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噶伦协札旺曲结布珍藏于法国藏学精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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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藏的噶伦协札旺曲结布①毕达克西藏经过1751年的改组和1792年的政局变化之后，便在清朝皇帝的控制下，由达赖喇嘛治理了，清朝中央政府在拉萨的钦差是两位驻藏大臣。当时作为这种倾向的最典型代表人物就是协札旺曲结布。协札氏家族的谱系后来由另一个家族的成员所取代，此人就是贝子旺曲结布。此人很可能就是旺曲结布。这项和约解决了领土争端和西藏西部边界地区的贸易交流问题，甚至一直维持到今。

西藏的噶伦协札旺曲结布①

毕达克

西藏经过1751年的改组和1792年的政局变化之后，便在清朝皇帝的控制下，由达赖喇嘛治理了，清朝中央政府在拉萨的钦差是两位驻藏大臣。但几乎在整个19世纪年间，一连数世达赖喇嘛都在刚成年，或成年之后不久就圆寂了，这样一来，大权实际上就旁落在噶伦（相当于西方的摄政）手里了，而且还由4位噶伦辅政。其结果是在僧侣阶层与世俗贵族集团之间维持了某种平衡。因为噶伦名义上是从被认为是神灵降世的活佛喇嘛的小圈子中选择的，而噶伦全部属于贵族阶级。只是在1805年之前和1879年之后，西藏地方政府噶厦才为一位僧侣保留了一个席位，这样就增强了教团对行政当局的影响。只是在十三世达赖在位的较长时间内（1875—1933年），教团的势力才得以增加。但在19世纪，贵族们仍在千方百计地维持他们的权力和地位，甚至还想进一步改善之。因为清朝政府在太平天国起义和在与英法爆发战争（1857—1860）的灾难性结局之后，逐渐放松了对西藏的控制，贵族阶级也正想利用这一局面。当时作为这种倾向的最典型代表人物就是协札旺曲结布。

协札家族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了。但在18世纪时，它所起的作用已经非常有限了。在该世纪的1781年之前，就曾发现过有关这一家族的记载^②。从这一年起，该家族又挤进了可以对西藏施加实际政治影响的那个小圈子中了，其明显特征就是在噶厦中占据了一个席位。协札衮噶班觉于1792年成了噶厦中的一员，其职位可以说是世袭的，所以又由其子顿珠多吉所继承。顿珠多吉在19世纪前20多年中的西藏政治中，曾扮演过重要角色，清朝中央政府曾于1831年册封他为二等台吉^③。他卒于1840年^④。他的儿子索南旺久才仁于1842年6月6日又被清朝皇帝批准为台吉^⑤，从此之后便从文献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协札氏家族的谱系后来由另一个家族的成员所取代，此人就是贝子旺曲结布。贝子家族原籍为巴南木，位于后藏，离扎什伦布寺不远^⑥，与1728—1747年的藏“王”颇罗鼐具有亲属关系^⑦。贝子家族中的一个成员，曾于1727—1728年的内战中统率过部队^⑧。对于该家族在18世纪的情况，我们只能略知一二；对于19世纪的情况，除了下文我们将要讲到的那个人之外，其它则一无所知了。但达斯在其著作中却提到了这个家族的庄园^⑨，这就说明该家族始终是存在的^⑩。旺曲结布于扎什伦布寺出家为僧，并在那里受到了文化、宗教和行政管理方面的修养。他在30岁的时候，又赴拉萨，成为了一位僧官，并且出任顿珠多吉的秘书。事实上，我们发现文献中曾记载过一位噶仲白色巴，他于1827年奉命前往视察庄园，并于1839年陪同顿珠多吉，与清朝中央政府驻藏大臣共同进行过另一次视察。此人很可能就是旺曲结布。他离开寺庙之后，便与其原来保护人的女儿结婚。在他的岳父逝世之后，虽然他又沿用了贝子家族的名字，但却改用了噶厦家族的姓。

