所爱慕的帝师。正如从已由达斯译本所证实了的瓦西里耶夫译本中所记载的那样，我们似乎可以拥有足够的资料，来粗略确定一下《如意宝树史》与我们所使用的蒙古史料之间的关系。

如果我们要根据撰写时间而研究蒙古史料，那么第一部需要指出的著作就是《黄册》，其成书时间似乎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中叶，已由俄国学者N·P·沙斯奇娜夫人以《17世纪的蒙古编年史〈黄册〉》为题而发表，1957年于莫斯科—列宁格勒出版，共197页和两幅图。这一史著追溯了（原文第33—35页，译本第132—133页）成吉思汗与西夏国王之间的一场非常著名的斗争；在下文（原文第47—49页，译本第137—138页）又简明扼要地叙述了在阔端与萨迦班智达之间的关系；同样也请大家参阅第182—183页中对有成吉思汗及窝阔台与萨迦巴之间可存在的关系的考释，有关萨迦班智达的考释等等。文中还简单地提到（原文第50页，译本第139页）八思巴在忽必烈殿前所扮演的角色。

萨囊彻辰的《蒙古源流》的成书时间为1662年，现在尚无人对它进行注释考证。我们主要是通过施密特的版本，才得以了解这部史书。施密特是于1829年以《东蒙古史及其皇族》为书名在圣彼得堡出版的，另外近年来还影印发表了一系列的手稿。有关成吉思汗与西夏国王斗争的传说，与该书第85页、97—103页所记载的故事很相似。

在有关蒙古君主与西藏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萨囊彻辰在其书中述说，公元1206年，在由成吉思汗所发动的一次征服吐蕃北部及其地君主库鲁克·道尔吉可汗的战役中，后一位君主向成吉思汗派去了伊拉乎王子，并且率领一大批侍从以通告自己的归降。在伊拉乎告别时，成吉思汗可能委托这位王子携带一封致库鲁克·道尔吉可汗的信。上述事实似乎是属于传说的范畴，但它至少也可以说明在1206年的著名战役之后，蒙古皇帝与西夏国王之间就已经建立了关系。

萨囊彻辰在其书第110页中写道：“窝阔台没有机会邀请萨迦洛追坚赞（即八思巴）到自己的身旁来。”在有关窝阔台和贵由执政的年代问题上，又出现了错误，因为我们应该把窝阔台晏驾的时间确定在1233年，其继任者贵由汗仅仅在位6个月也于同年晏驾。贵由的继任者是其弟阔端，一直执政到1251年驾崩为止，因此一共在位18载。所有这一切均属于传说，而且肯定又是由西藏人编造的。因为阔端对西藏的土司及宗教首领们采取了一种比较融洽的态度。萨囊彻辰似乎正是根据西藏人编造的这些历史事实，而著书立说的。我现在尚无法确定其起源。

无论如何，这位作者向我们梗概性地介绍了以下事实：阔端可能于1235年染病卧床，其疾病系由惹动“龙王”而造成，而且多方医治也无效。有人向他禀报说，在位于南方的吐蕃，有个人叫萨迦贡噶坚赞。他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具有非常渊博的知识。阔端当时曾派出了一名使节，其首席代表就是多达达尔干。接着下面的一段又谈到了萨迦·班智达（1182—1251年），此人并非别人，正是贡噶坚赞。这位使节于1244年启程出发，于1247年到达阔端宫廷，时年66岁。他在阔端身旁生活了很长时期之后，于1251年70岁时去世，阔端继他之后不久也离开了世间。

萨囊彻辰在其大作第112页中，又简单地提到了蒙哥汗，但没有暗示噶玛拔希的地方。接着在第114页中又介绍了萨迦·班智达的侄子，未来的八思巴的历史，此人生于1235年，于1264年前往忽必烈宫廷，受忽必烈敕封的藏文尊号为“三地法主，最高喇嘛”。原蒙文版本（第118页）在1280年下又记载说：“当忽必烈66岁和八思巴64岁的时候，后者想返回故里。”在第116页中又说，八思巴得到了一支护卫，以护送他到达西藏，最后殁于那里。

