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大中时期的君相关系
我们知道宣宗为宦官矫诏拥立，同朝臣并无多少渊源关系，故而大中初期宣宗不得不向宰臣们作出诸多让步。白敏中碌碌无为，在其失去利用价值之后，宣宗不动声色地借党项之乱将其出为都统。崔铉欲引其党人郑鲁为相，宣宗亦装作不知，出郑鲁为河南尹。宣宗不想将自己同宰相的矛盾公开化，在最大限度上维持君臣之间表面上的和谐。大中中期以后，宣宗对李德裕一派的政治清洗基本完成，君相之间失去了共同的敌人，矛盾也随之凸显出来。牛党宰相喜欢结党怙权，重用党人，而宣宗欲强化皇权，必然要拔擢近臣，双方的摩擦开始增多。这种变化在大中八年(854)及十年(856)的京兆尹人选之争上有着突出的表现。
京畿地区为唐朝统治的心脏地区，所居多为豪门显贵，尤为难治，因此唐代“京兆尹有生杀之柄，然而清要之官多轻薄之，目为所由之司”[15]。党争兴起后，牛、李双方对京兆尹之选都十分重视[16]。宣宗即位后牛党执政，所用韦正贯、李拭、韦博、孙景商等人多为李德裕所抑之人[17]，而薛延赏等武宗朝敢于任事者皆遭贬斥，长安很快又恢复到权豪恣意横行的状态，京兆久不为理，宣宗对此大为不满。大中八年，京兆尹孙景商迁为刑部侍郎[18]，京兆尹一职出现空缺，围绕着京兆尹人选问题，宣宗与宰相之间展开一番暗中较量。《新唐书》卷一七二《杜兼传附杜中立传》云:
京兆尹缺，宣宗将用之，宰相以其年少，欲历试其能，更出为义武节度使。[19]
杜中立开成初尚主，历左右金吾将军、又两任弘农卿，已有一定的治理京城的经验，所谓“欲历试其能”其实是排挤杜中立的借口。宰相抑塞杜中立，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杜中立为驸马，是皇亲国戚，背后有皇权撑腰，较为跋扈，日后难为宰相所制。其二，杜中立居官精明，用法深刻，曾扬言:“朝廷法令备具，吾若不任事，何赖贵戚挠天下法耶?”杜中立若得大用，牛党官僚势必要多有忌惮。在这次人选之争中，宣宗做了让步，杜中立出为义昌节度使，而且无缘再返朝廷。继孙景商上任的是崔罕，崔罕颟顸不法，一次内园巡官冲撞了他，竟被活活杖死。宣宗怒不可遏，敕宰相远贬一郡，但是在宰相的再三论救之下，最后仅贬为湖南观察[20]。崔罕事件后宣宗逐渐赢得了主动，大中十年(856)五月，宣宗面授翰林学士韦澳京兆尹一职，便令赴任[21]。韦澳上任之初，宣宗即赐度支钱二万，与作府宅;宣宗舅郑光庄吏恣横，租税积欠不纳，韦澳将其收捕，宣宗代为交足欠租;又京兆府有厌蛊狱，涉案者郭群属飞龙厩，三牒不可取，韦澳入奏后次日即押解送府[22]。在宣宗的积极配合下，京城很快就出现“豪右敛手”的可喜变化。但是正如前面所言，韦澳任京兆尹出于宣宗面授，没有得到宰相的支持，其与宰相的矛盾不可避免地迅速激化。我们知道，武宗时李德裕大力奖擢孤寒，抑制子弟应举，宣宗即位后会昌之政被悉数废除，科举几乎完全为官僚权贵们所垄断，“至解送之日，威势挠败，如市道焉”[23]。韦澳对此深为不安，下榜规定送省进士、明经不再划分等第。这一举措很快就遭到令狐绹等朝中当权派的排挤报复，《旧唐书》卷一五八《韦澳传》载:
会判户部宰相萧邺改判度支，澳于延英对。上曰“户部缺判使”，澳对以府事。上言“户部缺判使”者三，又曰:“卿意何如?”澳对曰:“臣近年心力减耗，不奈繁剧，累曾陈乞一小镇，圣慈未垂矜允。”上默然不乐其奏。澳甥柳玭知其对，谓澳曰:“舅之奖遇，特承圣知，延英奏对，恐未得中。”澳曰:“吾不为时相所信，忽自宸旨，委以使务，必以吾他歧得之，何以自明?我意不错。尔须知时事渐不堪，是吾徒贪爵位所致，尔宜志之!”[24]