他名义上一直担任行政职务，并且进入了贵族军职系统。我们发现他于1941年5至6月间开始出任新职务，当时西藏西部的地方长官通知拉萨西藏地方政府，由佐罗瓦尔·辛格指挥的侵略军已经入侵西藏。旺曲结布当时是卫藏的两位地方将领之一，他奉命领兵奔赴前线，并在那里组织了抵抗。在他到达的时候，辛格的大军已经占领了日土和噶尔拖。他集中了当地的团练，共有1000多人，但这支部队几乎没有任何战斗力，甚至没有交锋便望风而逃。在此情况下，多扎人就可以占领达瓦宗、泽布朗和达拉喀尔等军事要塞了。双方又进行了几次交锋，而且都有一定的伤亡，但实际上未决胜负（8月22日—23日）。稍后不久，噶伦索康巴带领大批增援部队赶到，并且夺取了对部队的指挥权。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辛格以失败而告终，并且在达拉喀尔附近身亡（1941年12月14日）。协札在这次大获全胜的战役中，创建了奇功，因而就获得了对驻扎在达瓦宗、泽布朗和日土部队的指挥权。

在1842年春季，协札率领一支先锋部队而到达了拉达克。他率领600名部队驻守尖扎，并以那里为基地而支持拉达克人的反叛。他同叛乱者们签署了一项临时条约，并且合兵一处围攻列城，因为辛格的残余部队就困守那里。稍后不久，他又受到了前来增援的代温·哈日·吕德的攻击。在列城兵败之后，他被迫撤到了垅郁玛，索康巴及其同事朵喀瓦与他会合。西藏人的进攻被击退之后，多扎人成功地水淹藏军军营，西藏军队情绪低落，辎重给养全被浸泡，全军只好投降。协扎和索康巴被押解至列城，并且参与了谈判，以至于最后签订了1842年9月17日（？）的和平条约，他还是西藏一方的签约者之一。这项和约解决了领土争端和西藏西部边界地区的贸易交流问题，甚至一直维持到今。

协札在整个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非常突出的。清朝中央政府驻藏大臣孟保曾奏请提升协扎为噶伦。在1843年的1月15日，清朝皇帝批准了这一奏折，正式册封于第2年2月19日（公元3月9日）传至拉萨。

对于这位新噶伦在以后数年的举止，我们仅仅知道一个梗概。在他高迁之后不久，便作为特命大使巡抚康地（藏东），于1843年末才返回。1844年，他陪同第2位清朝中央政府驻藏大臣在谿甲定即日喀则、江孜和定日地区巡视和阅兵。又过了不久，他再次奉命出访康地，特别是出巡巴塘地区的三岩村。

协札很快就成了噶厦中最为出类拔萃的人物了，尤其是在非常年轻的呼徵（热振），利用1844年的政变而执政（班禅喇嘛曾短期代理）后更为如此，到了1846年，年纪将近50岁的协札变得足智多谋，非常坚强和受人尊重了，他实际上是任地方政府的大相，西方人一般都称他为“摄政王”，虽然这一称呼并不一定确切。当遣使会会士秦噶华和古伯察（Huc）于1846年参观拉萨时，他表现得非常彬彬有礼，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友好。尽管他在清朝中央政府驻藏大臣琦善的命令下，被迫将他们遣回了内地汉区。

同在1846年，清朝皇帝又册封他为二等台吉，以及孔雀顶翎。这就是说，清朝中央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也承认了他的特殊地位。

1847年，拉萨地方政府又遣他前往藏东的垅郁玛，并统兵平息昌都的帕巴拉活佛与垅郁玛那位非常活跃的活佛之间的尖锐纠纷。这场争讼已经旷日持久，最后恶化成了一场小型战争，直到清政府授予垅郁玛喇嘛一种几乎与帕巴拉平等的地位后，这场纠葛才最终平息。协札于第2年才返回拉萨。他的调停活动非常令人满意，清朝中国政府皇帝授权予协札将台吉的职位再世袭一代人。

在以后几年中，协札将主要精力用于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即修建桑耶寺的王家寺庙。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工地上消磨了，中间曾于1850年返回拉萨，但第二年又返回了桑耶寺。在1852—1853年间，这项工程被迫中断，因为他要作为使节而前往阿萨姆（Assam）边界地区的达旺寺巡视。他非常体面地完成了这项使命，清朝皇帝为此而大加嘉赏，并允许将台吉的称号再世袭两代人。桑耶寺的修葺工程终于完成了，他发表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其中也提到了有关该寺庙更为古老的一部分书目。这些工程在西藏政治宗教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无论它们的艺术价值如何，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况且这种艺术价值也是值得商榷的。所以，清朝皇帝册封他为辅国公，并且犒赏以红宝石顶。在19世纪，只有达赖喇嘛的兄弟们、阿里公、帕巴拉的后嗣们才有这种权力。对于其他人作以如此之犒赏，那还是破天荒第一次。协札的政治影响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在1855年初，清帝国中央政府又责令他保卫边疆，以抵抗尼泊尔廓尔喀人（Gorkhas）日益频繁的入侵。1855年11月3日，该大相攻占了尼泊尔的城堡帕嘉岭，杀敌1000余名。我们非常惊奇地发现，在有关这次战争的汉文史料中，完全没有暗示他的地方，甚至在那些记载和平谈判的文献中也没有提到他。然而，他肯定在其中起过重要作用，因为他是1856年8月24日和约的主要签署人。

