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信活动盛行，信教风兴盛

（一）妇女“衷”于“佛”，“怠”于俗

这里的妇女“衷”于“佛”，一般不是指正常的宗教信仰活动，而是或多或少打上迷信色彩的求神拜佛。列宁虽然说过：“宗教偏见最深刻的根源是穷困和愚昧。”［31］但是，在中国却大不相同，无论是贫穷落后还是富裕发展，封建迷信在农村始终有生存土壤，社会转型期经济发展了，可是迷信拜佛之风却更加强烈，无论村子的经济发达与否，这几年崇神拜佛之风有分布面越来越广的趋势。“新时期我国农村教徒中，老龄教徒所占比例超过了一半，女性教徒和文化程度低的教徒所占比例超过80%。”［32］信教的教徒多以祈求神灵来保佑全家安康，摆脱厄运，同时通过参佛拜佛等活动抚慰心理困顿疲乏。

很多地方的农村历史上就有逢吉日、祭日敬神的习俗，在农户院落的大门口一侧的墙上，要开一个神龛，里面放置宅神、土地神，有的庄院的影壁上也要开一个神龛，放置神像，逢初一、十五和重要节令点上香烛祭拜。去寺庙道院参佛时，有的人还会请“算命先生”测字、算卦。农村建房必看风水，外出必择吉日，有的个别人家甚至男女婚恋也要看八字，若是八字不合，也会成为婚后夫妻不和的借口。

有的地方，道教比佛教在老年信徒中有市场，这是由于道教是本土宗教，供奉的神仙贴近地气，讲求天人合一，讲求长生不老，画符画箓用以消病消灾的现世现报的实用性特点，而佛教则寄托于来世，讲求忍受苦难和节制欲求。有的地方的佛教寺院都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才翻修恢复的，有的地方即使有些庙宇新建了金碧辉煌的铜佛，但其主要供奉的还是道教中或其他本土民间宗教中的传说人物，或佛、道两供，反映出人们的盲目心理。虔诚的人们基本上不分佛教道教，凡是见了神像都拜，很多老年人保持着信教的几十年的虔诚。这也为封建迷信披着宗教外衣的复出埋下了伏笔，迷信活动伴随宗教活动卷土重来，如每到庙会期间，“周公解梦”“麻衣看相”甚至“推背图”的翻版书籍充斥大小庙会，算命、请符、下神、扶乩、观相、测字、驱病等现象大有市场，死灰复燃。农村的一些中老年人在几十年的无神论教育下，依然顽强地保持信仰操守，顽固地坚信一些迷信活动。

即使是信奉西方宗教，很多农村民众也并不区分天主堂（旧教）与基督堂（新教）的差别，只认上帝和耶稣。现在天主教的教义和仪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也入乡随俗了，农民入教或参拜主要是看中圣经教义中的善因之说，老年妇女信上帝主要是保家人健康平安，疾患消除，而且据说相当灵验，经常有信徒宣讲自身或家人得到上帝恩惠的事迹。由于天主教鄙视金钱和富人，农民们信教，一般不为“求财”，祷告内容大多都较为本分。对于很多文盲半文盲的农村中老年妇女，以《圣经》为核心的天主教恰好填补了她们的知识框架的空间，创世纪、出埃及记这样的章节经过通俗和中国化讲解后，能基本听懂理解，而其他大部分历史性内容则完全听不懂，只是觉得信教的人都和颜悦色、人心向善、互助友爱，这是最为吸引他们的因素。

教堂里还提供饭食，这都给信教者提供了一个心灵寄托的温暖港湾。不少农民做礼拜时，把家里产的萝卜、白菜、土豆还有小麦面粉等粮食带到教堂，做完礼拜就大家一起帮厨做饭，进行会餐。

（二）农村参教拜佛兴盛的原因

在文明和科技发达的今天，乡民们如此虔诚地信仰宗教神灵，笔者分析其原因有三：

第一，通过对宗教的皈依，获得精神上的支持、倚靠和抚慰。

农村经济发展与精神文化发展没有同步，很多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没有得到进步。一旦遇有天灾人祸、家庭遭难等人生不幸，在个人能力企及不了的情况下，便由对美好生活的无望追求，转向对心理与精神的慰藉追求，以精神上可以得到的寄托去补偿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缺憾，通过心灵深处对理想生活的憧憬和想象，去弥补现实的网。(www.zuozong.com)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同一个村子的农民，有的建起了高楼大院，买上了轿车，在城里买了商品房，家里子女升学的升学、就业的就业；而有的家庭则起色不大，21世纪盖起的高档洋楼和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旧式砖瓦房在一个村里比邻的现象不是少数。市场经济在农村体现为各种“机遇”，有人今年靠种植蓝莓或者美国提子收益颇丰，很多乡民就盲目跟风，结果第二年种植面积扩大导致卖价过低，收益低于成本，导致亏本，农民不愿意卖，甚至就直接烂在地里，农民也不出工去收，经济上心理上受到双重打击。