萧邺判度支在大中十年(856)秋，此时距韦澳任京兆尹仅数月而已，短短几个月内韦澳就已经“累曾陈乞一小镇”，其在朝中的孤立也可以想见。判财政三司是通向宰相的重要阶梯，是年郑颢正在积极地营求宰相，令狐绹与郑颢为姻家，必然全力支持郑颢，暗中排挤韦澳。至于令狐绹以何种手段向韦澳施加压力，史无明言。韦澳对其甥柳玼说:“吾不为时相所信，忽自宸旨，委以使务，必以吾他歧得之，何以自明?”在唐代，自“他歧”得官很大程度上就是交通宦官得官的同义语。韦澳京兆尹之任为宣宗私用，没有同宰辅商议，这里韦澳旧话重提，显然是有所指的。我们推测，诽谤韦澳自“他歧”得京兆尹可能就是令狐绹等人煽动舆论，压迫韦澳引退的卑鄙伎俩。总而言之，在宰相的安排下，郑颢顺利地谋得户侍判户部之职，而韦澳则没能逃脱外任的命运。大中十一年(857)正月韦澳出为河阳节度使。继任京兆尹的是柳熹、崔郢等大族。崔郢同崔罕一样喜欢作威作福，因杖决府吏而罢。继其后者为张毅夫，这时韦澳所定京兆解送不分等第的做法已被公然废除[25]。
韦澳外任时，宣宗对他说“卿自求便，我不去卿”[26]，但也无可奈何。韦澳去后不久，宣宗又思之不已，复派人去河阳探望。《东观奏记》卷下载:
韦澳在翰林极承恩遇，自京兆尹出为河阳三城节度使，当轴者挤之也。大中十三年三月，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就加中书令，上命宣徽南院使王居方往魏博赐麻制，假道河阳。上以薄纸手诏澳，曰:“密饬装，秋当与卿相见。”戒居方曰:“过河阳以此赐澳，无令人知。”居方既至，密以宸翰授澳。上七月寝疾，八月晏驾，遂中寝。
本条不仅肯定韦澳自京兆出镇河阳为“当轴者”的排挤，而且还进一步表明，宣宗本不乐外授此官，所以命中使以密诏安抚韦澳，并许以秋季入朝。但是，宣宗为什么要特别告诫王居方“无令人知”呢?大中十一年(857)宣宗手诏刘瑑入朝也有类似举动，刘瑑也是深受宣宗器重的翰林内臣，此前出为河东节度使，直到刘瑑从太原动身赴京，外人才知入朝之事。刘瑑入朝时宰相为令狐绹、崔慎由、萧邺三人，其中，萧邺与崔慎由素不相合，刘瑑入朝即为其所引。宣宗秘其行踪，目的就是要防止崔慎由、令狐绹等人从中作梗。同样，宣宗欲命得罪权贵的韦澳返京，密诫中使“无令人知”，目的就是在韦澳返京前摆脱宰相们的无端阻挠。大中后期，尤其是大中十年(856)韦澳面授京兆尹以后，宣宗愈来愈多地采取密授近臣官职的办法，这反映出宣宗君相之间的矛盾日益公开化。
从京兆尹的任免情况来看，宣宗在很多情况下都“不得自由”，即他可以把有错误的官员撤换掉，却总不能随心所欲地提拔自己亲信的官员，尤其是那些不为宰相所喜的官员。在无力撼动宰相权势的情况下，宣宗只得运用各种权术来驾驭宰相。
宣宗为宦官所立，对宦官集团的政治能量心有余悸，非常留意防范宰相与宦官结交。《东观奏记》卷上云:
马植为相，与左军中尉马元贽有亢宗之分。上初即位，元贽恩泽倾内臣，曾赐宝带，内库第一者，元贽辄以遗植。一日，便殿对，上睹植带，认是赐元贽者，诘之，植色变，不敢隐。翌日，罢为天平军节度使。行次华州，取植密吏董侔下御史狱，尽闻植交通之状，再贬常州刺史。[27](www.zuozong.com)