当然，他所取得的功名和突出的业绩，又招致了不少政敌。早在数年之前，他就将第穆呼图克图阿旺罗布藏吉克美嘉木坚放逐到了宗噶，并指责他作恶多端。当该活佛于1855年2月6日在宗噶圆寂之后，又引起了许多人的积怨。第穆寺的僧侣们（也可能包括登杰林寺的僧侣们，那里是活佛在拉萨的住地）向中央政府驻藏大臣提出了控告。在1857年4月间，驻藏大臣又转而将这一问题提交北京，但帝国政府没有作出过仲裁。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就，但在某些僧侣集团中，对协札的敌对情绪日益强烈起来了。1858年，当他企图限制噶伦的权力，并自我谋求地方政府的掌玺大臣的时候，噶伦已不是1846年毫无经验的年轻人了。所以他作出了敏捷和坚决的行动，协札被贬职，并被放逐。稍后不久，他甚至被投入了监狱。协札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曾一度安然无恙地逃脱，最后又被软禁在一座寺院中。他借此机会，便削发为僧，并且还穿上了僧侣袈裟，甚至还遵循僧侣们的习惯和过僧侣生活。这本来是一种简单的防范措施。然而，后来清帝国中央政府却因此而赐予了他一种蒙古僧侣的头衔——诺门汗。

协札接着又过了几年默默无闻的生活，他很少让人谈论自己，文献中也仅仅称他为前大相。直到1862年，他才时来运转，并在西藏噶伦向中原地区逃亡的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藏文史料对此的记载寥寥无几。汉文史料对此的记载却非常丰富。呼徵（热振）呼图克图招致了僧侣们的仇视，因为他意欲缩减拨给寺院的布施。哲蚌寺的僧侣们最为怒气冲冲，特别是作为哲蚌寺的17个康村（寺院组织中相当于大学系的单位名称）之一的洛赛林寺（洛赛林不是康村而是比康村高一级的扎仓，相当于大学的学院的一级组织，此处作者可能是误解了。——译者）的僧侣们更为火冒三丈。他们成群结队地拥集到噶伦府第的门前，以相当严厉的口吻提呈自己的要求。清政府驻藏大臣满庆派遣李玉圃护送大批物资前往平息骚乱，但后者却采取了同情僧侣们的立场。这就是后来引起熊熊烈火的火种。哲蚌寺的僧侣们中又爆发了大规模的骚乱，并且还得到了甘丹寺僧侣们的支援。他们从布达拉宫的武器库中夺取了武器和其他军事物资，并且开始攻打呼徵（热振）呼图克图的住宅，守兵们也开枪自卫。李玉圃躲藏起来了，满庆也无能为力了。呼徵（热振）虽然受到了色拉寺僧侣们的支持，但仍受困于拉萨的锡德寺。形势急转直下，很快就变得无可挽救了，经过一场艰苦的抵抗之后，呼徵（热振）便逃向了中原地区，并且随身携带官印。满庆也上奏清廷，要求罢免和逮捕呼徵（热振）。北京政府同意了这一奏折，并且也颁布了一些所必需的命令，清政府同时还任命协札为代理噶伦，并且也享有诺门汗的头衔（1862年7月17日）。一部分西藏僧侣又大声疾呼，要求呼徵（热振）返回拉萨，并且为他平反昭雪，当骚乱变得严重起来的时候，满庆表面上也请他来作调停者。实际上，满庆是利用这一混乱局面而谋求自己的个人私利。

