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后期财政中枢逐渐由尚书户部四司主掌演变成度支、盐铁、户部三司分掌的格局。宪宗以后，朝廷始以宰相兼领财赋。到了宣宗时期，以计臣入相的情况较为普遍，计相的广泛存在是宣宗朝宰相之制的显著特点[40]。宋代洪迈《容斋续笔》卷一四“用计臣为相”条云:
唐自正(贞)观定制，以省台寺监理天下之务，官修其方，未之或改……肃宗以后，兵兴费广，第五琦、刘晏始以户部侍郎判诸使，因之拜相，于是盐铁有使，度支有判。元琇、班宏、裴延龄、李巽之徒踵相蹑，遂浸浸以他官主之，权任益重。宪宗季年，皇甫镈由判度支，程异由卫尉卿、盐铁使，并命为相，公论沸腾，不恤也。逮于宣宗，率由此涂大用，马植、裴休、夏侯孜以盐铁，卢商、崔元式、周墀、崔龟从、萧邺、刘瑑以度支，魏扶、魏謩、崔谨(慎)由、蒋伸以户部，自是计相不可胜书矣。惟裴度判度支，上言调兵食非宰相事，请以归有司，其识量宏正，不可同日语也。[41]
宣宗朝新除宰相共18人，而由财政三司使入相者高达13人，占到总数的72．1%，计臣入相的问题尤其值得我们重视。就洪氏所列宣宗朝马植、裴休等13人的情况来看，虽然此13人都由三司入相，但是具体情况差异很大。有的入相时即已罢使，有的入相数月内罢使，有的则入相一二年后方罢使，由计臣入相者未必入相后仍兼判财赋，洪迈笼统地称之为计相是不妥当的。为了对宣宗时期计臣入相的问题有更直观的了解，兹列表如下:
唐代宣宗朝三司使入相情况简表
续表
注:本表以《新唐书·宰相表》为依据，同时参考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及《东观奏记》中相关记载而制。计相时间是指以宰相兼判三司的时间。［1］［2］［3］［4］［5］［7］［8］［9］采自严耕望先生《唐仆尚丞郎表》，［6］据《东观奏记》卷上补。其中裴休使职，万斯同《唐将相大臣年表》作裴休八月入相，仍判度支，无盐运，误。
从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到宣宗朝计臣入相大致可分为前后两阶段。会昌六年至大中三年为第一阶段，此阶段多入相即罢去使职，卢商、崔元式、周墀、魏扶等虽然以计臣入相，但入相时即已罢去使职，可以称为计相的只有马植1人。大中四年至大中末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由计臣入相者除崔慎由外都曾作过计相。整体上说，宣宗朝新除宰相18人，由三司入相者13人，其中仅有马植、崔龟从、魏謩、裴休、萧邺、刘瑑、夏侯孜、蒋伸等8人曾作过计相，约占入相总数的44．4%。而这8人之中，任相期间兼判三司的时间多仅有数月，超过一年的只有魏謩和裴休二人。(www.zuozong.com)
当然，三司使入相的情况比较复杂，我们不可能仅用一张表格或一组数字来表明财政三司同宰相的关系。宣宗朝财政三司使入相者除了人数多、比重高等特点外，尚有以下两点值得注意。
其一，由财政三司入相者，虽得以参政言政，但是其职务重在财赋，故在其他庶政上权力比较有限。令狐绹拔擢裴坦为知制诰，裴休极不赞同，但力不胜绹，裴坦致谢时，裴休道“此乃首台谬选，非休力也”，当场拂袖而去。魏謩任相期间颇得宣宗信任，一次魏謩欲以杜濛为左拾遗，遭到裴庭裕父裴绅的坚决反对，最后也不了了之[42]。其他诸计相中，卢商因误判死狱，周墀因言收河湟之事，马植因宦官赠玉带之事，裴休、崔慎由因言立储之事而遽遭罢免，即使一度深受宣宗信赖的魏謩也因言辞过于刚直，遭令狐绹排挤而罢相。由计臣入相者若过于热心政务，反而会给自己的仕途带来意想不到的厄运。在执掌朝政方面由计臣入相者确实无法同白敏中、令狐绹等人同日而语。
其二，由财政三司入相者入相时间多比较短暂，除魏謩和裴休外，多数仅只有数月或一年左右，这表明由计臣入相者地位极不稳定。计臣入相后地位不稳同当时牛党内部新的权力之争有一定的关系，大中后期执政的令狐绹怙权自专，“尤忌胜己者”，由三司入相者多遭到令狐绹的排挤打压。但是周墀、马植、崔慎由等都是微有过失即遭罢黜，毫无回旋余地，我们认为，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宣宗对计臣的态度问题。大中以后，随着朝廷财政收入日益萎缩，宣宗不得不提高财政之臣的政治地位，直至官拜宰相，但是从强化君权的角度来看，若宰相将相权和财权都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势必造成权倾天下的局面。宣宗喜欢玩弄权术，一方面以入相激劝计臣为朝廷卖命，另一方面在计臣入相后又时常寻找借口将其罢去，这是大中时期计相任期多短暂的重要原因。
从上面的论述来看，三司使入相只表明三司使地位的提高，对相权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事实上，宣宗时宰相在财政方面的权限确实有所扩充，但这个变化不是三司使入相，而是首辅宰相兼判延资库[43]。《唐会要》卷五九“延资库使”条载:
会昌五年九月，敕置备边库，收纳度支、户部、盐铁三司钱物。至大中三年十月，敕改延资库。初以度支郎中判，至四年八月，敕以宰相判，右仆射平章事白敏中、崔铉相继判。其钱三司率送。初年户部每年二十万贯匹，度支、盐铁每年三十万贯匹。次年以军用足，三分减其一。诸道进奉、助军钱物则收纳焉。[44]
会昌五年(845)，李德裕置备边库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应对边境的紧张形势，并试图为用兵河湟积累财赋[45]。《册府元龟》卷四八三《邦计部·总序》载:“［大中］四年因收复河陇，诏渑池盐令度支收管，仍以灵州分巡院官专勾当。又诏以宰相判延资库，于是白敏中、崔铉相继判。”因此，大中四年(850)宣宗改以宰相兼判延资库，实际上是朝廷因河湟戍边费用激增而采取的一个应变措施，若从此点看，宣宗朝宰相职掌财政较前朝是有所扩大的。延资库收入完全仰仗三司率送，随着三司使税收的日渐枯竭，三司应转割给延资库的财赋时常不能兑现。咸通五年(864)，延资库使夏侯孜奏称，户部每年合三、九月两限送延资库钱264，285贯匹，但自大中八年(854)至咸通四年(863)九月，除已纳收外，尚欠1，505，714贯匹[46]，仅完成总数的43．03%。大中三年(849)八月，宣宗赏收复河湟诸军镇绢二十万匹，并以户部产业物色充(是时备边库尚未改名)，大中末岭南用兵，又多支户部钱物，延资库并没有实现备边的初衷。终宣宗之世，延资库在朝廷财政体系中的地位尚不突出。懿宗咸通以后，延资库使凭借首辅之相的权威，逐渐割取财政三司的某些税收权益，成为可直接向地方征收财赋的财务收支系统，直到这时延资库才在国家财政中占据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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