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宣宗大中政局：宣宗复佛问题再认识

第三节　宣宗复佛问题的再认识

宣宗为谋求自己统治的正统性，将穆宗房四帝诬为弑逆之党，那么在政治上也必须把自己同穆宗系四帝区别开来，必须把穆宗以来所改作的“伪政”都恢复过来，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自己有“拨乱反正”之功。此点在大中时期的宗教政策上表现得非常明显。

我们知道，武宗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毁佛皇帝之一。会昌五年(845)八月，武宗下诏废除佛教。除河北三镇外^[29]，全国计省除佛寺四千六百所，招提、兰若四万所，勒令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放免寺院奴婢十五万人，依附良人五十二万一千人，并收良田数千万顷^[30]，经济成效十分显著。宣宗登基后不久即着手恢复佛教。会昌六年(846)五月，宣宗敕上京两街除先前所留四寺外，各增寺八所^[31]。大中元年(847)闰三月，又正式下敕恢复废寺:“会昌五年四月所废寺宇，有宿旧名僧，复能修创，一任住持。所司不得禁止。”^[32]结果，自宣宗“即位以来，修复废寺，天下斧斤之声至今不绝，度僧，几复其旧矣”^[33]。9世纪以后，钱荒问题比较严重，武宗灭佛时将佛寺铜像、钟、磬、炉、铎等都收归巡院，熔铸新钱。宣宗即位后“尽黜会昌之政，新钱以字可辨，复铸为像”^[34]。元和时僧、道均隶属于左右街功德使，会昌二年(842)，僧尼改隶主客。宣宗即位后以僧尼复隶于左右街功德使，所度僧尼仍由祠部给牒。唐代原以佛家三长月断屠，武宗推崇道教，改以道家三元日断屠，宣宗即位后仍恢复为三长月断屠^[35]。

应该说，宣宗复兴佛教的原因非常复杂^[36]，但是从上述复佛举措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很明显地贯穿着“务反会昌之政”的精神。宣宗复佛并不是将佛教完全恢复到会昌以前的状态，在复佛的同时还大规模地更改旧寺寺名。《唐会要》卷四八“寺”条下云:

［会昌］六年正月，左右街功德使奏，准今月五日赦书节文……今左街谨具拣择置寺八所，及数内回改名额，分析如后。两所依前名额:兴唐寺、保寿寺。六所改名旧额:僧寺四所，宝应寺改为资圣寺，青龙寺改为护国寺，菩提寺改为保唐寺，清禅寺改为安国寺……尼寺二所，法云寺改为唐安寺，崇敬寺改为唐昌寺。右街置八所。二所先准敕留:西明寺请改为福寿寺，庄严寺改为圣寿寺。八所添置，二所请依旧名额:僧寺一所，千福寺;尼寺一所，兴元寺。六所请改名:僧寺五所，化度寺改为崇福寺，永泰寺改为万寿寺，温国寺改为崇圣寺，经行寺改为龙兴寺，奉恩寺改为兴福寺;尼寺一所，万善寺改为延唐寺。^[37](www.zuozong.com)

从历史上看，唐代此前也曾有过大规模地改易寺额的活动。中宗神龙年间为表示自己中兴唐室之功，曾大规模的改换寺名为中兴寺、龙兴寺等，改易寺额实质上是政局变革的一种标志。那么此次宣宗改换寺名是否也同样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呢?从武宗到宣宗，政权的交接虽然属于李唐皇室内部进行的权力更替，但是宣宗既然视穆宗为元和逆党，此番把寺名更改为保唐、安国、唐安、延唐之类，明显也有类似之政治意图，即通过改换寺名向世人宣示自己对唐室有“拨乱反正”之功。我们还注意到，大中初年宣宗追思宪宗的举动，如为宪宗建报圣寺等很多都同寺庙有关。宪宗崇佛是十分狂热的，元和十三年(818)十二月，宪宗曾专门派遣太监率大批僧侣往凤翔法门寺迎取佛骨，在宫中供养三天后又遣使送往各寺礼敬，一度掀起全国性的宗教狂热。宣宗当时虽为十岁孩童，对其盛况当有所记忆。现在这种佛教的盛况已为武宗所破坏无遗，宣宗如此急切地恢复佛教，同他谋求证明自己继统宪宗之政显然也有密切关系。

中唐以后韩愈、李翱为重新确立传统的儒家主流意识形态权威，在“尊王攘夷”的旗号下都有相当激烈的毁佛言论^[38]，当日部分士子中确实存在着毁佛兴儒的呼声。从现存史料看，除主客郎中韦博上言法令过于严酷外^[39]，并无太多大臣反对的记载。毁佛诏令一下，“御史乘驿未出关，天下寺至于屋基耕而刓之”^[40]，政令所及之处无不闻风而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宣宗复佛却因使国家财政再度紧张而遭到臣下的消极抵制。大中五年(851)正月，宣宗下诏:“京畿及郡县士庶，要建寺宇，村邑勿禁;兼许度僧尼，住持营造。”^[41]时朝廷正用兵河湟，军费开支巨大，孙樵上书极言“武皇帝即不能除群髡，陛下尚宜勉思而去之……况将兴于已废乎”^[42]?中书门下也以财力不足，请求兴佛之事“量加撙节”，十月，中书门下奏请州府佛寺未完功者“且令成之”，而乡村毋得更置佛舍。次年十二月，中书门下又请限制敕外造寺^[43]。如果再考虑到宣宗将会昌新钱悉数复铸为佛像等举措，则宣宗此时复佛显然是极不合时宜的，宣宗复佛同其重用宪宗功臣之子一样，都是其才识拙劣的一种表现。

诚然，宣宗复佛在文化史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会昌时期湖南等地“焚撤书像，殆无遗者”，大中八年(857)，潭州岳麓寺沙门疏言往太原求《大藏经》，河东节度使卢钧命军门“四驰以求逸文”，共得经、律、论5048卷^[44]，这对保存佛教典籍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宣宗复佛并非对武宗毁佛政策过于急躁的矫正，而是意在恢复元和之政，并且对朝廷的财政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故不能给以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