满庆所采取的优柔寡断和不公正的措施，很快就在北京遭到了严厉的批评，在呼徵（热振）呼图克图逃亡的前前后后，这种批评从未中断过。由于满庆仅仅是任代理驻藏大臣，所以他的地位就变得更为微妙了。1859年，清政府又正式任命崇实（1820—1876年）为驻藏大臣，满庆的任职也就到期了。但崇实在赴拉萨的途中却受阻于四川，因为他需要在那里采取一些紧急防卫措施以平息叛乱，当时叛乱势力正威胁着该省的安全。由于他在那里的活动受到了高度赞赏，所以转而被任命为四川都统，因而也就停留在了四川。1861年，景纹又被任命为首席驻藏大臣，但当在拉萨发生骚乱时，他尚在旅途中，刚刚抵达四川。清朝中央政府曾多次催促他立即动身前往拉萨赴任，但他却置之不理。

由于清朝中央政府没有得到确切的情报，所以一直举棋不定，以至于一度曾试图罢免协札，并且将他流放。然而，清政府很快就打消了这一主意，主要是由于协札受到了大部分僧侣们的绝对信任。所以，他很快就最终被正式地委任为噶伦。自从珠尔墨特南木札勒于1750年去世，一直到1959年之前的西藏这段漫长历史中，他是治理过西藏地区的唯一的一位世俗者。

对于在他短短的两年执政期间所发生的情况，我们所知不多。他似乎是主张对于边界上那些归划不明确的地区采取强硬态度，并且还想诉诸武力。因而，在西藏东部的雅砻江地区，就爆发了一场曾蔓延了数年的小规模战争，地方首领贡保南结曾经成功地在那里抵抗过中央政府的王师。如果清政府进行一次军事干涉，那可能会对西藏地方政府有利。无论如何，它也总可以转移人民对于内部事务的注意力，这是各国历朝历代都惯用的手法。所以，协札就集中了他所掌握的力量，组成了一支小小的远征军，一直向雅砻江地区挺进。清朝中央政府当然对这一切都不会完全感到满意，立即诏令驻藏大臣召回和解散这支部队。但这次诏令再次未能得到实施。藏军不但到达了雅砻江地区，而且还以攻占对方阵地和军营而告结束。贡保南结被大火烧死。对于这样一次重大胜利，北京中央当局本意是不会满意的，只好强作笑颜。它将该地的治理权交给了达赖喇嘛，而后者在当地的代表又是机巧堪布（总堪布）。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1866年，当然是在协札死后的事了。然而，这一成功却主要应归功于他，虽然他已无法享受胜利的欢慰。

对于另一次由协札所发动的准军事行动的原因，我不太理解。这就是在拉萨城周围建立城墙之举，因为拉萨从1721年起就已经变成了一座开放城市。但这项工程在他临死之前未能结束，也可能根本就未曾开始过这样的工程，因为拉萨始终是一座不带城墙的城市。

最后，他还倡议进行另一种具有一定意义的变革。这就是放弃拉萨北部札锡巴的清朝兵营。这支小小的清朝部队、驻藏大臣的府衙和兵营都一律迁至本城的西郊，尽管北京中央政府曾对此提出过抗议。

对于其他的历史事实，汉文史料中还记载过有关由1862年的政变所引起西藏政权的内部危机，而且这类汉文史料还是大量的。因为这些史料没有直接涉及协札，只要目睹一下主要事实就可以了。某些中央政府的官吏连连上表呈奏，指责满庆腐化，要求对此进行必要的调查。福济于1875年作为钦差大臣赴西藏，以便同新任驻藏大臣景纹共同督办这些指控。但就在此时，景纹又通知中央政府，他到达打箭炉之后，被迫在那里停留，因为雅砻江地区的叛乱使得通道变得非常危险了。中央政府命令他继续前进。福济和景纹到达了成都，尽管清朝皇帝屡屡催逼，但他们却始终滞留不动。

在此期间，呼徵（热振）呼图克图到达了北京，并在那里对满庆提起了正式参奏，指责他被协札用80个大元宝所贿赂。这道御状审理了很久，但呼徵（热振）呼图克图很快就圆寂了，他的参奏也就石沉大海了。然而，清政府对原来普遍性的参奏却进行了讨论，并且多次诏令满庆返归。但后者却一直强调，在其继任者到达之前，他不能离开拉萨。李玉圃被召回以作证，但主要是为了把他与满庆和协札分隔开来。因为他们三者曾密切地进行过合作，驻藏大臣也徒劳无益地强调要把他留在拉萨。这场多边官司最后也不了了之了。福济也被召回到了北京，直到1856仲夏，景纹才到达拉萨，满庆随即离开拉萨返京，据我所知，对他的参奏也悄悄地放弃了。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清朝政府已逐渐处于瘫痪状态，它对于西藏事务的治理也就逐渐放松了。