大中早期宣宗地位不十分巩固，不敢直接触动马元贽，只有拿根基尚浅的马植开刀，将其远贬为常州刺史。大中中后期随着皇权的巩固，宣宗对宰相交通宦官的防范更为严厉。《东观奏记》卷中云:
上每命相，尽出睿旨，人无知者。一日，制诏枢密院:“兵部侍郎、判度支萧邺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仰指挥学士院降麻处分。”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以邺先判度支，再审圣旨，未识下落，抑或仍旧?上意贵近佑萧也，乃宸翰付学士院:“户部侍郎、判户部事崔慎由可工部尚书、平章事，落下判户部事。”宸断如此。
自从韦澳被排挤之后，宣宗对宰臣有所不满，命相很少同宰相商量，以至外间“人无知者”。就本条萧邺罢相之事而言，萧邺在崔慎由后一年拜相，王归长、马公儒二人都是宣宗临终前的托孤之臣，此三人并没有因此而获显罪，宣宗临时换相，目的就是杀鸡儆猴，警诫王归长等不得自作主张，同时也告诫萧邺等不得结交宦官。
延英召对是中唐以后宰相议政问题上的重大变革。唐制:“阁中群臣未退，宰相不奏事。”[28]朝臣退后，宰相形式上也只能提出意见供皇帝参考，即所谓“延英宰相奏事，帝平可否”[29]。延英议政最大限度上保证了皇帝集思广益，避免权臣的欺隐，宣宗对此尤为重视。《东观奏记》卷上载:
上临御天下，得君人法。每宰臣延英奏事，唤上阶后，左右前后无一人立，才处分，宸威不可仰视。奏事下三四刻，龙颜忽怡然，谓宰臣曰:“可以闲话矣。”自是，询闾里闲事，话宫中燕乐，无所不至矣。一刻已来，宸威复整肃，是将入宫也，必有戒励之言。每谓宰臣:“长忧卿负朕，挠法，后不得相见!”度量如此。赵国公令狐绹每谓人曰:“十年持政柄，每延英奏对，虽严冬甚寒，亦汗流洽背。”
宣宗非常重视延英召对时的威仪，特意通过调整召对时的张弛变化来营造整穆氛围，给宰臣造成压力，使其不敢欺隐自己。并且经常用“长忧卿负朕，挠法，后不得相见”等语句警告宰相不得朋比营私。旧例，延英召对时枢密使等也可参与其事，为避免宰相不能畅所欲言，宣宗规定召对时两中尉先降，枢密使候旨殿西，宰相奏事结束后，枢密使再在案前受事[30]。大中末宣宗曾用“异日不复得独对卿矣”作为蒋伸入相的暗示语，可见宰相不得独对的原则也得到较为严格的贯彻。
文宗大和初，刑部、大理寺等刑法官获得在皇帝面前奏对的权力，开成五年(840)武宗即位后专任李德裕，百官谒见之制削弱，刑、法官奏对之制罢废。大中三年(849)十月，宣宗规定待制官与谏官、法官循环奏对[31]。除宰相外，待制官、谏官、法官及诸道节度使、诸州刺史等也都有机会谒见宣宗。宣宗接见群臣，表面上看是宣宗勤政纳谏，更深层次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相权的猜忌。
《金华子杂编》卷上载:
令狐公绹，文公之子也。自翰林入相，最承恩渥。先是，上亲握庶政之后，即诏诸郡刺史，秩满不得赴别郡，须归阙朝对后，方许之任。绹以随、房邻州，许其便即之任。上览谢表，因问绹曰:“此人缘何得便之任?”对曰:“缘地近授守，庶其便于迎送。”上曰:“朕以比来二千石多因循官业，莫念治民，故令其到京，亲问所施设理道优劣，国家将在明行升黜，以苏我赤子耳。德音即行，岂又逾越?宰相可谓有权。”绹尝以过承恩顾，故擅移授。及闻上言，时方严凝，而流汗浃洽，重裘皆透。[32]