《黄金史》的作者罗卜藏丹津明显也是同时代的人，该书似乎是在1667年左右写成的。除了伯希和所收藏的那卷由嘉木样贡根据原文所抄写的写本（现藏巴黎国立图书馆）之外，我们所能得到的唯一版本是在乌兰巴托翻印的本子，它已由柯立夫神父于1952年在剑桥大学（马萨诸塞州）出版，而且附有莫斯塔厄尔神父所写的一篇考证性的导论。本书中同样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内容，但常常都富有传奇性。事实上，文中记载说，当成吉思汗获悉有一位萨迦氏喇嘛的时候，便请他祝愿让一位菩萨转生为自己的后代。书中唯一具有真正价值的一段文字太长了，无法于此全文引证。其中提到：在窝阔台皇帝对待萨迦班智达的态度中，阔端起了一定的作用。这段文字的开头部分是这样的：“窝阔台皇帝的一只脚正患疾，便派出了一位使节传令请萨迦班智达前来。”

大部分事实记载都非常详尽，窝阔台可能与许多蒙古人一并皈依了佛门。文中提到噶马拔希稍后也来到了蒙古人中，但全文对于他对蒙哥汗所施加影响的问题，却只字不谈。再接着就是有关八思巴和忽必烈的一些琐碎情节。

对于《黄金史》作者的情况，我们一无所知。此书可能作于17世纪期间，约为1650年左右，甚至与萨囊彻辰著作的成书时间很接近。事实上，现在尚很难形成定论，至今所提出的各种假设都不太可靠。书中对于蒙古皇帝与西藏的关系，缄口不语。其中仅仅提到了成吉思汗与西夏国王之间战争的传说。

在18世纪的史著中，有些记载摘引自现已失传的古文献之中。如《恒河之流》就是一例，其成书时间为1735年，但它并没有向我们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相反，1739年成书的《金轮千幅册》却向我们提供了某些简单的资料：其中谈到了成吉思汗对西藏国王喀尔喀·多尔吉所发动的战争，后者表示甘愿归降成吉思汗；文中同时还提到当时正在柴达木的成吉思汗向萨迦贡噶坚赞派去了一位使者。书中在稍后不远的地方，又记载了阔端与萨迦班智达之间的关系。此人前往阔端宫廷，使后者的沉疴获得了痊愈。文中尤其是提到了萨迦班智达在向蒙古人中引入和传播佛教中所起的作用，全段是以萨迦班智达的圆寂而告结束的。文中没有提到噶玛拔希，而仅仅提到忽必烈同八思巴之间关系的某些片断。热希彭楚克（1774—1775年）的《水晶数珠史》，对上述问题的记载大都引自前一篇文献。

至于较为晚期的史著，我无缘研究《水晶数珠史》。但1835年由意西贝丹所著的《宝贝念珠》中，却记载了一定数量的在其他地方已有过记载的事实。文内第23—24页中在佛灭后第2087年下提到，成吉思汗曾向贡噶宁波派遣了一位使节，我们在《黄金史》中就已经见到过这类记载了。有关这一问题，请参阅海西希：《论蒙古人的家庭和教团史》。该书在第24—25页中，也记载了人们一般所认为的在贵由汗与西藏宗教界之间所存在的关系，同样还记载了在阔端与萨迦班智达之间可能存在着的关系。该书在第24—25页中又提到了八思巴喇嘛以及他在蒙古人中所起的作用。最后，此书在第34—38页中，又列举出了在蒙古建造的喇嘛寺庙的名称。这最后一部分引自《如意宝树史》，上文所提到的某些情况也基本如此。

丹巴道尔吉所著的《水晶鉴》成书于1834—1837年间。书中在第38—40页，记载了同样的事实。它特别是从在阔端之后蒙古人与西藏的最早关系，一直论述到八思巴与忽必烈之间互相往来的情节。文中认为阔端居住在凉州，曾邀请萨迦班智达前往朝见他。该书于此之前不远处，又提到成吉思汗向萨迦贡噶宁波喇嘛派遣了一位使节。书中认为阔端已经同噶玛拔希建立了关系。最后，书中在第40页中简单扼要地提到了有关八思巴喇嘛的情况。此文没有提供任何新鲜内容，其中一部分资料似乎也是引自《如意宝树史》。

文中接着是概述了一下各种蒙文史料，而《如意宝树史》中有关成吉思汗及其首批继任者们时代的大部分资料，均引自萨囊彻辰的《蒙古源流》。在列举归附了成吉思汗的诸民族时，曾提到过巴剌鲁和撤儿塔克沁，尤其是乃蛮别帖乞，这便是第一个佐证。因为只有萨囊彻辰才提到过这些民族。文中提到阔端所遣使节的首领是畏麻兀惕部落的多达达尔干，这又是第二个佐证。最后，有关阔端和萨迦班智达以及忽必烈和八思巴喇嘛的故事，在晚期的史著中也确实有反应。这一点也颇能说明问题，因为唯有明显是与《蒙古源流》同时代的《黄金史》，才提出了另外一种不同的说法。