至于协札，清朝政府违心地勉强同意对他进行任命，但执政的时间不长，因为他于1864年9月25日就因病而过世了。随着他的死亡，西藏的一个时代也就结束了，在19世纪时，西藏地方政府即使不能说是世俗性的，至少也可以称得起是僧侣们控制有所放松的时代。

注释：

①本文系笔者有关清代西藏贵族阶级状况的一部完整著作中的一部分。

②见《三世班禅喇嘛班丹益西传》（按藏族传统序列是六世班禅——译者）第2卷，第259—260页。

③见孟保所作：《西藏奏疏），第10道表，第7页：《十世达赖喇嘛传》，第259—260页。

④《西藏奏疏），第10道表，第7页。

⑤同上引书，第10道表，第8页。

⑥见《颇罗鼐传》，第161页；章嘉呼图克图：《七世达赖喇嘛传》，第364页。

⑦同上引书，第94页。

⑧同上引书，第260、264页。

⑨指白西第巴的府邸，S.Ch.达斯：《拉萨和中部藏区游记》，1904年伦敦版，第88—89页。

⑩如1923—1933年间曾有过一个贝子家族的人，名叫达苯；拉乌尔：《1912—1933年间的西藏地方政府》，载《国际研究》第4卷（1962年版），188页。希腊王子皮埃也曾提到过该家族，见《论中部藏区的贵族》，1954年噶伦堡版，注释154。

见达斯：《书信程式大全》，1901年加尔各答版，第1—2页。

这是“噶厦秘书”的简称，指西藏地方政府的书记官。

《六世达赖喇嘛传》，第180和183页。

《六世达赖喇嘛传》，第271页。

达斯：同上引书。但作者又说顿珠多吉膝下无后嗣，这一点肯定是错误的。由此可见，作者所相信的那种认为旺曲结布由其岳父收养过继为子的说法，也是错误的。

见达斯：同上引书。在多札战争期间（1841—1842年），汉文史料（《西藏奏疏》和《宣宗实录》）都把旺曲结布记载作“比喜”，也就是藏文Pi Csi的汉文对音。1842年的和平条约也是由他以代本白西的名义签署的。稍后不久，在1856和1862年间（《文宗实录》第185卷，第9—111页：《穆宗实录》，第36卷，第49—51页），汉人又使用了“碧喜”一名。那种把“比（碧）喜”考订为协札旺曲结布的做法是绝对正确的，因为有一卷汉文史料（《穆宗实录》，第64卷，第44页，参阅第82卷，第2页）曾明确地证明过这一点；《拉达克王统记》（由弗兰克于《印度西藏古迹》第2卷中发麦，1926年加尔各答版，第52页）中写作mdadpon Pi-Csi Csa-kra，即spel-b觩i bCsad-sgra。

见《西藏奏疏》第1卷，第5—7页，即费希尔（N.W.Fisher）等人所著：《喜马拉雅山战场，中印之间在拉达克地区的抗衡》，1963年伦敦版，第157—158页；日土位于错雅湖以南，是日土州的首府，该州为西藏西部4个州中最靠西部的一个。见谢林格（C.A.Sherring）《西藏的西部与英属印度的边界》，1906年伦敦版，第155—158页。噶尔拖是西藏西部的夏季首府。

《西藏奏疏》，第1道表，第5—7页；《穆宗实录》，第365卷，第26页，第357卷，第44—45页。达瓦宗位于萨勒奇河（Satledj）流域，曾是西藏西部4个州之一的首府。泽布朗既是一个州的首府，也是古格古王国的首府，见杜齐在《1933年西藏西部考察报告》（1934年罗马版）第329—349页的考证。达拉喀尔是普兰的首府，而普兰又是藏西四州中最南部的一个。