唐代选官皆在孟冬，本条云“时方严凝”，与时令相合，疑前引《东观奏记》中令狐绹自语“虽严冬甚寒，亦汗流洽背”所指为同一事。胡三省就此事批评宣宗道:“如令狐绹之欺蔽，罢其相而罪之可也。若任之为相而畏其有权，则宰相取充位而已。”[33]事实上，若宣宗因如此小事就将令狐绹“罢其相而罪之”，不但其党羽会三番五次地论救，甚至还会落下气度狭小、猜忌宰辅的恶名。宣宗当面指责令狐绹“宰相可谓有权”，即顾全自己的威严，又给宰相施加压力，警示其不可擅作主张。此事《通鉴》系于大中十二年(858)十月下，同年十一月，牛僧孺子牛藂自司勋员外为睦州刺史，中谢时宣宗问道:“卿顷任谏官，颇能举职，今忽为远郡，得非宰臣以前事为惩否?”[34]看来令狐绹的回答并没有打消宣宗的疑忌，在牛藂外任时宣宗尚故意旁敲侧击，希望能抓住令狐绹的把柄。宣宗责令狐绹事从侧面揭露了当时宣宗君相之间貌似相得，实则疑忌很深的情形。
宣宗驾驭宰相的策略以“防”为主，通过自己的“明察秋毫”，防止宰相欺君枉上。既然宣宗喜以细节末枝来“明察”宰相，那么宰相必然也会制造种种善行来迎合宣宗的“明察”，这一点在令狐绹身上体现得最为典型。令狐绹对付宣宗“明察”的办法主要有以下几种。其一，自己不亲自收受贿赂，而由其子令狐滈代行其事。为表示清白，令狐绹故意不让令狐滈参加科举，也不为其谋求任何官职。这样既可消除宣宗疑虑，又可利用其布衣的身份自由地交通权贵。“每岁春闱登第，在朝清列除官，事望虽出于绹，取舍悉由于滈。喧然如市，傍(旁)若无人，威动寰中，势倾天下。”[35]其二，假装廉洁，不为亲属谋利。令狐绹因其族单，大肆提拔同姓宗人，民间有“天下诸胡皆带令”的讥讽，但是宣宗却始终深信不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令狐绹虽然广引同姓之人，却对自己近属故意不加照顾。据两《唐书》令狐楚本传和《令狐
墓志铭》[36]，令狐绹父令狐楚与令狐从、令狐定为兄弟三人。其中令狐定子令狐缄及其二子沨、湘都官宦无闻，令狐从子令狐
早孤，辗转供职于河中、解县、陕州等转运使院，其仕途同令狐绹没有明显的关系。令狐绹兄令狐绪“小患风痹，不任大用”[37]，但是两《唐书》令狐绪本传俱载其汝州任上坚辞功德牌坊之事。不管事实如何，“明察秋毫”的宣宗肯定会透过让碑这样的小事对令狐绹的“谦逊”心满意足的。其三，不失时机地投其所好，主动向宣宗行贿。晋代顾恺之《清夜游西园图》为罕见名画，大中时几经辗转，落入令狐绹手中。一次宣宗闲谈中问其有何名画，令狐绹便将此稀世珍宝进献给宣宗[38]。对这样的善解人意之臣，宣宗自然是宠信倍增。其四，一旦情况对己不利，便动用权力，将事态压制下去。大中九年(855)，科场发生泄题丑闻，举人柳翰从裴谂处先得考题，令温庭筠预作答卷，此事弄得满城风雨。因其中涉及令狐绹故人子赵秬，令狐绹怕受牵连，遂将弘词科所有中举者一并落下，连考官也尽加贬逐。当然，有些事情为宣宗亲自察觉，已经无法隐瞒，如擅自令故人便道赴任一事，这时令狐绹就会摇尾乞怜，作出一副“时方严凝，而流汗浃洽，重裘皆透”的姿态，以求得宣宗谅解。宣宗号为明察，实际已在不知不觉中陷入奸相的权术之中。王夫之曾言:“夫宣宗之于吏治，亦勤用其心矣，徒厚疑其臣，而教贪自己……涂饰耳目者愈密，破法以殃民也愈无所忌。”[39]此论可谓极为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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