如果萨囊彻辰的著作是松巴堪布所使用的主要蒙文史料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认为，他使用了，或者至少是知道了，在别处已提到的某些史著。这一事实是非常令人瞩目的。后来在19世纪所作的史著中，似乎也曾使用过《如意宝树史》。

我们应该更为详细地重新论述这一问题，并且将《如意宝树史》中的史料同蒙古文史料加以比较，主要是考证后者从古代藏文文献中所汲取的资料。

注释：

①这里明显系指现今满洲地区（指我国东北地区）当时的居民。此处很可能是指金人，他们于13世纪时定居在南满和中国北部。

②这里实际上不可能是指索伦人，而是指高丽人。在17—18世纪成书的蒙古古代史中，经常记载有关成吉思汗与高丽人之间关系的传说。

③成吉思汗从来没有作过整个中国的皇帝，他仅仅是从1210年起介入过这一地区的事务。此处系指他首次被推举为蒙古人的首领，其时间大致也在1194年前后。

④在17—18世纪的地理文献中，此名系指俄罗斯。它实际是习惯上对北部地区的传统称呼。rGya ser的意思是“黄汉人”，其居地的具体方位可能是紧靠今蒙古的西伯利亚地区。

⑤我现在尚无法考证此名究竟是哪个部族。

⑥这就是蒙古克烈部。

⑦别帖乞是乃蛮人中的第一个王族。

⑧这里系指唐代的突厥葛罗禄人，即元代的哈喇鲁人。

⑨弭药是西夏王国的藏文名称。

⑩这里所指的撤儿塔克泌，即伊斯兰教徒对七河和河中地区的称呼。

即成吉思汗和孛儿帖的第3个儿子，卒于1241年，按照中国的算法应享年56岁，而按西方的算法则是55岁。因此，他的诞生时间应为1186年，而不是1187年。据某些史料记载，其即位的时间为1229年9月13日。

贵由汗诞生于1206年，1246年8月24日登基，于1248年3—4月间晏驾。

由此看来，所有这些时间均有错误，因为窝阔台卒于1241年。其继任者为长子贵由汗，他于1246年才登基，其间由贵由汗的母亲脱列哥那摄政。在贵由汗卒亡之后，其妻斡兀立海迷失摄政，一直到蒙哥汗登基为止，她于1252年仲夏被蒙哥汗处死。因此，我们不应该把窝阔台的第2个儿子阔端看做是皇帝，而仅仅是一位享有采邑的王子。

Dorta是畏麻兀惕部族的人。他可能是于1235年之后或1244年之前被派遣去率领一个使团，而不是一支军队前往卫藏等地。

有关萨迦班智达（1182—1251年）与阔端的关系，过去考证的都不太准确，我将于下文论述这一问题。阔端在甘肃地区有采邑。有关此人的生平，见本人所作：《〈元史〉卷107考》第71页。

蒙哥诞生于1209年1月10日，1250年他似乎在由拔都于阿剌脱忽剌兀召开的一次皇室大会上被指定为君主，这一指定在第2次大会上得到确认，举行第2次大会的地点是克鲁伦河畔的阔帖兀·阿兰荒岛上，其时间为1251年农历六月间，也就是公元6月21日至7月20日之间。蒙哥汗的晏驾时间应该是1259年8月11日，当时正值蒙古军队与宋帝国在合州酣战之际。

有关这十三万户的具体情况，请参阅瓦西里耶夫：《西藏舆地书》，1895年圣彼得堡版，第10页第一条目。它们囊括了西藏的绝大部分地区。十三万户很可能是由蒙古人征服之前，在萨迦政权时代重新改组的结果；古代吐蕃包括有一大批小公国，据敦煌写本记载，其数目高达17个之多。M·拉露小姐搜集了9种名表，但其中的大部分地名差距都很大（见《古代吐蕃小公国国名录》，载1965年《亚细亚学报》第189—215页。

这一时间是错误的。很明显，如果他的孙子帖木儿—完者笃于1294年继任帝位，那么忽必烈也有可能是晏驾于这一年。他实际上是于1260年5月5日登基，崩于1294年2月8日。

（译自巴黎1971年出版的《拉露纪念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