见《西藏奏疏》，第1道表，第24—27页；费希尔等人所著：《喜马拉雅山战场，中印之间在拉达克地区的抗衡》，第166—169页。

此地位于西姆拉邦，在印度河左岸的一个侧谷中，列城的东南。

《西藏奏疏》，第1卷，第33—36页，第52—54页；《拉达克王统记》第52页；《穆宗实录》第371卷，第20—21页。

此地位于多尔康河流域，班公湖以西。

我掌握有这一条约的藏译本，但译得很蹩脚，它是于1855年根据乌尔都文本而翻译的，载塔尔钦的《书信集程式大全》中，1954年噶伦堡版，第121—122页：英译本也是根据藏文原文而翻译，载夏格巴书第327—328页；根据乌尔都文或波斯文原文而译的英译本载艾迪森：《印度及其邻邦条约协定集》，第14卷，1931年加尔各答版，第15页。其藏历时间在夏格巴著作中是8月13日，相当于公元9月17日，夏格巴和艾迪森认为这两个时间是相一致的。然而，印度的时间为1899年ACsvini月2日，即公元9月21日。

见《西藏奏疏》，第1道表，第56—57页；第10道表，第11页。

同上引书，第1道表，第57—58页（175—176）；第10道表，第11页。

《十一世达赖喇嘛传》，第34页。

《十一世达赖喇嘛传》，第46页。

同上引书，第50页；参阅《四世班禅喇嘛传》，第286页。

此地位于长江流域，在巴塘河上游。

指呼徵（热振）阿旺益西粗陈坚赞（他分别于1845—1855年间和1856—1892年间为噶伦布）；见L.毕达克：《达赖喇嘛和西藏噶伦布》，载《通报》1959年，第47卷，第389—391页。(www.zuozong.com)

有关这一事件，请参阅铃木：《1844年拉萨政变研究》，1960年东京版，第553—564页。该论文完全是以汉文史料为基础的。

见古伯察文第319页。

有关“第一噶伦”或“摄政王”与两位传教士之间的关系，详见古伯察文第317—329页、332—335页、355—356页。有关这两位传教士的汉文史料（《宣宗实录》第428卷，第4页，第430卷，第11页）绝无暗示吐蕃地方政府的段落。

见《四世班禅传》，第296页。《清实录》中没有记载这道圣旨，但第二年的一条史料曾对比有所暗示，见《宣宗实录》，第448卷，第31—32页。

《宣宗实录》，第440卷，第16页；《十一世达赖喇嘛传》，第83页和85页。

有关垅郁玛（汉文史料中的“乍丫”）事件，见《宣宗实录》，第436卷，第5—6页；古伯察文，第388—389页、393—397页、401—405页；也请见舒尔曼：《达赖喇嘛史》，1958年莱比锡第2版，第354页。

《十一世达赖喇嘛传》，第104—105页。

同上引书，第151页。

有关桑耶寺的问题，请参阅图齐：《桑耶寺及其位置》，1955年罗马版，第119—123页；《桑耶寺的象征》，载《东方和西方》1955年第6期，第279—281页。

《十一世达赖喇嘛传》，第104—105页。

同上引书，第151页。

同上引书，第236—237页。打旺寺事件爆发于1851年末，有关这一事件，请参阅《文宗实录》，第50卷，第8—9页，第75卷，15—16页，第89卷，第38—39页。

见《桑耶寺古史》，阐达拉版本，1961年新德里版。

《文宗实录》，第129卷，第4页；《十一世达赖喇嘛传》，参阅第246页。在其他文献中，从1846年起就称他为“公”了，显然是使用得有点太早了；《四世班禅喇嘛传》，第296、298页。

《文宗实录》，第159卷，第15—16页；参阅第161卷，第16—17页。

《文宗实录》，第183卷，第3—4页；请参阅第183卷，第4—6页，21—22页。这里既可能是指协札，又可能是指他的同事扎康巴。文献中仅仅提到一位“噶伦”，而没有具体提名道姓。

《文宗实录》，第192卷，第4—6页；第214卷，第7—8页。

见塔尔钦书：《书信集程式大全》，第123—125页。柏尔由藏文译作英文：《西藏的过去和现在》，1924年牛津大学版，第278—280页。艾狄森由尼泊尔文译作英文，载《西藏的昨天和今天》，第15卷，第49—50页。塔尔钦所确定的时间为2月28日，实际上是2月18日之误，柏尔所提出的时间是正确的，这一时间恰恰与印度史料中所提到的1912年（Puruimānta）Caitrabsdi月3日这一时间相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