有的家庭子女外出打工致富，回村风光显赫，而有的家庭子女在外面打工辛苦奔波、收入微薄。在农村不少地方，攀比之风盛行，一些村民存有势利之心，在村中的“舆论”压力之下，导致一些人产生心理落差。这些由于经济变化、家庭际遇、个人得失等积聚在人们心里，特别是中老年人心中无法排解，把之归结为“命运”。按照风水学理论，命是命，运是运，命取决于人出生时年月日时的“四柱八气”，命不可改而运可转，于是人们便希冀于神灵。为了改变家人的运气，所以求神拜佛者越来越多。佛诞、菩萨诞，成为重大节日，迎神，谢神、焚香请愿等活动兴盛。

经济上突飞猛进，但乡村文化供给缺失，片面强调发展经济，对精神文明建设不甚重视，乡民们成为单一发家致富理念上的跛子，群众的文化与心理素质没有得到提高，在各种际遇面前，希望求助于神灵以消弭灾祸，摆脱不安和落寞。

第二，生活富裕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充分落实，给宗教活动提供了物质和法律保障。

过去困难时代，农村人对于买香烛黄纸的钱，特别是中老年妇女有点舍不得，属于买起来心里两难的用品。现在随着物质生活的发达，买这些东西已毫不在意，每逢农历吉日、祭日，去离家几十里地的大型道观庙宇去参拜神灵已经成为不少村落的中老年农妇们集体性趋之若鹜的活动，动辄一卷一卷地烧纸，一簇一簇地焚香，在宗教性方面的花销肯舍得付出。特别是这几年农村富裕了，交通、通讯的方便，使村民们可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和闲钱去求神拜神、许愿还愿。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统领的国家意识，对伴随着迷信的宗教活动进行了取缔，农村的宗教信仰和迷信活动只是小范围、私下里进行，公开的烧香拜佛基本绝迹。社会转型期，社会的巨大变迁给人们造成难以适应的局面，不少人心理失衡或产生精神困惑，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整个社会的经济转向，社会环境的宽松，给宗教活动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迷信活动也有了打擦边球的机会，乡村治理的松散与公民自由度的增大，使人们期望从似灵非灵的“神”那里寻找精神寄托。

第三，传统村社中血亲和地缘为主要纽带的关系结构发生变化，使得人们觉得宗教比人更为亲近和靠谱。

年轻人常年不在家，老年人在经济上缺乏扶助，精神上孤独无靠，而道教里的神仙、佛教里的菩萨，天主教的基督耶稣，那些慈眉善目、悲天悯人的塑像成为他们排遣内心积郁的精神寄托。再加之乡村中老年妇女集老妻、母亲、婆婆等多种角色于一身，家庭事务繁重，身边恐有患病的老伴儿，下面恐有不懂事的孙男弟女，周围还有一大堆来来往往的亲戚，无论是娶媳妇、嫁姑娘，还是家中儿孙添丁进口，哪一方面都要尽心尽力考虑照应到。这使得她们无论是盼望生活平安、无病无灾，还是求神送子、盼子登科，都愿意去参拜一下。家庭关系和睦的，去拜个佛是锦上添花；家里矛盾和困难突出的，如若家中儿女不孝、亲人病魔缠身的，因这些影响而产生精神创伤的，更加转向迷信和宗教。

有的信教群众因为机缘巧合或心理因素，用其自己的话说是“信教之后病好了，日子也顺了，做什么都有信心”，所以至今每到礼拜日便到教堂帮工。除此外，教堂还组织人到那些家中有病人的“兄弟姐妹”家中帮助做一些家务，带一些水果点心，奉“主”的名义进行祈祷，愿“圣迹”显现，祝病人早日康复。宗教的某些教义在社会中起着规范人们的行为和调整人际关系的作用，如有所敬畏、忠信仁义，倡导说真话、做好事，倡导与人为善、施舍帮助他人、不打架骂人、不偷盗淫邪等。农民按照自己的认识和传统习惯去理解和遵从这些教义，敬天敬地，知道荣耻孝悌，由于对社会和家庭有益，对自身也有积极的精神作用，很容易使人产生认同。